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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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国人打败清政府后,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为确保中国准时付钱,直接任命了英国人看管着中国海关,所有海关关税收入都直接被英国人 拿走冲抵赔款。
。。。!
猎杀胡雪岩(2)
赫德28岁就执掌了大清海关,属于典型的少年得志,但与胡雪岩比起来还稚嫩得多。他以邀请胡雪岩合伙办丝厂为诱饵,以“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为条 件,企图说动胡雪岩做出价格让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门求购,开出的价格是,按照当时的市价,再加800万两白银,经?谈判后,同意加到1000万两白 银。只要胡雪岩点头,相当于今天20亿人民币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势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绝了,他要更高的价格。
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3】。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到1883年年关时,丝价大跌,一半丝商推迟结算,几家大的丝行破产。胡雪岩试图邀集丝商将来年的新丝再次收尽,以迫使洋行屈服,结果无人响应。
上海市场生丝成交清μ?,买卖双方僵持了整整3个月。此时,双方较量的就是资金的实力了。
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后台大老板乃是17大国际银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势力最大的英国巴林银行。在19世纪,巴林家族号称是“欧洲第六大强 权”,其发迹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早,在国际金融领域曾是无可争议的老大。有此强援,怡和洋行在与胡雪岩的对峙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而胡雪岩的处境却开始不妙了。要知道,维持价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货栈费用、巨大的融资成本、运输、保险、人工全都要钱。惊人的资金占用使得胡雪岩的现金流处于日益脆弱的危险之中。
早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北洋派干将盛宣怀开始行动了。他正在密谋“废掉”胡雪岩。
胡雪岩与盛宣怀并无太深的个人恩怨,只是各为其主罢了。胡雪岩的后台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胡雪岩作为其总后勤,运用 自己阜康钱庄的信用和金融网络,于1867年首创以海关关税为抵押向洋行和外资银行举债,14年中,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融资1600万两白银,为左宗棠收 复新疆的历史殊勋立下了汗马功劳。1883年让他陷入绝境的50万两汇丰银行债务,正是他以自身信用为收复新疆的战争债务所做的担保,如果政府的钱不能准 时到位,他将不得不自己掏钱垫付给汇丰银行。
盛宣怀的后台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与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中国的西北方向,中亚的阿古柏 利用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强的支持下,侵入新疆,成立了所谓的“浩罕国”。不久,俄国军队占领边防重镇伊犁,西北塞防形势危如 累卵。同时,在中国的东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台湾地区的严重事端,中日之间战事一触即发。“太平天国”十四年战争之后,清朝府库一贫如洗,国家财政已 无力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可是,李鸿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张强化海军为优先要务,为此不惜放弃新疆;而左宗棠坚持“塞防”绝不可废,应该毫不犹豫地对新疆 叛乱进行武力征伐。双方矛盾的焦点就是“筹饷”问题,如果朝廷决定“海防”优先,则巨额的资金将流进北洋派的势力范围,而确立“塞防”国策,则左宗棠必然 实力大涨。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尖锐较量。
最终,左宗棠胜利收复新疆全境,其声望与地位一时压倒了李鸿章。此时,中法战争又阴云密布,左宗棠再次主战,李鸿章再度主和。李鸿章生怕大笔资金再 度流入主战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经…费来源不足,因此决定发动“倒左”攻势。打仗打的是钱粮,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废掉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
盛宣怀要彻底搞垮胡雪岩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他的能量也仅限于截断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应付给胡雪岩的50万两协?饷,这笔钱正是朝廷偿还汇丰银行的 欠款。而胡雪岩由于用阜康钱庄的信用为朝廷向汇丰借款,如果朝廷迟付,他就必须垫支。不过胡雪岩毕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资本市场中心,无论是向汇丰银 行提出贷款展期,还是向其他外国银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钱庄票号同业拆借,亦或将价值近千万的生丝进行抵押贷款,更何况,他还有上万亩的土地、庄园等不动 产,以及20多家典当铺、连锁票号和胡庆余堂药店等庞大经?营性资产,筹措50万两银子并不是件太难的事。
因此,盛宣怀不仅需要掐断胡雪岩的官府资金来源,更需要斩断胡雪岩在资本市场上的一切融资通道,而这绝不是盛宣怀能搞定的。他必须联合上海金融市场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后捅上这致命的一刀。
洞庭山帮: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1)
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誉不错,又有主管上海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为靠山,平时也广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组成强大的丝商联盟同洋行叫板。??能够左右所有外国银行的决定,同时还能控制上海全部钱庄票号、典当铺的命运,让大家一起拒绝给胡雪岩融资呢?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强大的金融买办帝国的缔造者:来自洞庭东山的席正甫,他们这一圈人号称“洞庭山帮”。与国际银行家的打法一样,席家可谓相当低调,除了少数史学界人士,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名字都极为陌生。大道无形正是他们的特点!
外国洋行刚进入中国做生意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业环境和政府关系两眼一抹黑,欲扩大业务必借重当地华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洋买办。洋买办往 往是以独立商人的身份与外国洋行“合作”,他们要向洋人缴纳高昂的“保证金”,担保生意亏损时,以保证金赔偿。同时,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们为了自身 的利益,为洋行的业务拓展殚精竭虑。除了结交官府掌握政府资源,也需要广交商业圈的关系,将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编织着层层关系与金钱的网络,疏 通着种种富贵与利益的渠道,他们的前台是商场,后台是洋场,舞台是官场。正是通过他们,外国的资本渗透进中国的经?济血脉,外国的商品涌向了中国的大城小 镇,外国的精神颠覆着中国的意识,外国的利益捆绑了中国的权贵精英。可以说,没有洋买办,洋人的业务在中国将寸步难行,洋人的势力在中国也会一事无成。
当胡雪岩领导本土的金融和商贸力量开始向洋行发起挑战时,他不仅直接威胁到了洋行的商业利益,更威胁到了洋买办阶层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当上了汇丰银行的洋买办,交了2万两银子的保证金后,他买到了一张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快车票”。席正甫的能力当然没有让汇 丰银行失望,刚到汇丰,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盐税做抵押,向汇丰进行政治借款200万两白银的大单,年息8%,分10年偿还。席正甫一炮打响,从此一发不可 收拾。在席家的运作下,汇丰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贷款,从中获取了高额分成。
在发行纸币方面,也成效卓著,汇丰的纸币流通堪称外国银行之最,流通范围遍及长江?、珠江…流域,在华南,汇丰纸币几乎代替了清政府货币的地位,成 为计价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务派知识分子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纸币),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瞧虚实,不论多少,为所 欲为。闻英商汇丰银行在奥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万之谱。”席家为汇丰以白条占有中国实体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国的达官贵人纷纷将资本存放在政府难以管辖的汇丰账户上,宁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愿意图个“安全保险”。据 统计,长期在汇丰开户的客户中,定期存款在2000万两以上的有5人,1500万两以上的20人,1000万两以上的130人,百万两和数十万两级别的更 难以估算。【4】席家从中获取的佣金更是天文数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汇丰在上海的业务总量大大高于香港总行,英国人自己也承认,“汇丰银行的总行虽在香港,但一般说来,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 些”。当席正甫与英国方面的大班(旧时对外国公司、洋行经?理的称呼,指当时中外通商的经?纪人。——编者注)发生意见冲突时,总部最终都以席正甫的意见 为最终决定,为此,不惜撤换英国大班。
洞庭山帮: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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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正甫不仅在汇丰一言九鼎,对上海的钱庄票号也是说一不二。
当时,在上海的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需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大 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这些有实力的钱庄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远期汇票,在5~20天的时间里,向汇丰或其他外国银行进行以庄票抵押的短期融资。 这样一来,仅有七八万两银子的钱庄,可以用庄票抵押给汇丰,从而借出大量资本进行商业贸易放贷,其规模可高达七八十万两。由于汇丰的存款数量巨大且利息成 本低廉,在向钱庄拆票的过程中可以收取高额利息,从而美美地享受着存贷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上海钱庄“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 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300万两的放款,竟为维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转所必需的数量”【5】。当银根低于这个数字时,整个商业活动将立刻受到明显影 响。
通过拆票业务,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根就宽裕,反之,银根就趋紧。汇丰银行所获得的中国巨额廉价储蓄,极大地增强了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根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入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 上海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的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渣打) 、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 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 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随着席正甫的势力膨胀,连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笼络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见席正甫,毕竟是大财神,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离开钱都是瞎 扯。二人对席正甫的拉?拢都很尽心,他们同时保举席正甫担任政府官员,但席并无丝毫兴趣。后来在李鸿章的再三推荐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顶戴。这与他的 刻意低调很不协?调。近乎隐居的席正甫连洞庭东山的商圈联谊活动都从不参加,上海的媒体报道中极少出现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后运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与盛宣怀的关系就更密切了。盛宣怀在打垮胡雪岩后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时,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后支持者,两人在生意上是铁关 系,在盛宣怀的账单上,令人瞩目地存在着与席正甫相关的“汇丰银行英镑与银账”【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怀无不满足,席家的大量亲友纷纷被安排进盛 宣怀的体系内任职。双方实现了彻底的利益互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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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山帮: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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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政府准备成立官商合办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时,洞悉私有中央银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户部银行共发行4万股,其中官方认购一半,私人认 购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几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