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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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华昙打电话通知我说，罗卡曼尼亚去世了。当时我正被　许多同伴所包围，我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我最坚固的堡垒垮了。”不合作运　动当时正处于高潮，而我正热烈地希望得到他的鼓舞和启发。他对于不合作　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永远是一个令人猜测的问题，而且谁也猜不透。但是　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出席加尔各答大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沉重地感到他　的去世所遗留下来的空虚。在那民族史上千钧一发的危机中，大家都感到缺　少了他那深思熟虑的意见。

第四十三章　在拿格浦

加尔各答特别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还得在拿格埔的年会上加以肯定，　在这里，又象在加尔各答一样，也有无数旁听者和代表们赶来。参加大会的　代表人数那时还没有限制。结果，据我所记得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数竟达　一万四千名之多。拉拉吉极力主张把抵制学校的条文略加修改，我接受了他　的意见。同样地，德希班度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以后不合作的决议案便　被大会一致通过了。

关于修改国大党党章的决议也要在这次大会上讨论。小组委员会的草　案在加尔各答的特别大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因此这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讨　论。这一次要在拿格埔大会上作最后的决定。大会的主席是西·维加耶罗伽　华恰立。提案委员会只对草案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就通过了。我记得我在草　案中曾将大会代表的人数规定为　1，500　人；提案委员会把这个数字改为　6，000　人，我认为这个增加是出于匆促的判断，而这几年的经验更证实了我的　看法。

我以为那种认为代表人数众多就有助于大会的进行，或者就能维护民　主原则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一千五百名代表，对人民的利益极为关心，　心胸宽广而诚实，无论如何总比随便选出来的六千名不负责任的人更能够维　护民主。要维护民主，人民必须对独立、自尊和团结特别关心，而且必须坚　持挑选那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做他们的代表。然而迷恋于代表人数的提案委员　会，实际上会使得人数超过六千人。所以六千人的限制实在具有妥协的性质。　国大党的宗旨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在我所提出的党章里，　国大党的宗旨，如果可能的话，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不可能，　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大会上有一部分人要把党的宗旨只限于在不列颠　帝国范围内自治。这一部分人的意见是由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提　出来的。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很多票。党章草案再一次提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　段仍将是和平的和合法的。这个条件也引起了反对，反对者的意见是说在党章中不必规定应当采取什么手段，大会经过一场有教育意义的和坦率的讨论　以后，仍然维持原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党章是由人民真诚地，理智地并且热　心地订出来的，那就将成为进行群众教育一个有力的工具，而制订这个党章　的过程本身就会给我们带来自治。然而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就有点不相干　了。

关于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土布的决议也都在这次大会上　通过了，从此国大党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度　灾祸的责任；国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的“骷髅”建立了生活上的联　系，大会通过了为基拉法进行不合作的决议则是国大党为了促使印—穆团结　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试。

告别现在该把这几章告一段落了。　我从此以后的生活便完全公开了，差不多没有什么事情是人们不知道的。而且，从　1921　年以后，我在工作上同国大党的领导人有着那么密切的　联系，所以我在描述此后生活中的任何事件时，不能不提到我同他们的关系。　今天，史罗昙纳吉、德希班度、哈钦·萨希布和拉拉吉虽然已与我们永别了，　我们很幸运地还有很多其他老练的国大党领导人同我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　国大党的历史，自从有了我上述的重大改变以来，依然还在创造的过程中。　而我在已往七年中的主要体验，都是通过国大党进行的。因此，如果我要继　续描述我的体验，我便不能不提到我同这些领导人的关系。而这一点我是不　能这么做的，即使是为了礼貌的缘故，至少在目前是不能这么做的。

最后，我对于现在所进行的试验，还不能下确切的结论。因此，我觉　得把我的叙述就此结束，很明显是我的责任。事实上我的笔已经本能地拒绝　继续往下写了。

我不得不向读者告别，心里自然不无感触。我对自己的体验有很高的　评价。我不晓得我是否能够公正地对待这些体验。我只能说，我为了忠实的　描述，从来不敢马虎将事。把我所感觉到的和我所确切得到的结论，据实刻　画出来，一直是我孜孜以求的。这种尝试给了我心理上一种无法形容的宁静，　因为我的宿愿就是要使动摇的人皈依真理和非暴力。

我的一贯经验使我确信，除了真理以外，没有别的上帝。如果这几章　的每一页没有向读者宣示实现真理的唯一办法就是非暴力，我就会觉得我写　这本书所费的心血全都白费了。即使我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读者也应当明白，过错在于方式而不在于原则。我对非暴力的追求，不论是　多么诚挚，究竟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因此，我在一瞬间所瞥见的一　点真理，很难把它的无法形容的光辉宣泄于万一，这光辉的强烈，实百万倍　于我们日常亲眼看见的太阳的光辉。其实我所抓到的只不过是这个伟大的光　明的最微弱的一线而已。然而我可以保证说，根据我这一切体验的结果，只　有完全实现了非暴力的人，才能完全看到真理。

要和普遍的和无所不在的真理的精神面对面地相见，人们必须爱护最卑微的生物，一如爱护自己，而一个有志于此的人，便不能对生活的任何方　面采取超然的态度。这就是我追求真理而不得不投身于政治的缘故。我可以　毫不迟疑地，并以最谦逊的精神来说，凡以为宗教与政治无关的人，其实是　不懂得宗教的意义。

如果不进行自我纯洁的工作，要和每一件生物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　没有自我纯洁，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则也必然是一种梦想；一个心地不纯洁的　人，决不能认识上帝。因此，自我纯洁必须包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纯洁。　而由于纯洁是富有感染力的，个人纯洁的结果必然使周围的环境也纯洁了。　然而自我纯洁的路程是艰难而崎岖的。一个人要达到完全的纯洁，就　必须绝对摆脱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感情；超越于爱、憎、迎、拒的逆流之　上。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三方面的纯洁，虽然我在这方面一直进行着　不倦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赞誉不能使我动心，有时反而使我难过　的道理。在我看来，克服微妙的情欲比用武力征服世界要难得多。我自从回　到印度以后，总感到情欲一直在我的内心潜伏着。这一种感觉使我感到惭愧，　但是并没有使我气馁。这些经验和尝试使我得以支撑下去，并给我以极大的　快乐，然而我知道我的面前还有一条艰难的道路。我必须把我自己降为零。　一个人若不能自动地在同类中甘居末位，就不能解脱。非暴力是最大限度的谦让。　在和读者至少作暂时的告别的时候，我请读者同我一起向真理的上帝祈祷，求他赐给我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暴力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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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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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　年　10　月　2　日　生于印度南部卡提亚华邦波尔班达城，即苏达玛普　里地方。

1876　年　随父迁居拉奇科特。入小学读书。同嘉斯杜白订婚。

1881　年　就读于拉奇科特阿尔弗烈德中学。

1882　年　与嘉斯杜白结婚。

1885　年　父亲逝世，享年　63　岁。

1887　年　中学毕业，升入巴弗纳伽城沙玛尔达斯学院。因学习困难辍　学回家。

1888　年　9　月　赴英就读于伦敦大学，攻法律。遗妻、子于家。

1891　年　6　月　考试及格，获得律师资格，离伦敦回国。1892　年　去孟　买当律师，因无收入，不到半年即重返拉奇科特，依靠乃兄分给的律师业务　生活。

1893　年　4　月　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布杜拉之聘赴南非处理债务纠纷。

1894　年　为南非杜尔班印度侨民起草请愿书递交纳塔耳立法议会，反　对规定具有　50　英镑不动产才有选举权的歧视印度侨民的规定。甘地在纳塔　耳登记为第一个有色人种律师。

5　月　22　日　南非印度侨民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甘地的　组织下成立。

甘地写了两本小册子：《向南非英国人呼吁》和《印度人选举权》，进　行宣传工作。1896　年夏　甘地回国，先后赴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孟买、　浦那、马德拉斯、拉奇科特等地广泛结交新闻界名人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　宣传南非印度侨民的疾苦，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1　月　携妻、二子再度赴南非，一子留国内。

1897—　1899　年　在南非当律师。注意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

1899　年　10　月　英国人发动的殖民战争——波耳战争爆发，甘地组织了　一个　300　人的印度救护队赴前线为英军服务。

1900　年　2　月　救护队解散。英国政府对甘地的效劳甚为赏识。

1901　年　12　月　应国内友人催促携眷返印度，并赶赴加尔各答参加第十　七届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提出一个有关南非印侨的议案，并获得通过。

1902　年　12　月　应邀赴南非准备向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递交请愿书，请　求给予印度侨民平等的待遇，但是没有结果。

1903　年　在南非研究印度契约工人的问题。

1904　年　在南非创办《印度舆论》周刊，并在杜尔班附近花了　1000　英　镑买下　100　英亩土地建立“凤凰村”，志愿参加该村者都得参加体力劳动，　维持同样简朴的生活，开设印刷厂，自行印刷《印度舆论》。

1905　年　致力于印度侨团各教派的团结工作。

1906　年　4—　6　月　朱鲁人反英起义，甘地倡议以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名义　组织救护队为镇压“叛乱”的英军服务。但英军叫他去照料朱鲁伤员，这使　甘地对被迫害的朱鲁人发生了同情。甘地从前线回来后，即与凤凰村人员讨　论节育问题，并把他的决定告诉他的妻子。从此甘地实行了　1900　年以来从　未坚决实行过的绝对节育的生活。

8　月　德兰士瓦政府规定印度“苦力”（对一般印度人的蔑称）居留八　年以上者始可定居德兰士瓦，并须办理登记手续，否则将受处罚。甘地组织　侨民为取消此一规定而斗争，无结果。

10　月　甘地参加南非印侨代表团赴伦敦请愿，会见了英国的印度事务　大臣和首相，终于取得他们同意停止此项政令。

1907　年　德兰士瓦与奥朗吉殖民地合并为自由邦后，这个法令又被议　会通过了，并定于　1907　年　7　月实行。后因受到抵制，政府又延期一月，仍　受抵制。在这次斗争中，甘地初次运用了“非暴力抵抗”的办法，而于　12　月最后一周被传讯，并被判驱逐出德兰士瓦。但甘地拒绝离境。旋即入狱。　后来南非政府建议如印度侨民自动进行登记，该法令即可撤销。

甘地接受此项建议。

1908　年　1　月　31　日　甘地获释。但是那个法令并没有取消，甘地即劝印　侨将居民证焚毁，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并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政府背信弃义。

9　月　29　日　甘地再度被捕，并判处罚款　25　英镑或做苦工两月。他接受　后者，拒绝前者。

12　月初　甘地出狱。

1909　年　2　月　甘地又回德兰士瓦，因无证件，又被判处徒刑三月，于5　月　24　日获释。

6　月　23　日　甘地率代表团到伦敦请愿，但是没有结果。旅英期间同印　度各界人士和英国朝野有广泛接触，“印度自治”的概念开始形成。

11　月　13　日　离英返南非。印度国内对甘地领导的斗争予以大力支持。

1910　年　5　月　甘地在约翰内斯堡近郊办托尔斯泰农场，并开始同托尔　斯泰通讯，深受托尔斯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1911　年　为了抗议南非歧视　印度人的移民法，甘地组织了非暴力抵抗运动，并于　5　月间同史沫滋将军达　成了临时协议，双方暂时妥协。

1913　年　9　月　甘地再度组织印度侨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以抗议歧　视印度侨民的立法，嘉斯杜白也参加了，并因此被捕。

10　月　甘地领导　2000　多印度矿工进行罢工，徒步自新堡至伏尔克斯鲁　斯特，要求政府取消征收三英镑人头税的法令，甘地因此被捕，监禁九个月。

191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