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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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只好目送这只被背后吹来的风刮走的舰队朝奥恩河入海口、阿罗芒什和温斯顿港方向而去。当年，英国人就在那里把人工港硬加给了大海①。假如她们全都来，我们的地堡可容纳不下。我也曾闪过一个念头，让画师兰克斯接待她们的来访，但紧接着，友谊、厌烦和邪念同时吩咐我把大拇指朝奥恩河入海口指去。修女们听从了我的大拇指，在沙丘上渐渐地变成了飘忽而去的六个越来越小的黑洞眼，那伤心的“阿格奈塔姆姆，阿格奈塔姆姆！”的喊声，也使她们越来越神速如风，最后化为沙粒。
……………………
①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采用的由舰船组成的人工港。
兰克斯先走出地堡。典型的画师的动作：他的两只手贴在裤子上擦了擦，懒洋洋地来到太阳底下，向我讨了一支烟，把烟塞进衬衫口袋里，向冷了的鱼扑过去。“这种事情使人饥饿。”他暗示地解释说，抢走了归我的鱼尾。
“她现在肯定很不幸。”我埋怨兰克斯，对用了“不幸”这个字眼颇感得意。
“为什么？她没有理由感到不幸。”
兰克斯无法想象，他同别人打交道的方式会使人不幸。
“她现在在干什么？”我问道，可我原来想问些别的事情的。
“她在缝补。”兰克斯用叉子比划着。“她的修女服撕破了一点，正在缝补。”
缝补女郎走出地堡。她随即撑开雨伞，顺口哼着什么，然而我相信自己听出她有些紧张：“从您的地堡往外看，那野景真美啊！整个海滩尽收眼底，还有大海。”
她在我们的鱼的废墟前面站住不走了。
“我可以吗？”
我们两个同时点点头。
“海风使人饥饿。”我给她帮腔。她点点头，用那双使人联想起修道院里的笨重劳动的又红又裂口的手抓我们的鱼，送进嘴里，严肃而紧张地吃着，思索着，仿佛她咀嚼的除了鱼之外，还有她在吃鱼前所得到的享受。
我瞧着修女帽下的她。她把记者用的绿色墨镜忘在地堡里了。一般大的小汗珠排列在她的白色上浆帽檐下光滑的前额上，倒颇有圣母前额的丰采。兰克斯又想向我要烟，可是方才他要去的那一支还没有抽呢。我把整包烟扔给了他。他把三支插在衬衫口袋里，第四支叼在唇间。这时，阿格奈塔姆姆转过身去，扔掉雨伞，跑——这时我才看到她赤着脚——上沙丘，消失在海涛的方向上。
“让她跑吧！”兰克斯像是在预言，“她也许回来，也许不回来。”
我只安稳地待了片刻，盯着画师的香烟，随后登上地堡，远眺海潮以及被吞没了大半的海滩。
“怎么样？”兰克斯想从我这儿知道点什么。
“她脱掉了衣服。”除此之外，他从我这儿再也打听不到什么了。
“她可能想去游泳，清凉一下。”
我认为涨潮时游泳是危险的，而且刚吃完东西。海水已经没及她的膝盖，她渐渐被淹没，只剩下滚圆的后背。八月底的海水肯定不太暖，看来她并没有被吓住。她游起来了，灵巧地游着，练习着各种姿势，潜水破浪而去。
“让她游吧！你给我从地堡上下来！”我回头看去，只见兰克斯伸开四肢在抽烟。太阳下，鳕鱼的骨架泛着白光，独霸餐桌。
我从水泥上跳下来时，兰克斯睁开画师的眼睛，说：“这真是幅绝妙的画：下潜的修女。或者：涨潮时的修女。”
“你这个残忍的家伙！”我嚷道，“她要是淹死了呢？”
兰克斯闭上眼睛：“那么，这幅画就取名为：淹死的修女。”
“假如她回来了，倒在你的脚下呢？”
画师睁开眼睛谈了他的看法：“那么，就可以把她和这幅画叫做：倒下的修女。”
他只懂得非此即被，不是头即是尾，不是淹死即是倒毙。他夺走我的香烟，他把中尉扔下沙丘，他吃我的那份鱼，让一个本来是被奉献给天国的女孩去看地堡内部，当她还在向公海游去的时候，他用粗糙的、块茎状的脚在空中作画，随即标好尺寸，加上标题：下潜的修女。涨潮时的修女。淹死的修女。倒下的修女。两万五千个修女。横幅画：修女在特拉法尔加。条幅画：修女战胜纳尔逊爵士。逆风时的修女。顺风时的修女。修女逆风游七。抹上黑色，许多黑色，溶化的白色和冷蓝色：进犯，或者：神秘，野蛮，无聊——战时他的水泥上的旧标题。我们回到莱茵兰后，画师兰克斯才把所有这些画真正画下来，有横幅的，有条幅的。他完成了全部修女组画，找到了一个强烈渴望得到修女画的艺术商。此人展出了四十三幅修女画，卖了十七幅，买主有收藏家、企业家、艺术博物馆以及一个美国人，使得评论家们把他这个兰克斯同毕加索相比较。兰克斯用他的成就说服了我，奥斯卡，把那个音乐会经纪人丢施博士的名片找出来，因为不仅兰克斯的艺术，我的艺术也在叫喊着要吃面包：是时候了，该把三岁鼓手奥斯卡在战前和战争时期的经验，通过铁皮鼓变成战后时期丁当响的纯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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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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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蔡德勒说，“二位看来是不想再工作了。”他挺恼火，因为克勒普和奥斯卡不是待在克勒普的房间里，便是待在奥斯卡的房间里，无所事事。安葬施穆那天，丢施博士在城南公墓预支给我的那笔钱的余款，我替我们两个交了十月份的房租，但是，十一月从经济方面着眼，大有变成灰暗的十一月的危险。
不过，确有许多地方来请我们。我们可以在这家或那家舞厅以及夜总会里演奏爵士音乐。可是，奥斯卡不愿再演奏爵士乐。克勒普和我，我们在争吵。他说，我处理铁皮鼓的新方式同爵士乐不是一回事。我不予反驳。他因此说我是爵士音乐思想的叛徒。
十一月初，克勒普找到了一名新的打击乐手，“独角兽”的博比，一个能干人，并同这位打击乐手一起在旧城应聘。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又能像朋友似的交谈了，虽说此时克勒普已开始与其说在思想上还不如说是在言谈上与德国共产党一致了。
现在向我敞开的，只有丢施博士的音乐会经纪处的那扇小门了。我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到玛丽亚那里去，尤其因为她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打算离婚，并在离婚之后把我的玛丽亚变成玛丽亚·施丹策尔。有时我到比特路科涅夫那里去刻碑文，也去艺术学院大林全集》俄文版译出。俄文版原计划出16卷。但只出了13，让那些勤奋的艺术学徒们把我抹成黑色或者抽象化，还经常毫无目的地去拜访缪斯乌拉。我们去大西洋壁垒旅行后不久，她同兰克斯解除了婚约，因为兰克斯只想画珍贵的修女画，不想再揍缪斯乌拉了。
丢施博士的名片放在洗澡盆旁边的桌上，静悄悄却又咄咄逼人。一天，我把名片撕碎，扔掉，不想再同丢施博士有任何瓜葛。可我吃惊地断定，我已经能够像背诗似的背出音乐会经纪处的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有三天之久，由于念念不忘这电话号码而不能入睡，因此，到了第四天，我便走进一个电话亭，拨了号码，听到了丢施的声音，他那口气仿佛每时每刻都在等候我的电话。他请我当天下午就去经纪处，他要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板：老板正恭候着马策拉特先生。
“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一幢新建的办公大楼的九楼。我上电梯前，暗自问道，经纪处这个名义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什么讨厌的有政治内容的勾当。有了一个“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某一幢类似的办公大楼里肯定也会有一个“东方”经纪处。选用这个名字倒也不笨，因为我马上选择了“西方”经纪处。我到了九楼下电梯时，我确实感觉到自己踏上了通向右边经纪处的路。壁毯，许多黄铜，间按照明，全部隔音，门挨着门互不干扰，长腿女秘书，匆匆忙忙，带着她们的上司的香烟气味从我身边走过，我险些从“西方”经纪处办公室门口回头逃跑。
丢施博士张开双臂迎接我。奥斯卡高兴的是，他没有拥抱我。我进去时，一位穿绿毛衣的姑娘的打字机突然沉默无语，随后又把由于我的光临而被耽误的工作补上。丢施到老板那里去报告我已经到了。奥斯卡在一张英国软垫圈手椅的左前侧六分之一的地盘上就坐。接着，双扇门洞开学说，打字机屏住呼吸，一股吸力把我从软垫上吸起。门在我身后关上，一条地毯流经一个明亮的大厅，地毯携我流向前去，直到一件钢管家具告诉我：现在奥斯卡站在了老板的写字台前面。猜一猜，他体重多少公斤？我抬起我的蓝眼睛，在空荡荡的橡木桌面后方寻找老板，并且在一把像牙医用的椅子那样可以升高和转动的轮椅里找到了我的朋友和师傅贝布拉。他瘫痪了，仅仅眼睛和手指尖才表明他还活着。没错，他还有声音！贝布拉的声音说：“就这样重新见面了，马策拉特先生。几年前，当您宁愿要当个三岁孩子来对付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彼此失散的？！只有一点，我深感惋惜地指出，您的身材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一点也没有好处。想当年，您刚够九十四公分吧？”
我点点头，快要哭出来了。我的师傅的轮椅由电动机带动，均匀地嗡嗡作响。轮椅后面的墙上，悬挂着唯一一幅画，巴罗克画框，真人一般大的半身像，那是我的罗丝维塔，伟大的拉古娜。贝布拉没有随着我的目光看去，但为了知道我的目光投向哪个目标，他的嘴几乎一动也不动地说：“啊，善良的罗丝维塔！她是否喜欢这位新奥斯卡呢？当然不会。迷住她的是另一个奥斯卡，三岁的奥斯卡，面颊丰满红润，相当惹人喜爱。她崇拜他，她向我宣告这一点，而不是承认了这一点。可是，有一天，他不愿替她去取咖啡，于是她自己去取，结果就此丧命。就我所知，这不是那个面颊丰满红润的奥斯卡所干的唯一的谋杀案。他还敲鼓把他可怜的妈妈送进了坟墓，事情不是这样的吗？”
我点点头，感谢上帝，终于能哭了，我让眼睛对着罗丝维塔。这时，贝布拉已经准备好进行下一次打击了：“三岁的奥斯卡爱称之为他的假想父亲的邮局职员扬·布朗斯基，他的情形又怎样呢？奥斯卡把他交给了刽子手。他们把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您既然敢改头换面出现，那么，您也许可以告诉我，三岁铁皮鼓手的第二个假想父亲、殖民地商品店老板马策拉特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供认这是谋杀，是我为了摆脱马策拉特而干的，叙述了我如何造成了他窒息而死，不再拿俄国兵的机枪来给自己做掩护，而是说：“是我无机物更次之。德国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是泛心论的一个典型。，贝布拉师傅。这是我干的，那也是我干的，这次死亡是我造成的，那次死亡我也不是无罪。宽恕我吧！”
贝布拉笑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发出笑声来的。他的轮椅震颤，在构成他的脸的数以万计的小皱纹上方他的侏儒的白发间，风在扇动。
我再次苦苦哀求他宽恕我，给我的声音带上一种甜蜜的腔调，我知道这腔调会起作用的。我用双手捂住脸，我心里有底，这双手很美，同样会产生效果：“宽恕我吧，贝布拉师傅！宽恕吧！”
他扮作我的审判官，演得还真出色，他的双膝和双手之间有一块象牙色按钮板。他按了上面的一个小钮。
我背后的地毯带来了穿绿毛衣的姑娘。她拿着一个夹子，把它摊平在橡木桌面上。桌面安在钢管架上，高度大约及于我的锁骨，使我看不清楚毛衣女郎摊开的究竟是什么。她递给我一支钢笔：签个字才能买来贝布拉的宽恕。
然而，我不敢向轮椅的方向提问。在涂指甲油的手指指点处，盲目地签上我的大名，这真叫我为难。
“这是一份工作合同。”贝布拉发话了。“需要签上您的全名。请您签上奥斯卡·马策拉特。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知道我们是同谁在打交道了。”
我刚签完字，电动机的嗡嗡声增强了五倍，我让目光离开钢笔，正好还能看到，疾驶的轮椅在行进中如何缩小，如何折叠到一起，又如何滚过镶木地板，穿过一扇旁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人会以为，那份合同是一式两份，我得签两次字才买回我的灵魂或者让奥斯卡承担义务去干可怕的罪恶勾当。满不是那么回事！当我回到会客室，在丢施博士的帮助下研读合同时，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明白了：奥斯卡的任务在于单独一人携带他的铁皮鼓在观众前露面，而我必须像三岁奥斯卡当年那样敲鼓，或者像后来在施穆的洋葱地窖里那一回似的敲鼓。音乐会经纪处负责筹备我的旅行演出，在我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