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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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因戈德先生待在他的加利曾，或者在解他那道棘手的算题。小库尔特累了，但坚定地铲着土。公墓围墙上坐着瞎聊天的年轻俄国人。老海兰德快快不乐地均匀地把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铲到人造黄油箱子板条上。奥斯卡还能读出维特洛一字的三个字母。这时，他从脖子上取下铁皮，不再说“我该不该呢？”而说“必须如此！”并把鼓扔过去，因为棺材上已有足够的沙土，所以没有砰砰作响。我把鼓棒也扔过去。鼓棒插在沙里。这是撒灰者时期的鼓，是前线剧团的库存。贝布拉把这些铁皮送给了我。这位师傅会如何评价我的行为呢？耶稣敲过铁皮，一个体形像箱子、粗毛孔的俄国人也敲过它。它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是，当一铲沙土扔在它的表面上时，它又响了。第二铲沙土扔过去时，它还在出声。第三铲沙土扔过去时，它自己不再出声，只露出一点白漆。末了，沙土把它变成同别的沙土没有什么两样。沙土在我的鼓上增多，越来越多，成了堆，增长——我也开始长个儿了，大量出鼻血便是证明。
小库尔特首先发现了血。“他在流血，流血！”他叫着，把法因戈德先生从加利曾喊回来，把玛丽亚从祈祷中拽出来，甚至迫使一直坐在围墙上、冲着布勒森方向闲聊天的年轻俄国人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这吓人的情景。
老海兰德把铁锹插在沙土里，拿起十字镐，让我把后颈枕在蓝黑色的铁上。冰凉果真生效。鼻血见少。老海兰德又去铲土，坟边沙土已经不多，这时鼻血也完全止住了。但我仍旧在长个儿，征兆是我体内的嚓嚓声、沙沙声和劈啪声。
老海兰德修好了坟墓，从别人的坟上拔出一个长苔藓的、无铭文的木十字架，插在新坟丘上，大约在马策拉特的头和我的被埋的鼓之间。“完事啦！”这老头儿说着抱起不能走路的奥斯卡，背着他，领着其余的人以及背机关枪的年轻俄国人离开公墓，走过被碾倒的围墙，沿着坦克车辙，来到电车轨道上横卧着一辆坦克的地方，找到了那辆手推车。我回头朝萨斯佩公墓望去。玛丽亚拎着虎皮鹦鹉笼子，法因戈德先生扛着工具，小库尔特两手空空，两个俄国人头戴太小的船形帽，肩背太大的机关枪，海滩松树伛偻着。
从沙土地上了柏油路。坦克残骸上坐着舒格尔·莱奥。高空中，飞机从赫拉飞来，朝赫拉飞去。舒格尔·莱奥注意不让烧毁的t－34弄黑他的手套。太阳连同蓬松的小云朵落在索波特附近的塔山上。舒格尔·莱奥从坦克上滑下来，站直了身子。
见到舒格尔·莱奥，老海兰德乐了。他说：“谁还见到过第二个像你这样的人！人世在沉沦，唯独好格尔·莱奥安然无恙。”他兴致勃勃，腾出一只手，在黑上装上拍了拍，对法因戈德解释说：“这是我们的舒格尔·莱奥。他要怜悯我们，同我们握手。”
接着，莱奥摘下手套任其随风飘动。他照例流着口水，向在场的人表示了他的哀悼，随后问：“你们看到主了吗？你们看到主了吗？”谁也没有看到。玛丽亚把虎皮鹦鹉和笼子送给了莱奥，我不知是为了什么。
舒格尔·莱奥向奥斯卡走来，老海兰德已让他躺在了平板车上。莱奥的脸像是碎裂了。风吹鼓了他的衣服，两腿摆动着跳起舞来。“主啊，主啊！”他喊道，摇晃笼里的虎皮鹦鹉。“快来看天主呀，他在长个儿，看哪，他在长个儿！”
结果他连同鸟笼一起被抛到空中。他奔跑，飞翔，舞蹈，踉跄，跌倒，同吱吱叫的鸟一起逃跑，自己也变成了鸟，展翅，横越田野，朝里泽尔菲尔德方向飞去。我们听到他的喊声是穿过两挺机关枪的响声：“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两个年轻的俄国人不得不再装上子弹时，他还在喊叫：“他在长个儿！”甚至当机关枪再度响起，当奥斯卡从没有梯级的梯子上落进生长着、吸收着一切的昏厥状态之中时，我还听到这只鸟、这声音、这乌鸦——莱奥宣告：“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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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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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仓促的梦接连来访。同探视日朋友们来去匆匆的情景相仿。一个梦把房门交给了另一个，它们向我讲述了梦认为值得一讲的事情之后，便走了。尽是些无聊的故事，许多的重复，独白，还非让人听见不可，因为朗读的声调恳切有力，外加蹩脚演员的表情手势。我试着在早餐时把这些故事讲给布鲁诺听，却讲不出来，因为我全忘了。奥斯卡没有说梦的才能。
布鲁诺在收拾早餐，我顺便问道：“好布鲁诺，我现在身高究竟多少？”
布鲁诺把果酱小碟放到咖啡盘上，操心地说：“不过马策拉特先生，您又没吃果酱。”
这种责备我熟悉。早餐后他总要说几句。每天早晨布鲁诺给我端来这么一点点草莓酱，我立即用纸或报纸折叠成的屋顶把它盖住。我见不得也吃不得果酱，因此我也镇定而断然地反驳布鲁诺的责备：“布鲁诺，你明明知道我对果酱有什么想法——你不如告诉我，我现在身高多少。”
布鲁诺有一双已绝种的八条腿动物的眼睛。布鲁诺每逢必须想一想的时候，就会把这种史前时期的目光投向天花板，多半冲着这个方向讲话，今天早晨他也这样冲着天花板说：“不过，这可是草莓酱啊！”我用沉默表示我非要问奥斯卡的身高不可。间歇许久之后，布鲁诺才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盯住我的床栏杆，我于是听到，我身高一米二十一。
“好布鲁诺，为了保险起见，你再替我量一次好吗？”
布鲁诺没有挪动目光，伸手从裤子的屁股口袋里取出一把折尺，用几乎是野蛮的力气掀开我的被子，把我滑上去的衬衣拉下来遮住裸露的身体，打开黄得厉害的、一米七八就到头的尺子，贴在我身上，移动，检验，用两只手仔细地量着，目光却留在古代巨形爬行类动物时期。末了，折尺在我身上静止不动了，他装出像是在读结果的样子，说：“仍旧是一米二十一！”
他在折叠尺子时，在收拾早餐时，为什么非弄出这种噪声不可？他不喜欢我的身高吗？布鲁诺端着早餐盘，深黄的折尺旁放着天然颜色会激怒人的草莓酱，离开房间，站在过道里，再一次把眼睛贴在门上的窥视孔上——在他终于让我这一米二十一之躯单独留下之前，他的目光把我变得古老。
奥斯卡有这么高了！对于一个矮人、侏儒、小人国的人来说，这可是太高了。拉古娜夫人，我的罗丝维塔，量到头顶能有多少？欧根亲王的后裔贝布拉师傅能有多高？今天，我甚至可以俯视基蒂和菲利克斯了。我提到的这些人都曾经嫉妒而又友好地低头瞧奥斯卡，是啊，他到二十一岁，一直只有九十四公分。
直到在萨斯佩公墓埋葬马策拉待时，一块石头击中了我的后脑勺，我才开始长个儿。
奥斯卡讲到了石头。好吧，我决心补充报道一下在公墓所发生的事情。
我玩了一个小游戏，终于明白了，对我来说，不再存在什么“我该不该？”的问题，而只存在“我应该，我必须，我就要！”的结论。我于是从身上摘下鼓，连鼓棒一起扔进马策拉特的坟坑里。我下决心长个儿，立时耳朵嗡嗡作响，响声越来越大。在这之后，我的后脑勺才被一块核桃大的鹅卵石击中，是我的儿子库尔特用四岁半孩子的力气扔来的。我已经预感到我的儿子对我有所企图，所以这一击并未使我大吃一惊，但我应声倒在马策拉特坟坑里我的鼓旁。老海兰德用老人的干巴巴的手把我拉出坑来，但留下了鼓与鼓棒，见我在流鼻血，就让我躺下，后颈枕着十字镐的铁镐头。我们都已知道，鼻血减少，个子却在长，由于长势微小，所以只有舒格尔·莱奥一人发现，大声嚷着，像鸟儿一般轻盈飘飞着宣告了此事。
补充到此为止，从根本上说纯属多余，因为长个儿在我被石头击中、倒入马策拉特的坟坑之前就开始了。对于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来说，我长个儿的原因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他们称之为病：后脑勺挨了一石子儿，摔进坟坑里。还在公墓时，玛丽亚就把小库尔特揍了一顿。我真替库尔特难过，不管怎么说，他用石头扔我，可能是为了帮助我，使我快快长个儿。他也许是想要有一个真正的、长大了的父亲，或者仅仅想要个马策拉特的替身，因为他从不承认我是他的父亲并尊重我。
我持续长个儿将近一年，男女医生都证明原因在于扔来的石头和不幸摔倒，他们这么说，还写进我的病历里去：奥斯卡·马策拉特，即畸形儿奥斯卡，因一块石头击中后脑勺，等等，等等。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我的三岁生日。大人们关于我的特殊历史的开端是这样说的：三岁那年，奥斯卡·马策拉特从地窖楼梯上摔到水泥地上。这一摔，他就不再长个儿，等等，等等。
从这些说明可以看到，人有着一种可以理解的癖好，总要学任何奇迹提供证据。奥斯卡必须承认，在他把神迹看做不值得相信的幻想撂在一边之前，他也曾对每个神迹作过极其周密的调研。
从萨斯佩公墓回来，我们见到的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寓所的新房客。一个波兰人的八口之家住进了厨房和两个房间。他们心地还好，愿意在我们另外找到住处之前收留我们。可是，法因戈德先生反对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他又想把我家的卧室还给我们，自己暂时住起居室。可是玛丽亚不同意。她认为自己刚守寡，同一位单身先生这样亲近地住在一起不合适。法因戈德有时并不意识到他周围并没有他的妻子卢芭和他的家人，他常常感觉到他的太太在他的脊背里，所以他有可能理解玛丽亚所说的道理。由于卢芭太太和礼貌规矩，这样安排不行，但他仍为我们腾出了地窖。他甚至帮助我们布置储藏室，可是不同意我搬进地窖去。因为我病着，病得可怜，便为我在起居室里我可怜的妈妈的钢琴旁边设了一个临时铺位。
找医生可难啦！大多数医生都及时地随着部队的转移而离开了城市，因为西普鲁士医疗保险机构已经迁去西边，对于许多医生来说，病人这个概念已变成不现实的了。法国戈德先生找了很久才在海伦·朗格学校里找到了一位从埃尔平来的女医生，她在那里给并排躺着的国防军和红军士兵做截肢手术。她答应顺便时来，四天后果然来了，坐在我的病床旁，给我检查时，接连抽了三四支香烟，抽第四支时睡着了。
法因戈德先生不敢叫醒她。玛丽亚犹豫地抠抠她。直到香烟慢慢燃尽，烧到了她的左手食指，女医生才醒过来。她立即站起来，踩灭了地毯上的烟蒂，激动但是简要地说：“请原谅，我已经厂个星期没合眼了。我在凯泽马尔克运送东普鲁士儿童。上不了渡船，过不来。只运部队。四千名儿童。全给炸死了。”接着，她像讲述归天的儿童那样干脆地拍了拍我这个正在长个儿的孩子的面颊，又把一支烟插到嘴里，卷起左手袖子，从皮包里拿出一支安瓿剂。在给自己打这种兴奋剂的时候，她对玛丽亚说：“我根本说不出来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必须进疗养院。但不是在这里。您考虑一下，走吧，朝西去。他的膝、手和肩关节都肿了。头肯定也开始肿了。您给他作冷敷。我留给您几片药片，他疼痛和睡不了觉时服用。”
我喜欢这位干脆的女医生，她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也承认她不知道。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在以后的几星期里给我进行了数百次冷敷，使我好受些，但不能阻止膝、肩和手关节以及头继续肿胀和疼痛。首先是我的往横里长的脑袋，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见后惊骇万状。他们给我服那种药片，但效力很快就过去了。他开始用直尺和铅笔画寒热曲线图，但又埋头做起了实验，把我的体温填到大胆设计的结构图里去。他在黑市上用人造蜂蜜换回一个体温计，每天给我量五次，记录下的结果使法因戈德先生的表格看上去像一道可怕地到处开裂的山脉——我想象着阿尔卑斯山脉、安第斯山脉的雪链。我的体温情况倒没有这么离奇：早晨我多半是三十八度一；晚上升到三十九度；我在长个儿时期的最高体温是三十九度四。发着烧的我，看到和听到各种事情。我坐在旋转木马上，想下来，但不让下来。我同许多孩子坐在救火车上，掏空的天鹅骑在狗、猫、猪、鹿背上，转呀，转呀，转呀，我想下来，却不让下来。所有的小孩子都在哭，都同我样要从救火车上下来，掏空的天鹅从猫、狗、猪、鹿背上下来了，不想再乘旋转木马，但不让下来。在天之父站在旋转木马老板身边，转完一轮他又替我们付钱再转一轮。于是我们一起祈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