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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群山回唱-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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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告诉你的?”



 



“科莱特。”



 



果然,帕丽想。“我正要告诉你来着。”



 



“我知道你会。你这不就告诉我了吗?这种事瞒不住的。”



 



“你生气了?”



 



“我生不生气要紧吗?”



 



帕丽站在窗前,伸出一根指头,心不在焉地放到于连破旧的烟灰缸上,摸索着它蓝色的镶边。她闭上眼睛。“不,妈芒,不要紧。”



 



“哼,我倒真想告诉你,那事儿无所谓,伤不了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才怪。”



 



“为什么我想伤害你,妈芒?”



 



妈芒大笑起来。一种空洞而难听的声音。



 



“有时我看你啊,在你身上看不到我自己。当然看不到嘛。话说回来,我想这也不意外。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帕丽。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我觉得你好陌生。”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帕丽说。



 



可她的母亲已经挂断了电话。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8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法语是在这儿学的吗?



 



妮拉·瓦赫达提:小时候在喀布尔我母亲教的。她只跟我讲法语。我们天天上课。她离开喀布尔让我非常难受。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回法国了?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1939年,我父母离了婚,当时我十岁。父亲就我一个孩子。让我跟母亲走,那绝对不可能。所以我留下来了,她去了巴黎,和她妹妹阿涅丝一起生活。父亲为了缓解我的失落,就请了家庭教师,还让我学马术,上美术课,就是不想让我闲下来。可是什么也代替不了母亲。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唉,她死了。纳粹到巴黎的时候。不是他们杀的。他们杀了阿涅丝。我母亲死于肺炎。父亲没告诉过我,盟军解放巴黎以后他才说,可那会儿我已经知道了。我就是知道。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一定很难过。



 



妮拉·瓦赫达提:天塌了一样。我爱我母亲。我本来计划战争以后去法国,和她一起生活。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您的意思是说,您和您父亲相处得并不愉快。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吵架,总是吵,这对他倒是个新奇的经验。他很不习惯有人跟他顶嘴,特别是女人。他申斥我,关于我穿了什么,去了哪儿,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对谁说的。我胆子大了,不管不顾,他倒越来越像个苦行僧,越来越禁欲。理所当然,我们成了死对头。



 



她咯咯笑着,伸头到脑后,紧了紧印花方巾的结。



 



妮拉·瓦赫达提:后来我就开始谈恋爱,一次又一次,不顾一切,而且我找的人总是不对头,可把我父亲吓坏了。有一回是个管家的儿子,还有一次是个低级别的公务员,他帮我父亲办过事。都是些草率而任性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我偷偷摸摸地约会,从家里溜掉,然后呢,自然会有什么人给我父亲通风报信,说在大街上看见我了。他们告诉他,我正在外面撒欢儿呢。他们总是这个样子讲话——我在“撒欢儿”。要不然他们就说,我在招摇过市。于是我父亲就会派出搜索队,把我弄回去。他把我锁在屋里。他会在门外说,你真让我丢脸。你为什么让我这样丢脸?我该拿你怎么办啊?有时候他用皮带,或是握紧的拳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追得我满屋子跑。我想,他认为可以使用恐怖手段,来让我屈服。那段时间我写了大量的诗,很长的、让人脸红的诗,充满了青春期的激情,恐怕也相当地夸张和造作。笼中的小鸟啊,带镣铐的恋人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并不以此为荣。



 



我感觉虚伪的谦虚并不符合她的性格,因此只能假定,这番话是她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诚实评价。若然如此,这种评价便太过苛刻了。她这一时期的诗作其实极为出色,即便经过了翻译,也是如此,更要考虑到她创作时还如此年轻。这些诗非常动人,意象丰富,感情饱满,不乏洞见,而且极富魅力,优美地表达了寂寞和难以抑止的悲伤。诗中记录了她的沮丧,也记录了初恋的波峰与浪谷,道尽了稚爱的辉光、诺言和罗网。还常常带有一种超验的幽闭恐惧症的感觉,仿佛天空在不断压低,始终挥之不去的还有一种在暴政环境下奋力挣扎的感觉,暴政往往表现为一个从未具名的男性形象,阴森可怖,若隐若现。人们可以想见,那是对她父亲的影射,这一点并不那么隐晦难解。我把这些话讲给她听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在这些诗中,您还挣脱了节奏、韵律和音步的束缚,而就我所知,这些特点对古典波斯语诗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您对意象的使用随心所欲。您突出了日常生活中没有规律可循的细节。依我之见,这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公平地说,如果您生在一个更为富庶的国家,比如说伊朗,那么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您已经被奉为文学先锋了。我这样说对吗?



 



她撇撇嘴,笑了一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好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还有,我对您刚才说的话非常吃惊。对这些诗,您说您并不以此为荣。那么您有过自己喜欢的作品吗?



 



妮拉·瓦赫达提:您问了个棘手的问题。我想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只要不考虑它们的创作过程。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意思是结果和手段应该分开。



 



妮拉·瓦赫达提:我把创作过程当作一种必要的盗窃行为。如果对一部优美的作品深入挖掘,布斯图勒先生,您一定会找出形形色色不光彩的举动。创作意味着对他人生活的恣意破坏,把他们变成不情愿,也不知情的参与者。你盗取别人的欲望,别人的梦想,偷走别人的缺陷,别人的痛苦。你拿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故意在这样做。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就特别长于此道。



 



妮拉·瓦赫达提: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某种崇高、堂皇的艺术观念,而只是因为我没有选择。创作的冲动实在过于强烈,如果我不屈服,就会失去理智。您问我是否引以为荣。我发现有的东西很难去夸耀,因为我知道,这是通过道德上有疑问的手段获得的。谁吆喝谁决定吧,或者谁也别做这个决定。



 



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拿瓶子里剩下的给自己满上。



 



妮拉·瓦赫达提:不过呢,我可以告诉您,在喀布尔一个替我吆喝的人都没有。在喀布尔没人把我看成是什么先锋,我只是个粗俗,放荡,不道德的人物。尤其是我父亲。他说我写的东西纯属婊子的梦话。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眼。他说我败坏了他的姓氏,再也无法补救。他说我背叛了他。他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做一个品行端正的女人就那么难。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是怎样回答的?



 



妮拉·瓦赫达提:我告诉他,我不在乎他那套品行端正的说辞。我告诉他,我才不想拿狗链子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这只会让他更生气。



 



妮拉·瓦赫达提:那当然。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接下来的话当讲不当讲。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我确实理解他的愤怒。



 



她眉毛一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就像个族长,对不对?而您对他相信的一切,珍视的一切,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争辩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既通过您的生活,也通过您的写作,是在为女性拓展新的边界,让女性拥有以自己的身份发言的权利,从而实现合理的自我认同。您当年一直在反抗男人的垄断性特权,这种特权世世代代都由他那样的男人把持着。可以说,您当年讲的是不能讲的话。您当年从事的是一场小规模的、一个女人单打独斗的革命。



 



妮拉·瓦赫达提:那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写性。



 



艾蒂安·布斯图勒:性确实是一个方面,难道不对吗?



 



我翻了翻笔记,提到几首诗,它们都非常明显地涉及了肉欲——《棘》,《枕》,《如果没有等待》。我也实言相告,这几首并非我的最爱。我评论说,它们缺乏细腻和朦胧。打动我的是诗中的挑衅色彩,而这正是阿富汗妇女的愤怒控诉。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我的确愤怒,我愤怒是因为那种一定要让我与性绝缘、与我自己的身体绝缘的态度。因为我是个女人。而女人,你不知道吗,女人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智力上,统统都发育不全。女人缺乏自我控制,对不对,她们容易受到肉体上的诱惑。她们是性欲超强的生物,因此必须加以约束,以免她们钻进每一个艾哈迈德,每一个马哈茂德的被窝。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是……请恕我直言……您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对吗?



 



妮拉·瓦赫达提:那只是对旧观念的抗议。



 



她爆出一阵开心的大笑,充满了调皮和狡猾的机灵劲儿。她问我想不想吃午饭,说她女儿最近刚帮她把冰箱装满,接下来她做了熏火腿三明治,吃到嘴里才知道好吃极了。她只做了一个。她自己喝酒。她又拿了一瓶,拔掉塞子,点了支烟,这才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是否同意,布斯图勒先生,为了这次交谈,我们应该让气氛保持融洽?



 



我说我同意。



 



妮拉·瓦赫达提:那就帮我两个忙:一、吃您的三明治;二、不许再看我酒杯。



 



不用说,这一招先发制人,打消了我探问喝酒之事的所有念头。



 



艾蒂安·布斯图勒: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病了,那是1948年,我十九岁。病得很厉害,具体什么病我就不说了。父亲带我去德里看病。他陪我待了六个星期,让大夫们给我治疗。他们说我差点死掉。也许我应该死。对一个年轻诗人而言,死亡大概是个相当不错的事业上的进步。回来以后,我变得脆弱而孤僻。我厌倦了写作。食物、谈话和娱乐都变得索然无味。我讨厌有人来访。我只想拉上窗帘,整天睡觉,也希望天天如此。这的确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动。最后,我下了床,慢慢恢复了日常作息,只因为这是一个人不得不为的必要活动,以此保持身体的机能和表面上的教养。可我觉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留在了印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父亲担心吗?



 



妮拉·瓦赫达提:恰恰相反。他很受鼓舞。他认为与死亡的邂逅已经让我摆脱了不成熟和任性。他不理解我感到的是失落。我读到过,布斯图勒先生,如果雪崩把你埋住,你倒在好多好多雪的下面,就会分不清上在哪边,下在哪边。你想把自己挖出去,却选了错误的方向,于是把你自己挖进了死亡。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迷失了方向,置身于混乱的状态,却没了罗盘。还有无法形容的沮丧。处在这种状态下,你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当苏莱曼·瓦赫达提向我父亲提亲时,我表示了同意。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那时二十岁。



 



妮拉·瓦赫达提:他可不是。



 



她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块三明治,我谢绝了。那再来一杯咖啡?我接受了。她一边开始烧水,一边问我结婚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结婚。她回过头,看着我,目光逗留不去,然后咧嘴一笑。



 



妮拉·瓦赫达提:唉,平时我可一眼就能看出来。



 



艾蒂安·布斯图勒:真神奇!



 



妮拉·瓦赫达提:大概是脑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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