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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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尔发出一声哀叹，干掉杯中剩下的酒。“行啊，老朋友，要么你跟钱有仇，要么你是大好人，远远比我强。”



　



阿姆拉走进了房间。她穿着一件宝石蓝的阿富汗束腰外衣，底下是褪色的牛仔裤。“纳比江！”她大叫道。她吻纳比的脸，还用一只胳膊环住他，纳比这个时候好像有点儿受了惊吓。“我喜欢这男人。”她对大伙说，“我也喜欢让他难堪。”她把这话又用波斯语对纳比说了一遍。他笑得前仰后合，脸上泛起了红晕。



　



“也让我难堪一下怎么样？”铁木尔说。



　



阿姆拉拍了拍他的胸脯。“这一位是个大麻烦。”她和马科斯互吻，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吻脸颊的一边，吻三次，和那两个德国人也一样。



　



马科斯把手搭在她腰上。“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喀布尔工作最卖力的女人。你们可别错过这姑娘。还有，她一定能把你们喝躺下。”



　



“那咱们试试。”铁木尔说着，伸手到身后的酒水台上拿了个杯子。



　



老纳比告退了。



　



随后的一个来小时，伊德里斯到处和人扎堆，或者说，他想办法和人扎堆。酒线在一个个瓶子里下落，谈话的音量却在不断提高。伊德里斯听到了德语、法语，肯定还有希腊语。他又喝了杯伏特加，接着是一听微温的啤酒。他鼓起勇气，吭哧吭哧，讲了一个关于奥马尔毛拉③的笑话。他在加州听人用波斯语讲过这笑话，现在翻译成英语却大为减色，讲起来如同受刑，结果笑点全无。他走开了，去听另一拨人聊天，谈的是即将在喀布尔开张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大伙一致同意，它肯定开不长。



　



他在屋里四下走动，啤酒罐在手中渐暖。在这种聚会上，他一向放不开。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始细细打量屋内的装饰。招贴画上有巴米扬大佛，有叼羊比赛，还有港口，位于一个名叫蒂诺斯的希腊海岛。他从没听说过蒂诺斯。他在门厅看到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幅黑白照片，有点模糊，好像是用自制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个小姑娘，留着长长的黑发，背对着镜头。她坐在海滩的礁石上，面朝大海。照片的左下角似乎有烧过的痕迹。



　



晚餐是羊腿，洒了迷迭香，加了少许蒜瓣。还有羊奶酪沙拉，意大利面条浇香蒜沙司。伊德里斯舀了些沙拉，走到屋角，心不在焉地吃着。他看见铁木尔和两个年轻撩人的荷兰女人坐在一起。拈花惹草，伊德里斯想。他们忽然放声大笑，其中一个女人摸弄着铁木尔的膝盖。



　



伊德里斯拿着一杯葡萄酒，出门走到游廊，在木头条凳上坐下。天已经黑了，只有顶棚下垂挂的一对灯泡照亮了游廊。从这里，他能看到花园尽头一间住屋的轮廓，右侧有一辆汽车的剪影，又大又长，很有些年头了，从轮廓上看，好像是美国车。一九四几年的款式，也许是五十年代初的，伊德里斯看不出来，而且他从来都不是车迷，他猜铁木尔肯定知道。铁木尔随口就能说出款式，年份，引擎大小，所有的配置。看上去，这辆车下面的四个轮胎已经瘪了。邻居家的狗断断续续地叫着。屋里有人换了一张莱昂纳德·科恩的cd。



　



“安静又敏感。”



　



阿姆拉坐到他身边，酒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她光着脚。



　



“你堂弟弟牛仔。他是派对人生。”



　



“我不觉得奇怪。”



　



“他非常好看。他是已婚的？”



　



“孩子都三个了。”



　



“真可惜。那我守规矩。”



　



“听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失望的。”



　



“我有规矩。”她说，“你不太喜欢他。”



　



伊德里斯非常真诚地告诉她，铁木尔就像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他让你难堪。”



　



这是真的。铁木尔一直都在让他难堪。伊德里斯想，铁木尔的举止做派始终都像一个典型的、丑陋的阿富汗裔美国佬。他在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里穿行，仿佛自己也属于这里。他拍着当地人的肩膀，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口口声声叫着“大哥”、“大姐”、“大叔”。他尽情表演，给乞丐发钱，他管这些钱叫“赈灾专款”。他跟老太太开玩笑，管她们叫“大妈”，和她们搭话，让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还拿手持摄像机拍摄，他自己也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假装是当地人中的一员，仿佛他自始至终都住在这儿，仿佛这些人遭受炮击，被杀害，被强暴的时候，他不是在圣何塞的戈尔德健身房里举杠铃，练他那副胸肌和腹肌。这是伪善，也令人反感。让伊德里斯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看穿他这套把戏。



　



“他没跟你说实话。”伊德里斯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索回父辈的房产。就这些。没别的了。”



　



阿姆拉扑哧一笑。“我当然知道。你认为能骗过我吗？我一直在跟这个国家的军阀和塔利班打交道。我看到一切。什么都不能给我震惊。什么都不能，谁也不能，不能骗我。”



　



“我想你说得对。”



　



“你很老实。”她说，“至少你是老实人。”



　



“我只是觉得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一切，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我们’，我的意思是铁木尔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我在信马由缰了。”



　



“信马由缰？”



　



“我在瞎扯。”



　



“不，我懂。”她说，“你说他们的故事，那是他们给你的礼物。”



　



“礼物。是的。”



　



他俩慢慢地喝着酒，继续聊了一会儿。对伊德里斯而言，这是他抵达喀布尔后第一次真诚的交谈，摆脱了当地人、政府官员，以及救援机构的员工们那些难以捉摸的嘲讽，含糊不清的指摘。他问起阿姆拉的工作，她说她一直在科索沃，和联合国的人员一起做事，也在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在哥伦比亚和布隆迪服务过。她还在柬埔寨帮助过雏妓。她来喀布尔已经一年了，这是她接到的第三份委派，这一次，她和一个规模很小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在医院工作，每逢星期一还要操持一个流动诊所。她结过两次婚，离婚也两次，没孩子。伊德里斯发现，很难猜出阿姆拉的年龄，不过她应该比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泛黄的牙齿后面和疲倦的眼袋里，有一种凋落而未尽的美，一种冷血的性感。再过四年，也许五年，伊德里斯想，它们终将一去不返。



　



后来她说：“你想知道罗诗出什么事？”



　



“你不用非得告诉我。”他说。



　



“你认为我喝醉了？”



　



“你醉了吗？”



　



“一点点。”她说，“但是你是老实人。”她拍拍他的肩膀，动作温柔，也带了点调皮。“你要求知道是有正当理由的。其他像你一样的阿富汗人，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脖子伸得老长。”



　



“观光客。”



　



“对。”



　



“像看色情表演。”



　



“也许你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讲给我听，”他说，“我会把它当成一件礼物。”



　



于是她讲给他听了。



　



罗诗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一起住在农村，村子位于喀布尔和巴格拉姆之间三分之一远的地方。就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五，她大伯，也就是她父亲的大哥，过来串门。大约有一年了，为了罗诗家住的房子，她父亲和大伯一直在闹别扭，大伯觉得那房子按理应该属于他，因为他是长子，可父亲把房子留给了最喜欢的小儿子。不过他来的那天，一切都挺好的。



　



“他说他想给争斗做个了结。”



　



为了做准备，罗诗的母亲杀了两只鸡，做了一大锅米饭加葡萄干，去市场买了新鲜的石榴。大伯一来，就和父亲亲吻，拥抱。罗诗的父亲抱得那么用力，把他哥哥的两只脚都从地毯上提了起来。罗诗的母亲哭起来了，因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家人坐下吃饭，菜上了一道又一道。他们吃完石榴，还有绿茶和小奶糖。大伯离席，到屋外去上厕所。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把斧头。



　



“砍树的那种。”阿姆拉说。



　



头一个砍的就是罗诗的父亲。“罗诗告诉我，他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什么也没看见。”



　



只一下，从后面砍到脖子上，几乎让他身首分离。接下来是罗诗的母亲。罗诗看到母亲试图反抗，可是几斧子下去，砍在脸上和前胸，她便没了声音。此时，孩子们在尖叫，奔逃。大伯在追逐。罗诗看见一个姐姐跑向走廊，可是大伯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另一个姐姐虽然跑进了走廊，但大伯追了上去，罗诗听到他踹倒了通往睡房的门，一声又一声的尖叫过后，便是寂静。



　



“所以罗诗，她决定带上小弟逃跑。他们跑出屋外，他们跑向大门，可是门锁上了。大伯他干的，肯定是。”



　



他们又往院子里跑，惊慌和绝望之下，可能忘记了院子里没有门，没有出路，墙又太高，爬不上去。当大伯冲出屋子，冲向他们的时候，罗诗看见，年仅五岁的小弟跳进了泥炉，就在一个钟头之前，母亲刚刚在炉子里烤过馕。罗诗听到他在火焰中不停地尖叫，自己绊了一跤，摔倒了。她翻过身，仰面朝上，正好看见天蓝蓝的，斧头呼啸而下。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阿姆拉住了口。屋子里，莱昂纳德·科恩唱起了现场版的《谁死于火》。



　



伊德里斯此时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即使能开口，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这是塔利班、基地组织，或者某个妄自尊大的圣战者游击队指挥官干的，他也许会说几句，表达一下于事无补的愤慨。可这事不能怪到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毛拉、本·拉登，或者布什和他发动的反恐战争头上。在这场屠杀的背后，是普普通通的、完全世俗的原因，这便显得更为恐怖，也愈发让人沮丧。“无谓”这个词在脑海里浮现，他却说不出口。人们总是这样讲。无谓的施暴。无谓的谋杀。仿佛你可以实施有谓的、明智的谋杀。



　



他想到那个女孩，罗诗，待在医院里，靠着墙蜷成一团，脚指头绞在一起，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剃光的头顶上是一条裂缝，拳头大小的一团白花花的脑组织从里面挤漏出来，堆在她的头顶，好像锡克教徒缠头布上打的结。



　



“事情的经过是她亲口跟你讲的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阿姆拉用力点了点头。“她记得非常清楚。每个细节。她能告诉你每个细节。我希望她能忘记，因为这些很坏的梦。”



　



“那个小弟呢，他怎么样了？”



　



“太多烧伤。”



　



“那位大伯呢？”



　



阿姆拉耸了耸肩。



　



“他们说要谨慎。”她说，“在我的工作中，他们说要谨慎，要职业，卷到里面不是好主意。可是罗诗和我……”



　



音乐戛然而止。又一次停电。有一会儿，四下里漆黑一片，只有月光。伊德里斯听见人们在屋里嚷嚷。手提的卤素灯迅速派上了用场。



　



“我为她战斗。”阿姆拉说。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不罢休。”



　



第二天，铁木尔要坐那两个德国人的车去伊斯塔立夫，一座以黏土陶器闻名的小城。“你应该一块去。”



　



“我要待在屋里，读读书。”伊德里斯说。



　



“读书在圣何塞也能读，老兄。”



　



“我需要休息。昨晚可能喝得太多了。”



　



德国人接走了铁木尔，伊德里斯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凝视着墙上已经褪色的六十年代广告画，画中四个笑容满面的金发游客，正在班达米尔湖畔徒步旅行，它仿佛一份遗物，出自他本人在这儿、在喀布尔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战争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