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出现象学之维-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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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而学问。但是中国人做不到，即便在中国做分析哲学，像徐友渔、陈嘉映这些人，放着自己的学问不做了，尽写些社会政论方面的文章或者一些随笔，在这方面出作品。他们的分析哲学到底有什么观点，我们都不知道，虽然也写了一些书，那书没多少人看。人们喜欢看他们的还是一些别的书，徐友渔的自由主义、宪政理论，陈嘉映的随笔，这些东西都是很刺激的，都是很耐看的。这说明中国人不管搞什么学问，都有一个背景，这是中国人渗透到血液里面的东西。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是这样，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分析哲学是现代西学中的很重要的流派，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去弄它，也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它跟现实离得太远。你要是为学问而学问，它当然也是一门很不错的学问，可以去搞它，可以去献身一辈子的，但是我不愿意那样干，觉得那样献身有点划不来。我还是喜欢搞一搞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呀，这些人跟中国人的命运结合得更紧密一些，他们能对我们的人生起一种指导作用。你分析哲学能对人生起指导作用么？指导不了，如果真的能指导的话，这个人就完了，就变成一台电脑了。所以中国人还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几百年以后也改不了的。也不需要完全改掉，这是我们的特点、这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要意识到它的负面影响。
　　　　所以王国维、严复，他们立足点是共同的，他们还是立足于政治、立足于现实，特别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还是立足于这一点。问题就在于王国维在这一基点上面是不是达到了为真理而真理，他的“纯粹哲学”是不是能够完全容纳为学术而学术？其实还是不行的，其实还差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为真理而真理的研究依然是有取舍的。比如说叔本华，他在介绍叔本华的时候并不是原原本本地介绍，他不懂得的方面、他不感兴趣的方面他就不讲，他只讲他有体会的东西。他有体会的那些方面当然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了。但是叔本华除了人生哲学以外还有一个维度，就是他的宗教哲学。叔本华的宗教哲学中讲了原罪意识——自由意志，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这是人的原罪，当然就有由原罪所带来的痛苦。王国维就把叔本华的自由意志所带来的人生痛苦这一点吸收了，但是对叔本华的自由意志是罪这一点，就避而不谈，他不谈这个。所以他在接受、吸收和介绍叔本华的时候也是有偏颇的。我们可能下一次讲中国“西方哲学东渐的十大文化错位”的时候还要讲到，就是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接受也是有选择的，并不是说完全为真理而真理。人们讲这个宗教、解脱，讲彼岸这些东西，你虽然不感兴趣，但是你如果真的是为真理而真理，你就得去探讨一下。你说它错了也行，你说它对了也行，但是你总得去客观地探讨，至少要客观地介绍嘛。不管你探讨的后果怎么样。但是我们在王国维的书里面完全看不到这个层面。所以他把叔本华的自认为是真正的立足点的本体论束之高阁。叔本华的本体论，在叔本华那里是要命的东西，但是在王国维这里恰好把它砍掉了。不介绍他的本体论、不介绍他的超验的思想、不介绍他的“世界本质”这个层面，而只想停留在“生活本质”的层面上讨论人生和文学，不跟着他探讨世界本质，而跟着他探讨生活的本质，这就把叔本华的哲学从一种本体论完全变成一种人生哲学了。当然叔本华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但是它有本体论的根基，他自认为他还是从本体论中建立起来的；但是传到中国以来呢，我们就把它的本体论砍掉了，只取人生哲学这个层面来讨论。所以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到西方哲学的人生哲学这样一个层面上了，但是依然透露出来我们的取舍还是实用主义的，当然这个实用主义是最高层次的实用主义。就是说不是别的实用，而是对人生有用。叔本华的哲学对人生有用，那么我们就把它吸收过来，它可以指导我们的人生，还是实用主义，但是是最高层面的，在最高层面上是实用的。
　　　　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和严复那种低层次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我们中国一百年来西方哲学研究的两极。这两个极端：一个是考虑培根的归纳法，能够指导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够富国强兵，这是严复的一极；另外一个是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可以指导我们的人生，指导我们的人生和艺术，这是王国维的一极。那么在这两极之间，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治西方哲学，只不过是在这两极之间摇摆而已。国人取舍的程度在这两极之间挣扎，有的人这方面偏重得多一些，有的人那方面偏重得多一些，成分不同而已，总的基础是实用的，这是世纪之交的错位，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我要考察一下“五四”的“主义和问题”之争。“五四”以来的主义和问题，这当然是胡适提出来的，他说：“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启蒙”这个主题本身带有一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我曾经谈到过，就是说“启蒙”这个词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本来的恿思是“光照”，enlightenment是“光照”的意思，并不包含有“唤起民众”、“发动民众”这些意思。西方的启蒙学者一个个都是很孤独的，像卢梭，躲到山里面去住、警到树林子去住，与社会隔绝起来，把自己的表也砸了，不要了。不要管时间，不要管世俗生活，就在那里沉思默想，在那里思考。蒙田是一个人孤独地去散步，把所想到的一些东西记下来。这些就是启蒙思想家，一种思想上的个人觉醒，至于唤不唤起民众，不是他的事。卢梭的思想当然唤起了民众——法国革命，但是唤起民众，那不是他的事情，那是别人的事情。他的事情就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他并不去唤醒民众，他最初的出发点不是唤起民众，而是要获得理性之光，要接受理性之光，照亮人类的内心。他是代表人类在思考，所以要沉得下心、沉得住气、要躲到树林子里去，隔绝外界，来思考理性本身的事情、思考人生本身的事情。这是西方的启蒙精神。
　　　　与此相反，五四的启蒙运动特别赋予了启蒙以“开启民智”这样一种社会意义。启蒙这两个字的翻译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启别人之蒙，启发那些芸芸众生的蒙昧，启开他们的蒙昧，要唤起民众。但是很少强调思想创新，“五四”的启蒙运动很少强调思想创新。他们在思想上只是借用西方现成的观念来批判中国的现实和传统，这样来启发群众的认识水平。陈独秀也好、李大钊也好，很多人的启蒙思想是很少有思想创新的。鲁迅算一个，鲁迅算是有思想创新的，但其他人都是拿来某个人的思想。胡适拿来杜威的东西，李大钊拿来马毒思主义的东西，每人拿来一种不同的东西来启发民众，拿来的都是人家现成的东西：哎，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但是在自己的思想创造方面呢，没有做什么工作。他们认为不需要，人家已经做了，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已经做了这个工作，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思想介绍给老百姓。“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救世主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们是救世主，他们的工作就是把现成的真理拿来，来救世、来拯救老百姓、拯救国家。当然在这上面鲁迅是有创新的，他的创新在于针对自己的批判，但是他也有问题，他早年把尼采的这样一些东西，所谓“新神思论”，即德国唯心主义，如施蒂纳、尼采以及易卜生、克尔凯廓尔等人的这些思想，把这样的思想拿来。所以他们对启蒙运动的这样一些做法呢，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一大群人都是谋略家、策士，都是些智囊、智囊团。五四的那些启蒙思想家都是些智囊团。当然他不是为了某个帝王出谋划策，但是他是为全中国人民在出谋划策，在设计一个未来的社会，所以都具有一黧强烈的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的色彩。包括鲁迅在这方面也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到这一点。他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的这种经世济民的儒家理想。他自己认为脱离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从他的态度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他们双方的“问题和主义”之争，这是历史上影响很大的。胡适讲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场争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胡适从实用主义出发，批判某些人的理论空谈。“主义”嘛，谈那么多主义干什么，不解决问题嘛。你应该多解决些问题，多解决些现实问题。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倾向。有些人认为有的作家写一些不着边际的作品，应该劝他们多研究些现实问题，多解决一些底层的社会问题，中国人的痛苦、老百姓的疾苦你要关心。在当时更是这样，胡适就是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少谈些主义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李大钊和陈独秀奋起反击。但是他们奋起反击、他们的辩护理由是什么？我们要认真地来考察一下。他们的辩护理由主要是辩护自己并不是一种纯粹理论的研究，而是本着“主义”来做一种实际的运动，这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辩护。你说我们不涉及问题，你恰好说反了，我们就是要从主义出发解决问题的。所以他们的争论并不是什么实用主义和反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而是实用主义内部的争论。都是实用主义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是实用主义者，并不是说只有胡适是实用主义者，其他人就不是。所以批判胡适的人对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它的狭隘性并没有根本澄清，哪怕他们在反驳胡适的这种实用主义原理的时候，也没有对它进行学理上的批判，而只是进行同样是实用主义的辩护。所以这是一场实用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争论。是一场什么样的实用主义对什么样的实用主义的争论呢？是一场狭隘的实用主义、也就是技术性的实用主义对比较高超的实用主义、也就是政治实用主义，这两者之间的争议。李大钊和陈独秀代表一种政治实用主义，他们比较有远见，所以他们谈主义，谈主义并不妨碍他们谈问题。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但是胡适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是非常直接的，就是说你那个东西不解决问题，不解决现实问题。哪个地方遭了水灾，能解决么？你谈主义，你不研究中国农村的状况你能解决问题么？你要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嘛。这是一种技术性的社会改革要求。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政治实用主义更加符合时代的需要，代表思维的更高层次，它是比较有远见的实用主义，你要批判实用主义，但是你自己背后的实用主义心态并没有得到反省，而且在今天依然被研究者们认为是理所当然。问题与主义之争，真理显然在主义一方，不在胡适这方，这是今天通常的评价。但实际上双方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那么实用主义影响当然还是以杜威、以胡适为代表。杜威来华，然后引起了一波实用主义的热潮，以胡适、陶行知这样一些信徒为典型。但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胡适的实用主义还是有不同的，在我的《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里面也提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而胡适的实用主义呢，是一种技术，他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接受杜威的实用主义，他甚至没有把杜威的实用主义看作一种哲学，这恐怕是中西实用主义的一大区别。西方的实用主义再怎么实用，它是一种哲学，它有形而上学的支持。杜威的哲学是很形而上的。西方人讲实用，但是呢他们还是很注重形而上的方面，他们的这种实用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主义”。它是一种主义，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当然这种“主义”本身是强调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但它是一种主义而不是技术。要说主义和问题之争，恰好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种主义，所以它有形而上学的层面，它在理论上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系统。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个系统，它面面俱到、无所不通，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它有一个哲学体系。那么到了中国人这里，哪怕最为高深的“主义”，也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法宝、技术、工具，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有用啊，他们自己说的嘛，马克思主义是“本着主义来做实际的运动”，它能够发动群众，最后能够真的解决问题，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最高深的主义在中国人看来也是法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革命制胜的法宝。“法宝”这个词很有意思，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