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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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工作。大概同学们因这种苦恼而反映得太多了，领导上就安慰他们说，等我们自己的房子造好之后，就可以隔开一些了。可见他们自己也在无形中承认：在生活上与农民太打成一片了，是不利于学习的。
的确，我到山湾时，中文系就已经开始在离村不远处动工造房子了。当时系里没有安排我的教学任务，领导上大概想多用劳动来改造我这个“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建筑工地上度过。那时正在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庆的房子因陋就简，是干打垒式的，我们领导上说，下乡办学，物质条件不宜太好，要学习大庆精神，所以也准备用干打垒的方式来造房。所谓干打垒者，即造房不用烧砖，全用干土打垒而成。这种方式在北方还可以行得通，因为那边雨水稀少，而且土质坚硬，打得结实一些，自然可以支持很久。但是江南多雨，土质松软，要靠干打垒来造房，怕是支持不了多久。这一点，中文系领导和基建处的工程师自然心里明白，但学不学大庆，是个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这就令人十分为难了。好在孙保太极其聪明，他脑子一动，终于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用砖头和干打垒相间而成，向上汇报时可以说是学习了大庆经验，用的是干打垒方法，实际上则在紧要处嵌了砖头，又不至于很快倒塌。也真难为他想出这条妙计。记得当年有些地方上的领导人，为了积极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没有现实必要性的地方，硬要到处开荒，到处垒梯田，其智商与保太同志就差得远甚了。
但是，房子还未及封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评论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气氛一下子就异常紧张起来。开始，孙保太还算沉得住气，一面鼓动学生贴教师的大字报，一面还高姿态地表示，欢迎对系总支和他本人提意见。但当6月20日学生贴出了《向党委开火》的大字报，他就有点慌了手脚。开始还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控制局面，压住学生，后来很快就处于被动状态。
同学们还利用大字报的形式，纷纷要求回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把这种要求说得非常重要。校系领导试图劝说同学留在农村闹革命，当然不能为同学所接受，到得6月下旬，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全部撤回学校参加运动。可见学生们对于这种下乡办学的方式，其实也并不热情，而且心有抵触，只是迫于形势，不敢公然反对罢了。现在是有了更大的政治题目，可以借此来进行反驳，别人这才无话可说，而他们自己也就撑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是一种极其巧妙地借助于政治形势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虽然当事人也未必有非常清晰的谋略意识，但此种做法其实倒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情。明乎此，才不至于看事过于懵懂。
那批尚未完工的房子，起先还留人看守着，准备运动结束之后回来续建。后来运动的发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愈来愈猛烈，而且愈拖愈长久，复旦校方和中文系的领导知道不可能再回去办学了，就把这些房子送给当地公社。听说朱家角公社曾在此办过一家社办工厂，后来就不知派何用场了。
我每到朱家角游览时，总想要到山湾去看看这些房子，这里毕竟流过我们的汗水，消磨过我们的岁月，但因为都是集体行动，终于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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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复旦园里炮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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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明白了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高领导的意图，而且在揭批复旦党委的行动中已经尝到了甜头，造反派当然不会就此罢手。在杨西光和复旦党委还没有倒台之前，向上海市委的进攻便开始了。市委相继抛出了挡在第一线的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文教书记杨西光和市长曹荻秋，但是仍没有阻挡住造反派的攻势，最后，以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被打倒而告终。
当然，打倒上海市委并非复旦造反派一家所为，各学校各系统的造反派都出力参与，特别是“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从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当时，高校红卫兵运动锋芒正盛，冲冲杀杀，还是走在前面，而在上海高校中，复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上海市委一倒台，就出现了权力真空，造反派自以为是有功之臣，按照“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古训，他们就开始夺权。这个全市性的夺权行动，发生在1967年1月份，由《文汇报》开的头，马上席卷全市，号称“一月革命”。“一月革命”很快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人民日报》还在1月2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于是，由上海刮起来的夺权之风，马上就席卷全国，接着就有“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曙光”……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何以要用这么长的标题呢？因为它想同时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肯定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另一方面又要强调造反派的大联合。这种强调并不是无因的。实际上，当时的局势，已经激起了一些造反派头头的权力欲望，“抢权”之风很盛。有些组织，有些山头，争相去占领办公室或者去夺取公章，于是，“夺权”又变成了“夺印”，仿佛只要占领了办公室、夺得公章，就算夺取到了权力。红革会就曾抢先把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十个区委、区政府的公章全都夺来，装在一个书包内，背在一个头头身上，算是夺得了上海党政大权。
这种夺权闹剧，同样在复旦上演。“过河卒”小组在《在转折点上》这张大字报中批评道：“有的同志在促进大联合夺权：他们找了一些造反派代表把系办公室的钥匙、电话机、印章从过去曾经是‘老保’的同志手里拿过来，认为这是夺了一个系的权。有的同志把班级里曾经是‘老保’的学生干部‘罢’了‘官’，选了新班委、支委，认为这就夺了一个班的权。还有的同志正在联络各个造反派组织，要各组织派代表协商，一起去接管党委办公室，把党委的大印拿来，认为这就夺了复旦大学的权。”“还有少数打着‘造反’旗号的人，‘接管’了××大楼，就拿那里的沙发、摩托车供自己享用，拿国家的钱挥霍浪费，这种为小团体私利的夺权是无政府主义的夺权，是‘败家子’的夺权，结果败坏了无产阶级的国家，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情景，难免使人想起了阿q的革命。当然，两者还是有些不同：阿q要的是元宝、洋钱、洋纱衫、女人，还有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同时要处死他所不满意的人；造反派要的是办公室、大印，但同样要排斥和打击别的造反组织的人。而且，阿q只不过是在幻想中革命，造反派则在实际行动中，已接触到权力的边缘。然而，阿q式的革命，实际上正是中国历次农民革命的缩影。
毛泽东是与鲁迅同样深谙中国国情的人。所以当上海市委倒台之后，立即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组建上海新政权。这个政权先是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为的是要继承工人阶级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的传统，但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不相适应，毛泽东亲自将它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但正当这个新的权力机构在积极筹备，张春桥马上要夺得上海市第一把交椅之时，却发生了炮打张春桥事件，炮打的基地就在复旦园里。炮打失败之后，就开始了“反逆流”斗争，新的政权将“炮打张春桥”事件说成是“反革命逆流”，对反张的造反派头头进行长时期的批判、斗争。然而这样一来，又激起了一批人站出来进行反“反逆流”的斗争，一直发展到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然后又是镇压、斗争，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复旦的运动可以说有九年半时间是在与张春桥的纠葛中渡过的。
第一次炮打张春桥
第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是复旦“孙悟空”战斗组发动的。
1967年1月23—24日，“孙悟空”小组在复旦校园里，在南京路、西藏路和淮海路等闹市区，刷出了醒目的大标语：“警惕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接着，又贴出了大字报：《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他们质问：张春桥对于群众组织为什么耍两面派手法？为什么上海市委都烂掉了，而独你张春桥是左派？……醒目的大标语很引起行人的注意，而大字报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则启发了人们的思考。对张春桥的怀疑空气，迅速弥漫开来。
我曾问过“孙悟空”小组的负责人胡守钧：“你们是怎样怀疑起张春桥来的？”
胡守钧说：“是从上三司赵全国问题上开始怀疑的。”
赵全国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是“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头头。在“一月革命”初期，他提出了迎合张春桥需要的口号：“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并且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名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这当然很受张春桥一帮人的欢迎，对他礼遇有加。后来在位置的安排上产生了矛盾，赵全国对张春桥的态度有了改变，于是受到张春桥的歧视，由工总司出面将他拘捕。而徐景贤、王洪文则因为紧跟张春桥，就被委以重任。这种以“我”划线，两面三刀的作风，很使造反派反感。胡守钧正是从这一点开始怀疑张春桥的。当时他的想法很单纯，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决不会有这种政客作风的，而张春桥却大耍其两面派手腕，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怀疑一旦开始，就觉得问题愈来愈多。除了现实的表现之外，别人还提供了张春桥的一些历史材料：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说，他以党籍担保，张春桥在苏州反省院里曾经叛变，是可耻的叛徒；还有人从30年代资料中查出，张春桥就是当年被鲁迅批判过的狄克……这样一来，张春桥因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环消失了，代之以愈来愈浓重的怀疑。——但不知何故，这些历史资料在第一次炮打中都未曾运用。
1月22日，张春桥召集一些造反派头头开秘密会议，商讨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问题。张春桥、姚文元自己提出，要成立以他们二人为首的新市委，徐景贤带头鼓掌，大家随声附和，就算是各群众组织通过了。会场上只有胡守钧和他的伙伴肖昌雄袖着手，不肯鼓掌，这场面当然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双方的矛盾就加深了。等他们走出会场时，“迅速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之类的大标语已经贴满街头，这当然更引起了胡守钧们的不满。形势紧迫，必须立即行动。所以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刷大标语，贴大字报。
张春桥后来在镇压参加“炮打”的学生时，几次发出指示，要抓后台。他认为，学生们的“炮打”行动，一定是长胡子的走资派在幕后指使的。其实不然，正是他自己的行为，引起了造反派的怀疑，才发展成炮打事件的。后来，张春桥们又批判“怀疑一切”的思潮。其实，“怀疑一切”的思潮，正是他们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鼓动起来的。他们鼓动起“怀疑一切”思潮的目的，是要学生们去怀疑位高权重的老干部，从而打倒他们，却不料这东西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砍倒别人，也可以伤及他们自己。
“怀疑一切”的信条来自马克思。他在回答家人提问“你最信仰的格言是什么”时，说道：“怀疑一切。”拉法格把它写入回忆文章，其译文就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马克思》一书中。这篇文章本来并不广为人知，在“文革”初期却被造反的学生们抄在大字报上，大加宣传。
“怀疑一切”的信条其实并不错，它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的表现，意在打破迷信思想，将一切事物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重新衡量其存在意义和社会价值。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赞赏这一格言的。“怀疑一切”的信条，同样影响着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胡适说过：他从赫胥黎那里学会了怀疑，学会了“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所以他提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方法”。鲁迅则借着狂人之口质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并且说：“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正是在这种怀疑主义的思想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