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短篇小说-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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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泵翘嵝眩�20圈8000米。这就是说他们已经跑过了五分之四，离终点只有五圈，只有两千米。连五圈都不到，连两千米都不到了。可以说是胜利在望了呀！他们还是保持着原先的次序，从我们面前跑了过去，对计时员好心的提示显得很是麻木。等他们又一次转到我们面前时，我们才发现计时员的提示还是很起作用。这时，跑在最前面的还是李铁，但他跟后边的团体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第二名暂时还是骆驼脸青年陈遥，他的两片厚唇翻翻着，一缕湿发垂在脸上，挡住他的视线，害得他不得不频频地抬起手将那缕头发抿上去。我校的小王老师由原先的第三名落到第五名，黑铁塔已经超了他变成了第三名，另一位我们不知来历的大个子保持着第四名。小王老师不甘心就这样落了后，计时员的提示好象给他打了一针强心针，鼓起了他最后一拼的勇气，我们看到他加快了步频，他的个子最小，他的步频本来就是最快的现在就更快了。他把头往后仰着，简直像进行百米冲刺，口里还发出哞哞的叫声。他的身体与第四名平行了。我们高声喊叫着：王老师！加油！王老师！加油！他的身体终于超过了第四名自己变成了第四名。看样子他还想趁着这股劲冲到最前面去，但第三名回头望了一眼后也迫不及待地加了力。小王老师就这样被黑铁塔给压住了。他的像小野兔一样的步速渐渐地慢了下来步子的节奏也乱了套。他的双腿之间好象缠上了一些看不见的毛线。他越跑越吃力。他的眼睛也睁不开了。他一头栽到地上。紧跟在他身后的那个大个子躲闪不及，趴在了他身上。我们的运动会比较简单，没有救生员什么的，观众们热情地跑上去，把大个子和小王老师拖下来。那个大个子神思恍忽地说：别拦我……挣起来就往前跑，完全丧失了目标，碰倒了好几个观众，大家把他架起来遛着，就像遛一匹疲劳过度的马。小王老师双手按着地跪在地上，激烈地呕吐着，早饭吃下的豌豆粒从鼻孔里喷了出来。我们满怀同情地看着他，不知如何是好。减员两名之后，跑道上人影稀疏，好象一下子少了许多人一样。李铁还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但陈遥已经紧紧地咬住了他。黑大汉第三，距前两名有七八米的光景。第四名是那个我们不知道来历的人，他好象很有后劲，正在试图超越黑铁塔。黄包车夫还是那样，拖着他的无形的洋车，旁若无人，只管跑自己的。他的目的好象不是来争什么名次，他的任务只是要把他的车上的乘客送到目的地，或是从颐和园送到天安门，或是从天安门送到颐和园。我们的朱老师跟在黄包车夫后边，步伐看不出凌乱，但脸上的颜色有些灰白。从我们身边跑过时，我们为他加油，他对着我们简单地挥了一下手，脸上的笑容显得有点勉强。我们悲哀地想到：朱老师毕竟是年纪大了。
当他们绕过弯道转到跑道的另一边时，一辆破破烂烂的摩托车沿着跑道外边的土路颠颠簸簸地、但是速度很快地冲过来，蹦了一蹦后，它就停在了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摩托的马达放屁似的叫了几声，然后死了。驾驶摩托的是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坐在车旁挂斗里的也是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他们在摩托上静止了一会，然后就从车上跳下来。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与观众混在一起但他们绝对不是观众，我们这些没有政治经验的小学生也看得出来，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他们腰束皮带，皮带上挂着枪套，枪套里装着手枪。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中充满了阶级斗争。我们一方面心里乱打鼓，一方面兴奋得要命。我们一方面想看看警察的脸，一方面又怕被警察看到我们在看他们的脸。一个小女孩举着一枝粉红的桃花横穿了跑道，向操场正中跑去。那里的标枪比赛已经结束，铅球比赛正在进行。一个小男孩手里举着一大半玉米面饼子（饼子上抹着一块黄酱），跑到摩托车旁，边吃着，边弯腰观看着摩托车。
他们从跑道那边又一次转了过来。距离终点还有三圈，万米比赛已经接近尾声。李铁的步伐已经混乱不堪。陈遥的喘息声就像一个破旧的风箱。黑铁塔咬住了陈遥的尾巴，他只要往前跨两步就能与陈遥肩并着肩，但看起来这两步不是好跨的。黄包车夫成了第四名，他并没有加速，而是因为原来的第四名减了速。朱老师还是最后一名，他从开始就跑得怪让人同情，那是因为他的身体的畸形，不是因为他的体力。现在，谁是本次比赛的赢家，还是一个谜。现在应该是我们这些观众狂呼乱叫的时候，但由于两个警察的出现，我们都哑口无声。我们不希望警察的出现影响运动员的情绪，但心里边又希望他们能看到观众旁边出现了两个警察。我们莫名其妙地感到警察的出现与正在奔跑着的某个运动员有关。李铁踉跄了一下，几乎摔倒，这说明他看到了警察。陈遥的身体往里圈歪着，好象要躲闪什么，说明他也看见了警察。后边的两位都看见了警察。黄包车夫没看到警察，他还是那样。朱老师看得最仔细，他生性好奇，我想如果他不是在比赛中，很可能会上前去与警察搭话。
比赛还剩下两圈时，计时员举着提示黑板鬼鬼祟祟地跳到跑道正中，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跑开了。李铁摇摇晃晃，头重脚轻地扑到警察面前。陈遥拐了一个弯，对着掷铅球那些人跑去。这是怎么啦？据说运动员在临近冲刺时，因为极度缺氧，大脑已经混乱，神志已经不清，李铁和陈遥的行为只能这样来解释了。黑铁塔竟然也跟着陈遥向掷铅球的人那儿跑去。难道他也疯了？那个我们不知姓名的人，看到前面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停住了脚步，六神无主地原地转起圈子，嘴里唠叨着：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黄包车夫就这样将自己置身于第一名的位置上，他机械地往前跑，连眼珠也不偏转。就这样我们的朱老师成了第二名，接下来他即便爬到终点，也是第二名。经过警察时，他歪着头，脸上挂着莫测高深的微笑。
两个警察十分友好地伸手将李铁架起来。他两眼翻白，嘴里吐出许多白沫，像一只当了俘虏的螃蟹。一个警察拍着他的背，另一个警察掐他的人中。他的黑眼珠终于出现了，嘴里的白沫也少了。他浑身打着哆嗦，哭叫着：不怨我……不怨我……是她主动的……
观众群里，蒋桂英哇地一声哭了。
距离终点还有一百米，有两个人跑到跑道两边，拉起了一根红线。三个计时员都托起了手里的秒表。本次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朱老师在最后的时刻，像一颗流星，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他飞速地奔跑，就像我家的大鹅要起飞。黄包车夫还是那样，以不变应万变。在距离终点十几米处，朱老师越过了黄包车夫，用他的脑袋，冲走了红线。
朱老师平静地走到警察身边，伸出两只手，说：大烟是我种的，与我老婆无关。
警察把他拨到一边去，面对着木偶般的黄包车夫。
一个警察问：你是张家驹吗？
张家驹木偶着。
另一个警察把一张白纸晃了晃，说：你被捕了，张家驹！
手铐与手腕。
原来你们不是来抓我？朱老师惊喜地问。
警察想了想，问：你刚才说种了大烟？
是的，我老婆有心口痛的毛病，百药无效，只有大烟能止住她的痛。
那么，警察很客气地说，麻烦您也跟我们走一趟吧。
结尾
朱老师多年光棍之后，在我爹和我娘他们的撮合下，与村里的寡妇皮秀英成了亲。
皮秀英瓜子脸，掉稍眉，相当狐狸。每年春天草芽萌发时节的深夜里，她夸张的呻吟声，便传遍了大半个村庄，扰得人难以安眠。与朱老师成亲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她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呻吟。大家都说：皮秀英有福，嫁给大能人朱老师，连多年的陈疾也好了。
朱老师家与皮秀英家的房屋相距不远，自从两人成亲后，皮秀英家的大门就没有打开过，没成亲前她反倒经常地坐在大门槛上，纳着鞋底子，斜眼看着过往的行人。
也从来没看到朱老师到皮秀英家里去。
有人看到皮秀英与朱老师一起从朱老师家的大门出来过。
每年的麦黄时节，从皮秀英家的院子里，便洋溢出扑鼻的香气，有时还能听到皮秀英与朱老师的说笑声。
好奇的人将脸贴到大门缝上往里望，发现门里边不知何时砌起了一道砖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也挡住了人们破门而入的道路。
有一个想爬她家墙头的人，被暗藏在墙头上的大蝎子给蜇了一厾子。
皮秀英更加狐狸了。
她家的大门上，有人写上了三个大字：狐狸洞。
问朱老师：老朱，您得了仙丹了吗？
他不回答，诡密地笑笑。他的眼圈发青，也有点狐狸。
我爬到皮秀英家房后的大杨树上，看到她家阔大的院子里，密密麻麻地生长着一种叶子毛茸茸的植物。满院子都是，连角落里、厕所里都是。在这种挺拔植物的顶稍上，盛开着像狐狸一样鲜艳、娇媚、妖气横生的胖大花朵。花朵的颜色有白，有红，有紫，有蓝……五颜六色，香气扑鼻。朱老师拿着一柄小锄，弓着腰，在花间除草。皮秀英弯着腰，将尖尖的鼻子放到白花上嗅嗅，放到红花上嗅嗅，放到紫花上嗅嗅，放到蓝花上嗅嗅……她的屁股后边拖着一条蓬松的大尾巴，像一团燃烧的火。我刚想惊呼，她的尾巴就不见了。
后来，谜底揭开，没有狐狸，也没有仙丹，只有一条地道，从朱老师家院子通到皮秀英家炕前。
参观完工程浩大、内部充满了奇思妙想巧机关的地道，有人问：难道就为了种几棵大烟？
没人回答他的提问，但我们的心里非常清楚：不，决不是为了种几棵大烟！
。。
我的朋友王树增
@小‘说〃网
198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厂桥总参文化部的仓库里与电影队里的几个战士吃西瓜，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听到一个大嗓门在里边说：“莫言吗我是王树增，现在在你们大门口，你出来吧”
早就知道王树增是原武汉空军的创作员，1984年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就在学校的礼堂里看过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电影《骆驼草》，随后又在《八一电影》上看到了他的好几个剧本。当时我以为他是个搞电影的，与我这个写小说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快，1985年和1986年里，他的中篇小说《鸽哨》、《猛潮》、《黑峡》、《红鱼》、《月斑》、《破译》，分别在《收获》、《当代》、《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昆仑》等著名的刊物发表，《鸽哨》还得到了王蒙先生的赞赏。也许是出于偏见，当时也是军队年轻作家的我却对很多军队年轻作家抱有一丝丝温柔的敌意，因为我总感到他们趾高气扬，好像军队是他们家的一样。所以那时尽管我对这个风头正健的王树增从心里佩服，也有一些结识的机会，但还是放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在读军艺时就与王树增成为朋友，也许我犯的错误就会少一些。
王树增站在我们大院的门口，身材高大挺拔。那时他虽然已经转业到了鲁迅文学院担任办公室主任，但浑身的军人气儿还是呼呼地往外冒。他站在我们大门口那两个笔挺的哨兵身旁，既像他们的哥又像他们的连长。我对哨兵说这是武汉军区的伞兵营长，哨兵啪地一个致敬礼，就把我和王树增放进去了。他来找我一是动员我去上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二是让我跟他一起去玉门油田给文学青年讲课。这两件事我都不愿去，但王树增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王树增来动员我，我不会走读研究生班，也不会去玉门。如果我不读研究生我就不知道“来”是“Ｅ”“去”是“Ｇ”，不去玉门就不知道石油是怎样从地下冒出来的。
我们乘火车摇晃了三天两夜，在一个红日西沉的傍晚抵达玉门。正当酷暑时节，我们出京时穿着汗衫短裤，但一到玉门车站，冷风习习，寒气逼人，我打着哆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