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短篇小说集(国外篇)-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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佯装抗议她父亲入院，轻拍着他的胳膊，像个性急的女友。
她父亲那常年辛劳自任锻炼得来的身体一向坚实无碍，甚至胜过他的好脑筋，但后来却突然衰竭下来。几次小中风，就让一星期前还能从一名男护士那儿拖着脚穿过大厅，走到安妮身边的他到了食不能咽的地步。是做决定的时候了。“怎么决定得你自己做主，”医生说。他脸上的表情凝重、善良、充满自我保护和郑重其事。她需要决定的是，要不要把父亲送进医院，在那儿他将靠输液维持生命。她最终决定不去医院，她担心救护车会让父亲感到自己尊严受损，而这是她心里最担心的。可从医生抓住她的手，严肃而虚假地撇清，“你做了个正确的决定”中，安妮意识到她的决定实际上是在杀死父亲：他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被扔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电话里，安妮的声音飞跃千山万水，希望能逃避做决定的责任。为什么医生要让她决定？难道他们不能自己做出决定吗？如果母亲还在，她会怎么做？安妮给她的妹妹们打电话，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德克萨斯。当然，她们赞同她做了正确抉择——唯一可能的抉择。她们共同的遗产——母亲的常识，通过她俩的声音如此坚定地传递过来，使安妮一时间几乎原谅了她俩只是离得老远，说说现成话罢了。然而，她们给她的信心不到一小时就蒸发殆尽了。她打电话给她的牧师，他来了，喝着茶，然后对她说，她的选择是正确的，甚至是神圣的。他的表情看上去既冷淡又油滑。他走之后，安妮坐在那里，双手祈祷般地捧着一盏母亲留下的茶杯。母亲两年前去逝，把她的瓷器，她的常识以及一个从头到脚都在衰退的威严老人留给了她的女儿们。这个大红彩绘、金釉镶边的茶杯，此时便成了绝境中的无上恩物。安妮闭上眼睛，等待着母亲通过捧在手上的这个易碎而冰冷的形体与她交谈。然而除了越来越大的深渊，她什么都没感觉到。她睁开眼睛，打电话给在波士顿已经和她分居的丈夫。他现在定居在后湾，离她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仅有几个街区。
“当然了，亲爱的，”马丁说，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庄重而慈爱，“你做了唯一可能的决定。”
“噢，你也这么说，你们都这么说，”安妮对着坚硬的话筒哭泣着，话筒比茶杯更沉重，“但我是那个不得不做这个决定的人。我在害死他，而我是那个必须看着这件事发生的人。难以置信，他的嘴巴想要水。他快干死了！”
“为什么要去看望他？”马丁问，“他不是还昏迷着么？”
“我怕他醒来觉得害怕，”她说，那想象中的场面让她一阵剧烈地抽泣，不得不挂掉电话。
过了恰到好处的一段时间，马丁又把电话打了过来。她很感激，觉得他是心有灵犀地给了她时间哭好，洗把脸，然后热上咖啡，然而他似乎只是刚才和他女朋友商量了一下此事。“哈丽特说，”他口气权威地说道，“剩下的办法，就只有大发神经，把老头儿往医院一送，吊着瓶瓶罐罐活受罪。更不用说还得花钱。”
“跟哈丽特说，我当然不会去做任何对她来说大发神经的事情。她更不必操心钱的事；她可不是财产继承人。”
马丁的声音听上去颇受打击。“她非常同情你，她都哭起来了。”
“跟她说，多谢她的同情。她要同情我，干吗不放你回来一趟呢？”
“是我自己不想回来，”马丁以一种崭新的庄重而慈爱的口吻说。
“噢，去死吧！”安妮挂上电话，然而她惊异于自己竟感到了快意和解脱。她意识到，发在这个男人以及他那自以为是的女人身上的一通怒火，是这些天来除了疗养院、垂死的父亲和她的负罪感外，她第一次想其它事情。
她无法让自己安定下来。她会连着几分钟握着父亲的手不放，感觉像是过了几个小时，对着他的聋耳朵宣布自己的存在，让自己呆在他的身边。父亲的脸干枯得深陷下去，带着木乃伊般惊愕的表情。他扬起的眉毛和低垂的睫毛间看上去距离巨大。他的手会突然一抽，或者她的手动了一下，这样就会刚好触碰到他的脉搏。那种生命的迹象吓到了她，就像大半夜里，厨房灯突然亮了，几只蟑螂从水槽里冒了出来。“爸爸，我必须离开一会儿，”她说，然后飞快地逃走。
她觉得自己迈着奇迹般富有弹性的步伐穿过大厅。四周都是临终者剪着短发的头裹在白床单里。有一位头发稀疏、面色潮红的老太太，陷在一把老人专用椅上，不停地拍着巴掌，喊着“救命”。安妮经过的时候，老太太停住了片刻，接着又恢复她刚才的动作。“救命”，“啪啪。”“救命！”紧闭的大门。空气。生命。伏牛花和富贵草种在门口的方形花坛里。停车场刚刚铺过路。这世俗的泥土和沥青让安妮感到惊奇。太阳像一个银白色的伤口低悬在十一月铅灰色的天空上。她溜进汽车，启动发动机。
疗养院的四周对她来说很陌生。她走进以前从未去过的两洋超市，在一家稚气十足的小吃摊给自己和孩子买了晚饭。置身于陌生人中间，她用一块三明治和一罐可乐填饱肚子。加油的时候，她呼吸着加油站里的气息，看着一个友善的胖子穿着绿色工作服，如此煞有介事地为她注满油箱。她感到，在这灰冷的苍穹下，在这陌生人聚集的城市里，因为她的意愿，另一个人正在油尽灯枯——而正是那个人的精血赐予了她生命——这听上去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临终前，她父亲的性意识恢复了。她母亲不再介入，他的男性气质却显露出来。在母亲去逝以后，安妮和马丁曾想把他接来一起生活。但是，头一个晚上，他就站在安妮和马丁的卧室门外清着嗓子，把他们弄醒了。当安妮打开房门，父亲对她说，没有人像她今晚这样伤害过他。他的脸气得发白，睡衣上下两个扣子扣错了位置。她起初并没有反应过来，但随后脸红了起来。“可是，爸爸，他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父亲。我不是妈妈，我是安妮。”她继续绝望地辨白，“妈妈已经去世了，你忘了吗？”
他的怒气过了很久才开始平复，看来他是领会了这个意思。他眼睛眯成一线，做出法律界的审慎状，“情况属实，”他说。
马丁感到好笑，两人一起把安妮的父亲送回床上，但是他们却再也难以入睡，仿佛他们确实是情人，而在隔壁房间拍打墙壁的男人才是被弄错了的丈夫。她只是到后来才感到那天晚上的讽刺之处：那个和她睡在一起的男人，其实并不情愿这样。那时，马丁和哈丽特已经开始了婚外情，他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让安妮的父亲住进来，只是出于他对婚姻生活的最后一次仁慈。她记得，当她后来宣布和父亲一起住的办法不奏效的时候，马丁是多么地如释重负。父亲回到了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糊涂，具有攻击性：从骚扰几个家庭主妇，到一对同居的情侣，最后发展到骚扰一个强壮的男护士。马丁则吐露着越来越多的婚外情细节，最终提出分居，然后一把老头儿安全地安置到疗养院，他就走了。
然后，独自一人，安妮这才意识到了父亲拒绝承认死亡的勇气。随着他的理智日衰，那一辈子爱在人前受尊敬的习惯简直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他横蛮暴怒，一意孤行，对护士报以老拳，为了急着打开老人专用椅的链锁，闹得双双四脚朝天。从他的好斗和狂暴里，安妮看到了一种赤裸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为他身边的四个女人在洪荒世界中搭起了一个避难所，并且获得了她们的尊敬。随着马丁的离去，安妮感到自己同样赤裸着。自己的无依无靠，使她爱上了父亲的无力感。然而，她的爱却使她不能和他一起，无法像父亲曾经在她步入少女时代时安抚她那样，安抚他面对死亡之路时的恐慌。这一事实让安妮感到分外羞耻。
做出决定的三天来，安妮来了又去，惊叹于父亲求生意志的狂躁。他的脸干枯消瘦，进而变得僵硬。他的嘴巴保持着o的形状，像是要吃奶的婴儿。他的呼吸喷出一股臭气，像一阵不可解读的斥责。他的手呆在她的手里。他死不了，她留不住；就像那些参加一场伟大而狂热的爱情的选手们，和他们在一起，没有谁会介意彼此拯救。
他死了，在没人陪伴的时候。护士很快就发现了，用床单蒙住他的脸，然后打电话给亲属。此时安妮正在家里耙着硬邦邦草坪上的落叶，想着自己应该陪在父亲身边。这个在人与人之间建起隐私和孤立空间的世界，突然鼓起勇气，降下纷飞的信件和拜访，致意和怀旧。在她面前，她父亲漫长而充满成就的一生被用言语重建起来。葬礼办得很成功，那是一场幸存者的聚会，一场向一位像样而有用的人的致敬典礼——他刚过世不久，身体却依然生气勃勃。她的妹妹们从飞机上下来，哭得比她还厉害。一张张在安妮童年记忆中漂浮的中年面孔——她父亲的老朋友们，统统付诸实相。安妮接受着亲吻，拥抱，抚摸和褒扬，然而她才是父亲死刑的执行者。她看到，这并不自相矛盾。他们对她满怀感激。世界需要死亡，就像需要生命一样。
葬礼之后，马丁同她和孩子们一起回家。“我很好奇，”安妮在他们俩独处的时候说，“哈丽特怎么没有来。”
“你想让她来吗？我们以为你不想。”
“你们想得没错。”
“当然，她本来是想过来的。她佩服你的所作所为。”
安妮看出，马丁是想借着老爷子办丧事为哈丽特谋一个进身之阶。他在脑海里已经跳过了他们分居和离婚的阶段，直接跳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妮，会对他的第二任妻子哈丽特宽宏大量，甚至对她所谓的崇拜也投桃报李的那天。他可真是越来越幼稚了，安妮想，一个推销员，一个联络人。“我什么都没做，”她说。
“你做了一切能做的，”他回应道，这同样是他游戏策略的一部分：不仅推销哈丽特，也推销安妮自己，暗示她称职而且独立，就算没有他也能搞定一切。
她真的能吗？自从护士在电话里给了她那件久违的礼物——她父亲去逝的消息，安妮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她重新获得的自由里感到深邃的无意义了。她瞥见了这种可能性，就是没有别的人像她父亲那样需要她，而在他死后，她对其他人的贡献，就只剩下自己也一死了之了。马丁那套新做派是致命的，热烈地拥抱孩子们，带着羞怯、压抑的殷勤，和每个孩子说话，所有这些经济有效的十足活力，都是他心不在焉呆在家里的几年里所没有过的。当安妮站在火炉边时，他甚至胆敢轻轻拍拍她的屁股，好像她不过是另外一个等待安抚的孩子。吃饭前的那段时间，他里里外外地忙乎着，换灯泡，给炉子上油，把从不听话的挂钩上脱落的窗帘重新挂上。他艺术鉴赏家般尽职尽责地表演着——他迅速浏览着儿子们在暗室里冲洗的照片，他轻松地给女儿讲解因式分解——这一切，对安妮来说，都是他有意要让她受辱。他的做法与其说是让她和孩子们更亲密，不如说是在离间他们，给她们的关系设置距离。孩子们把失去父亲的责任赖在了她身上，他们也责备自己。日复一日，他们无言地坐在餐桌前，咀嚼着负罪感。现在，他终于回到家里，拔掉酒瓶塞，庆祝她父亲的去世。“安妮，亲爱的”——他在哈丽特那儿学会的这个句式——“跟我们大家说说你为什么换不了电灯泡？你是害怕摘下来还是拧上去？”骨子里毒辣，但外表光鲜；哈丽特让他变得幼稚但是更积极，少了胆怯和罗嗦。之前在家里，他像是他们不经意间呼吸的空气；现在，他向他们表明，他是一种力量，他的精力充沛，那带着报复心理的责任感不过是在炫耀他们浪费了一笔财富。
安妮对他说：“我一直忙着爸爸的事情，顾不上哪个灯泡亮哪个灯泡不亮。我连报纸都几天没读了。”
马丁没注意到她语气中的防备。“可怜的爷爷，”他盯着孩子们说，好像提醒他们，哀悼是又一担落在他肩上慈父般的责任。
憎恨，对这个男人赤裸裸的憎恨充斥着她的身体，似乎把她提起来，让她恢复了自由。他坐在他那端的桌子边，感觉到了。透过孩子们面前朦胧的烛影，他笑了起来。她的憎恨正是他所要的。然而那增恨却最终摇曳着熄灭了，就像灯泡突然坏掉不亮了。她并不自由。
他帮她洗了碗。独自生活，马丁养成了做些家务的习惯：另一个新花招。马丁在她身边走来走去，却避免和她有任何接触，带着滑稽的单身汉般的谨慎，擦干每一个盘子。这让她觉得他变得令人乏味。他，同样，感到厌烦。在一阵阵厌烦中，他滑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