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短篇小说集(国外篇)-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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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手术的病人,放在客厅的餐桌上。可能,每件东西都有属于它的手术台。湖面是鱼的手术台。云是候鸟的手术台。泥土是落叶的手术台。树是大风的手术台。荷尔蒙是男人的手术台。女人是荷尔蒙的手术台。
我切开西瓜,我一口气吃了大半个。西瓜太甜,让我想不起有什么抑郁的事情来。我把剩余的西瓜放进冰箱里,我决定我要杀人。生活的美好,总让我想去消灭那些烦躁的人。就像忽然搬进了一尘不染的大房子,我自然比住在小屋子的时候更加不能容忍虫蝇鼠蚁。
于是,我决定我要杀人。我想先把楼上的那对夫妇杀了。因为每天晚上我想看会儿书的时候,他们总把电视机开的很响,像是邀请我陪他们一起看一样。几乎每个晚上,我都这样“荣幸”地被他们邀请了看电视。我是喜欢看电视的,但我不喜欢用这种方式。我可以清晰地告诉我身边的人,楼上那两个家伙每天晚上看的是哪个节目。我要是杀了他们,我就再也不会被电视机的问题困扰了。
我有了杀人的目标,接下来就是怎么杀了。我看过很多讲述杀人的电影,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杀人手段,有些高明,有些低级的像夜间路边商贩盗卖的三级片的情节。可照着电影杀人,让我有一种羞耻感,仿佛我成了里面的演员,没有创造感也就不觉得有趣了。我要用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杀人。
杀人方案一:当楼上的夫妇只有一个人在家时,我假扮成煤气检查员敲门。进入房子后趁主人不注意用事先买来的电棍将他击倒,然后处理案发现场,等另一个回来的时候,再将她也电倒。最后,关紧门窗,拉上窗帘,把夫妇两人放在床上,打开煤气,制造成是煤气泄漏两人中毒而死的样子。
当然上述所有过程中,我会带着白手套,屋子里是不会留下任何与我有关的指纹的。电影中的警察可以再现罪犯的鞋印,从而推测出罪犯的年龄体重,所以在案发前,我会在衣服和裤子的口袋放上些铅球,在小腿上各绑上五公斤的沙袋。这样警察就不知道我的真实体重了。这个方案的好处是,由于我是把夫妇两人分开来杀的,会容易成功一些。
就在我开始计划杀人方案二的时候,门铃响了。由于不是周末,妻子又去上班了,我真想不出这个时候会有谁来我家。我走出书房,打开门,是个女的。大概二十六七岁,长得还不错。我刚想问你是谁有什么事吗,她笑着说:
“你好,我是住在你们楼下的,我下楼散步回来,才知道钥匙手机都忘在了家里了,我可以在你这里坐一会儿吗?我男朋友马上就回来了。”
我以前觉得这种美好却粗糙的剧情只有电视剧里才有,没想到我也有亲身遇到的时候。我把我的伟大的杀人计划忘得一干二净。我自然也是笑着说:
“可以啊,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你不用客气。”
说着,我把门打得更开了,足够可以同时进三四个人那么开。我侧身,让女孩先进,我关了门。我让她在沙发上坐会儿,冰箱里还有些妻子平日里买的饮料,我选了一罐,递给女孩说:“喝点水吧。”她笑着说不用,可我客气地递了好几回,她也不好意思不收了。
我也坐在了沙发上,和她开始东扯西扯。女孩长得清爽,皮肤白皙,又没有化妆,身材也可以,由于是夏天,她穿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很薄,薄得就像明清古装戏里吹迷药前要用手指轻轻捅破的窗纸。大热天的午后散步回来,她出了很多汗,身上也多处给汗水黏住了,我可以看出她穿了黑色的胸罩。
女孩说了些不好意思打扰我之类的话,我说没事的。她就问我一个人在家干嘛,我扯谎说她来的时候我正好在看电影。女孩说她平时也很喜欢看电影,还把她在大学时看了哪些电影都告诉我。我见兴趣差不多又聊得来,我也更加愉快地和她说话。能和长得好又聊得来的女孩子聊天,是这样的热天午后比吃西瓜还要愉快的事情。
“你是做什么的呢?我是说你的职业是什么?”她问我。
“我给些杂志写点东西,也写些影评。”我说了个大概。
“真的吗?”她似乎很惊喜的表情,让我以为她忽然喜欢上了我。
我们的对话,基本就按上面的形式来来回回。她说她能不能看看我写的东西,我说可以啊,就转身回书房拿些我过去写的稿子,我把稿子递给她,说:“写的不好,你别笑啊。”她笑着接过稿子,像接过一块蛋糕。我想起冰箱里还有写西瓜,就说:“我买了西瓜,我去冰箱拿。”她没有说话。
我取出西瓜,用水果刀切了两块,忽然我感到腰部一阵强烈的电击,顿时全身麻麻的,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几个小时后,我醒来发现我的手脚都被绑在了椅子上,嘴巴也用胶带封上了。我的眼睛还有些迷迷糊糊,并不能清晰地张开。但我大约可以确认坐在我面对的女孩就是刚才那个。我觉得女孩再也不可爱了,因为她用电击倒我以后还把我绑架了。
“每天早上五点,你就开始放音乐,你还让不让人睡觉?”
我和妻子都是早睡早起的人,每天早上五点我醒来就去冲凉,冲凉时我会放音乐。或许是音响有些大,所以吵到楼下的她睡觉了,可这也不是一件需要电击我然后绑架我的事情啊,她至于这样吗?我的嘴巴被胶带封上了,我不能把我的反抗的每一个传到她的耳朵里。
我摇摇头,又觉得摇摇头传达的是“不让你睡觉”的意思,于是又立马点点头,可又觉得是“我就是不让你睡觉”的意思,我这时才切肤体会到语言的重要性。
“刚才我下楼散步,散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要杀人,我想了想,我要杀了你。”女孩发了狠话,如果要不是我那一刻有生命危险,我真觉得漂亮的女人连生气放狠话都是一种美。我觉得这个世界太疯狂了,这不是我刚才吃了西瓜后的想法吗,我觉得我一定是在做梦。对,我在做梦。
我支支吾吾的发出声音来,你至少得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啊,或者给我个道歉的机会啊。但我知道,她是怕我喊救命,换了是我,我也不会把胶带撕下来的。我就拼命的摇头,希望可以传给女孩“我不是故意的”的意思。
“我真想杀了你,但是我不杀作家。你至少也算是个写字人,所以我不杀你了。”女孩看着我的眼睛。
这怎么行啊,我想,你不杀我,但我都知道是你想杀我了,你就放心我不会来找你?你就放心我不会报警或是雇人报复你?我想这个女孩一定是个神经病,不然也是个弱智。
“但我知道,如果我就这样放了你,你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我要你和我做爱,如果你不忘了这件事,我就去告你强奸我。”女孩说这些的时候,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
这下,轮到我吃惊了。这个世界是崩溃坏了吗?如果不是,那这个女孩一定是个神经病,不然也是个情种。我忽然记起她说她爱看电影,哎,电影把她教坏了。这种情节不是太罗曼蒂克就是太粗糙的像张八九十年代农村人拉完屎擦屁股用的草纸。
就在我还不知道怎么把今天发生的事情串联起来在同性朋友聊天时好好吹吹牛的时候,女孩脱掉了自己的连衣裙,白色的连衣裙像一朵荷花盛开在了地板上,她看着我,深深地看着我,我的眼睛我的头发我的耳朵。她反手解开了黑色的胸罩,一对尖挺奶子站在我的面前耀武扬威,奶头有些不大,但可以清晰可见。然后她慢慢脱掉黑色的内裤,女孩解开绑在我身上的绳子,撕开了黏在我嘴巴上的胶带。我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我是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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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爱的险境
小说
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情况是这样的,好像她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围着,他们的矛尖是向外的。无论何时,只要我想要靠近,我就会撞在矛尖上,受了伤,不得不退回。我受了很多罪。
这姑娘对此没有罪责吗?
我相信是没有的,或不如说,我知道她是没有的。前面这个比喻并不完全,我也是被全副武装的人包围着的,而他们的矛尖是向内的,也就是说是对着我的。当我想要冲到那姑娘那里时,我首先会撞在我的武士们的矛尖上。在这就已是寸步难行。也许我永远到不了姑娘身边的武士那儿,即使我能够到达,将已是浑身是血,失去了知觉。
那姑娘始终是一个人待在那里吗?
不,另一个人到了她的身边,轻而易举,毫无阻挠。由于艰苦的努力而精疲力尽,我竟然那么无所谓地看着他们,就好像我是他们俩进行第一次接吻时两张脸靠拢而穿过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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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厄普代克: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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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疯子译
尽管安妮的父亲昏迷在床上,已是弥留之际,他的手依然温热,甚至还很有力。在这间价格昂贵、装修淡雅的疗养病房里,他感到饥肠辘辘,口渴难耐,如同那些被遗弃在沙漠里的人。他的口气难闻至极。从干枯的洞穴——他的嘴里,呼出的气息,不同于安妮闻到过的任何散发自人身上的气味——污秽但毫不丰盈,只是臭皮囊剩下的最后一点酸味而已。然而他依然活着,毫无意识地努力喘着气,不声不响地嘟囔着,灰白的脸上闪过那些她所熟悉的表情——他往常在餐桌上故弄玄虚,时而高耸双眉的无奈状,或是突然撅起上嘴唇,像是要发作起来,大讲一通字斟句酌却义正词严的议论来。作为一名律师,忘家于那些城市和公司的阴谋里,他的为父之道十分疏离。他不愿责罚儿女,平时最多在饭桌上说说笑笑,聊助合家欢愉。他的空闲时间都花在户外,摆弄那些没有儿子可供分享的活计。在新罕布什尔州,他花了几个夏天的时间,盖了一堵四分之一英里长的石墙;在波士顿,他平整砖砌的平台,给它除草;在退休后居住的郊区,他照看混合肥料堆,修补和重新设计篱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手丧失了工匠般的粗糙,衰退的大脑无法再指挥双手做任何工作。就在去年夏天,安妮曾经轻率地让他帮她的孩子做一只鸟笼。他吃吃地笑着,像男子汉一样跃跃欲试。他找齐了要用的工具——木头、钉子,像平时一样颇为自得地叼着烟斗,走着熟悉的过场,而他的孙子带着越来越不信任的神色,打量着被他瞎钉在一起的木头。最后,老头儿后退一步,和孙子一起观看刚才的成果。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于是永远放弃了干类似活计的念头。此刻,他那干枯却并未僵硬的手放在女儿温暖的手里。
他的手有时回应她的紧握,掠过面容的激动使他微弱的脉搏加速。“放松,”这时安妮会俯过身,凑近他带着酸腐味的呼吸,轻声对他说,“放——松!没事的!我就在你身边,爸爸。我不会离开的。”
在这些小时的紧握和守护中,安妮回想起了一幕三十年来都很少忆及的童年插曲。那件往事是如此奇怪,不符合她和父亲各自的性格。那时她还是个没心没肺的小孩——当时人们管这叫“适应能力强”。大约十三岁的时候,作为三个女儿中第一个步入少女时代的那个,她遭遇了失眠症。那无法解释的不眠状态让睡眠成为了一片不可抵达的神奇国度。房间家具闪着幢幢黑影,似乎不去监视它们,它们就会恐怖地苏醒过来。她母亲轻描淡写地把她的害怕心理给打消了,就像从前给她解释月经是什么时,只说“岁数大了”引起的一些不方便。令人意外的,倒是她父亲正儿八经地对待此事。安妮记得,他总是面色苍白地从那些开不完的会议中抽身回家——脸上带着下议院式的冷漠,肩上担着上议院式的重负——然后,如果他发现她还醒着,就会连着几个小时坐在她床边,握住她的手,和她聊天,权当是“陪伴”。或许她感觉的几个小时,其实不过是几分钟;或许是她的回忆把几帧片断扩展成了漫长的插曲。在她的记忆里,父亲的声音不仅慈爱,而且使她感到,他总是兴趣盎然,闲适自娱,好像来此不是为了尽责,而是在做一件赏心乐事,就像他童年在乡间时,围坐闲谈便深感快乐似的。父亲对她不曾吝惜过时间,现在,她同样不想吝惜她的陪伴。她要照顾他入睡。
然而安妮厌恶疗养院,她想逃离那白大褂掩盖下的气味,那没完没了的电视,那价格昂贵的误诊,那佯装激励的虚伪和那令人窒息的鄙俗。这些濒死的碌碌众生和粗鲁的护士,正是她父亲希望她长大后能避免成为,超越之上的。“你不是个棒小伙吗!”主管的医生佯装抗议她父亲入院,轻拍着他的胳膊,像个性急的女友。
她父亲那常年辛劳自任锻炼得来的身体一向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