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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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觉得自己读书开窍了。”
而第四次资格考试是考金融学的专业课程，其中一科就是lo的股票期权。为了准备这次考试，我们全班昏天黑地地开夜车解答艰难的期权数学问题。但我们拿到考卷时一看只有一道考题“股票期权可否兑现”，题目虽看似简单，但老师却给了我们8个小时的答题时间。我们都认为8个小时解这一道题，那它肯定是很难的题目。我还记得全班8个小时内无人提早离场，个个面带苦色，而且洋洋洒洒地写了至少40页以上，我大概写了60页。考完以后，老师告诉我们，全班都答错了，答案是——no——老师只要我们回答一个字而已。全班唉声叹气，果然是小鬼难缠。
我到了沃顿后，碰到了初中时代的同学——马学勇。他在“国立”台湾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拿着全额奖学金赴沃顿商学院决策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当然，他不记得初中那一点琐事了。他还邀请我参加了他的婚礼。但一两个学期以后，他就不读了，听说是考试没过关。但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这样消失了。据同系的学弟梁定澎（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的说法，他这一生太顺了，所以没有办法承受不顺的打击，因此轻易地就打了退堂鼓。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压力太大了，而且总把读书看得太重要、太唯一了，几乎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枷锁。老美就轻松得多，念好就念，念不好就不念，无所谓。我们可能认为马学勇无法承受打击而退学，说不定他自己可能就像老美一样觉得念书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也可能并不是他本人想不开，而是我们局外人在替他想不开而已。
观 众：郎教授，我们很好奇，你的博士论文是不是也这么富有传奇性呢？？
郎咸平：1985年，在沃顿开始写博士论文时，我只想做投资学方面的论文，我根本就不敢做公司财务的课题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不适合这种软科学的，我也不认为我能进那个小圈圏。只是当时沃顿的一位大牌教授irwin friend需要一个勤劳的打杂工。由于我曾义务帮他搜集了一些资料，所以他很希望继续用我这个廉价劳力，因此就收了我，并要求我做公司财务的实证研究。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噩梦生涯。
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找公司财务的论文题目，更不知如何着手，只是很努力但很幼稚地想把论文写好。我想可能是我的“勤劳”感动了他，他指定了一个公司财务的题目给我，同时也把有关的资料给了我。在他细心的指导下，我很勉强地把论文在半年之内写出来了。我总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这个速度就沃顿创校一百余年的历史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快的了。虽然我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但我对这个领域还是相当的陌生。
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我一心一意想回台湾发展，我可以说是第一个回台湾的金融学博士。当时，我向“国立”台湾大学商学院金融系系主任林煜宗申请工作。由于我以前不是那里的学生，因此，他很客气地拒绝了我。我随后又托了些人说情，包括杜兰大学的李志文教授。他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恼羞成怒，大骂为我说情的人。但我又不想去其他学校，所以只有留在美国了。我在美国成了名以后，反而和林煜宗的关系不错。我推荐我的博士生去他那里教书都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不要我而已。
我的论文题目是《管理者自身利益对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经验检验》。完成这篇论文后，我的指导教授在1987年去世。我将两人联名的论文发表在1988年的journal of finance上。
观 众：郎教授，你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中文大学待了10余年，能不能谈谈你对中文大学的感情。
郎咸平：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待了将近14年，而且先后经历了4任校长。第一任校长高琨是“光纤之父”，他在1994年聘任我为正教授。读者可能对英国的教授评级系统不太了解，我做个简单的说明。在英囯系统之下，拿到博士学位后就从讲师（lecturer）开始任职，也就是和我国的助理教授同级。再上去就是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从讲师升到高级讲师是一大关口，大概只有30％的讲师可以升到高级讲师。高级讲师再往上升就是正教授，英文是reader。平均大概只有15％的高级讲师可以升到正教授。正教授再上去就是讲座教授（professor）。担任讲座教授必须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学者，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中文大学教授有物理学大师杨振宁教授和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2000年以后，香港各大学的英囯系统的教授评级制度也顺应时代潮流和美国接轨了。讲师和高级讲师改成了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副教授再往上升就是正教授和讲座教授。
1997年，高琨校长退休后由医学院院长、心脏科权威专家李国章教授接任。我是李国章校长提升的第一批讲座教授中的一位，当时42岁，在中文大学也算是比较快的。教授做到讲座教授也就算到头了，因此这辈子也没什么盼头了。
以香港7个大学而言，中文大学的教授升等传统上是最慢的，也设什么特殊的道理好讲，就是比较拖。我们有好几位同事不耐久等纷纷转往他校，反而一下子就提升了。？
李国章校长在2002年突然决定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之邀担任教育局长一职。李国章校长是香港名门之后，他们一门数杰。哥哥李国宝是东亚银行董事长，兄弟李国能是大法官，叔叔李福善曾和董建华竞争特首一职。《华尔街日报》特派员秦家聪，据说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收集李氏家族的族谱，并出版了一本有关李氏家族的畅销书。香港在1997年以后，基本上是采取了“商人治港”的理念，李校长从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这6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政绩让人觉得商人从政的理念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了。为什么这么多精英聚在一起以后反而形成了大家的无能。金耀基校长接任了李国章校长的位子。金校长著作等身，我在念东海大学时就读过他的一本书——《剑桥语丝》。书中记载了他在剑桥游学时的点点滴滴。那时读完金校长的书后，就非常希望能去剑桥大学留学。激动之余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剑桥的招生部，索要一份学校的简介。一个月之后，终于盼到了回函，内容很含蓄，告诉我没有被录取的可能，因此除非我付钱买，否则他们不想浪费邮票和印刷费寄学校简介给我。我在2003年年底碰到了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的剑桥大学讲座教授莫里斯（英文名是james mirlees，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张维迎教授在牛津大学的指导老师），我还和他开玩笑谈及此事，大家哄堂大笑。大陆的学子可能还不知道，莫里斯现在已经辞掉了剑桥大学的教职，而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大学讲座教授，同时担任一所新的晨兴书院的院长职务。中大的书院和学院不同，学院就是大陆的管理学院、法学院、文学院等等，而书院有点像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书院，这些书院是学生住宿的地方，当然每个教授也分配到了不同的书院，其目的就是增加和学生的互动，我是属于崇基书院的教授，我也经常参加学院的活动，比如演讲等等。中大原先有四所书院——崇基、逸夫、联合、新亚，2010年将增加善衡和晨兴，在这之后还有敬文、伍宜孙、合声等三个书院还在筹划中。
金耀基校长已于2004年退休，在金校长之后就是现任的刘遵义校长，他原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在美国学术界卓有成就，目前担任校长期间，刘校长非常重视和大陆学界、政界的往来，他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
毕竟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待了14年的时间，我对这个学校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我目前唯一的职位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我没有在其他学校、企业或政府担任任何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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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反对股份制
小说
我也谈历史：股份制的起源
郎咸平：各位现场来宾，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节目。现在央视推出《百家讲坛》，这个节目孕育了几位明星，比如讲《三国演义》的易中天，讲《论语》的于丹等，他们对这些古典精品文化的重新解读激起了大家关注历史、学习历史的风潮。那么对于这种历史热，我也给予了关注，也看了易中天的《品三国》，易中天这个人的口才确实不错。他成名之后，受到很多人攻击，他现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当然，于丹也是一样，忽然之间就成名了，因为央视给她这个机会，讲我们中国的历史，讲我们中国的哲学，现在，她在国内的知名度提高了。我观看他们的讲解过程，观察得非常仔细，他们讲历史有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没有理解历史的本质。那么通过一些学术研究，以《三国演义》为例，他只能讲清楚到底有没有赤壁之战，有没有空城计等等问题，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考据学，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嘛，所以基本上《百家讲坛》里面讲的历史都是考据史。
因而坦白地讲，我对这个节目比较失望；如果说我还有一点比较乐观的话，那就是我们社会大众对所谓的历史本身开始关注，这是一个好现象。我想在这个电视节目里面我也想跟大家谈谈历史，可是我谈的历史绝对不限于只做考据学，我不干这种事的。今天，大家跟着我跳出这个圈子，来谈谈什么是真正的历史。
那么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就找出一个事件，说一个事件大家都能理解：我们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叫什么？叫改革，改成股份制，所以我还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或者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候，全国各大小企业都争先恐后地改成股份制。我就以股份制这一件小事情讲出一个大道理。我想请问全国的观众朋友，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股份制？我再'；问你们一下，全世界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出现在哪里？
你们是否了解当初为什么会有股份制？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很遗憾的问题，现在，我就要跟各位谈一个在教科书上看不到的，你们在书店里面的任何历史文献里面也查阅不到的，我甚至怀疑在我们整个中国大地也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的一段历史。今天，我讲的这个历史课，绝对都是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心得。那么，根据我和香港的大学同事杨耀辉教授的研究，你会发现第一个股份制的公司出现在英国。什么时候？在西元10世纪，也就是说在差不多等同于中国的大宋王朝时期，英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这个股份有限公司怎么来的？你们听完之后一定会豁然开朗，觉得这段历史太有意思了。1000多年之前的欧洲，当时是一个神权的世界、神权的社会，那里的人们对上帝的崇拜简直无以复加，你可以说是迷信，这个我不加以评论。总之，那里的人们对于上帝的崇拜是令人不可想象的，因此西元10世纪的欧洲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人犯了罪，死后是要下地狱的。人们为了避免下地狱，只好在死前将自己的土地、房屋捐给教会。到西元10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差不多有58％的土地是属于教会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教会是干什么的？教会不是公司，神父等人是不能够经营企业的，那该怎么办呢？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神父不能结婚，因而他们没有合法的后代。当然很多历史文献说，神父乱伦，搞不合法的后代，这是另外一回事。神父可能会有后代，但是是不合法的。由于没有合法的后代，所以继承就产生很大的问题，那么教会收了这么多的土地和房子，准备由谁来经营，由谁来继承呢？由于找不到继承人，所以逼得当时的教会不得已聘请了职业经理人。这样，一个很可笑的故事就出来了，股份有限公司的“有限”是什么意思？“股份”是什么意思？那么有两点：第一点是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我们把它看成一个了不得的东西；第二点有限责任制，上市公司和有限公司，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了不起的宝典。可是你想想看，这两大定律在当时是怎么回事？我们认为了不起的管理权跟所有权分离的原因，是因为教会没有合法的继承人，管理权跟所有权不得不分离。因此，只能由职业经理人来经营。
那么，为什么叫有限公司呢？那就是没有追诉权，我借了多少钱，我跑了就跑了，你不能向我个人来追诉，这就叫做有限责任制，对不对？我相信只要对公司稍微有一点概念的人都会理解。把有限责任制当做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每家公司都要搞这个制度，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