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云集-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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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夺口号名词是非得失过程中,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已得到了个“杂文高于一切”的成就。然而成就又似乎只是个结论,结论且有个地方性,有个时间性,一离开上海,过二 三年后,活泼热闹便无以为继,且若无可追寻。在南京,则文学夜会也够得个活泼热闹!在北平呢,真如某“文化兄”所说,死沉沉的。人与人则若游离涣散,见不出一个领导团体。
对工作信念,则各自为战,各自低头寻觅学习,且还是一套老心情,藏之名山,传诸其人,与群众脱离,与现实脱离。某“文化兄”说得当然是一种真实。但只是真实的一面,因为这死沉沉与相对的那个活泼泼,一通过相当长的时间,譬如说,三年四年吧,比较上就会不同一点的。在南方成就当然也极大。惟一时引起注意热闹集中的大众语、拉丁化等等,却似乎只作成一个政治效果,留下一本论战的总集,热闹过后,便放弃了。总之,团体和成就竟若一个相反比例,集团越大成就就越少。所以在南京方面,我们竟只留下一个印象,即“夜会”继以“虚无”。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是在这个时期中陆续为人所熟习的,而熟习的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用个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因为在游离涣散不相粘附各自为战情形中,即有个相似态度,争表现,从一个广泛原则下自由争表现。再承认另一件事实,即听凭比空洞理论还公正些的“时间”来陶冶清算,证明什么将消灭,什么能存在。这个发展虽若缓慢而呆笨,影响之深远却到目前尚有作用,一般人也可看出的。提及这个扶育工作时,《大公报》对文学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
只可惜工作来不及作更大的展开,战争来了。一切书呆子的理想,和其他人的财富权势,以及年青一辈对生活事业的温馨美梦,同样都于顷刻间失去了意义。于是大家沉默无言在一个大院中大火炉旁,毁去了数年来所有的资料和成绩,匆匆离开了北平,穿过中国中部和西南部,转入云南。现实虽若摧毁了一切,可并不曾摧毁个人的理想。
这并不是个终结,只是一个新的学习的开始。打败仗图翻身,胜利后得建国,这个部门的工作,即始终还需要人临以庄敬来谨慎从事。工作费力而难见好。在人弃我取意义下,我当然还得用这一支笔从学习中讨经验,继续下去。
到云南后便接近一个新的现实社会。这社会特点之一,即耳目所及,无不为战争所造成的法币空气所渗透。地方本来的厚重朴质,虽还保留在多数有教养的家庭中,随物质活动来的时髦,却装点到社会表面。阳光下自由既相当多,因之带刺的仙人掌即常常缠了些美而易谢的牵牛花,和织网于其间的银绿色有毒蜘蛛,彼此共存共荣。真实景物中即还包含了个比喻,即在特别温暖气候中,能生长高尚理想,也能繁荣腐臭事实。少数人支配欲既得到个充分发展机会,积累了万千不义财富,另外少数人领导欲亦需要寻觅出路,取得若干群众信托。两者照理说本相互对峙,不易混合,但不知如何一来,却又忽然转若可以相互依赖,水乳交融,有钱有势的如某某军阀官僚,对抽象忽发生兴味,装作追求抽象的一 群,亦即忽略了目前问题。因之地方便于短短时期中忽然成为民主的温室。到处都可听到有人对于民主的倾心,真真假假却不宜过细追问。银行客厅中挂满了首都名流的丑恶字画,又即在这种客厅中请来另外一些名流作家反复演讲。在这个温室中,真正对学术有贡献,做人也站得住的纯粹知识分子,在国家微薄待遇中,在物价上涨剥削中,无不受尽困辱饥饿,不知何以为生。有些住处还被人赶来赶去。也少有人注意到他们对国家社会战时平时的重要性,或就能力所及从公私各方面谋补救之力。小部分在学识上既无特别贡献,为人还有些问题的,不是从彼一特殊意义中,见得相当活跃,即是从此一微妙关系中,见得相当重要。或相反,或相成,于是到处有国际猜迷的社论,隔靴搔痒的座谈,新式八股的讲演,七 拼八凑的主张。凡事都若异常活泼而热烈,背后却又一例寄托于一个相当矛盾的不大不小各种机缘上。一切理想的发芽生根机会,便得依靠一种与理想相反的现实。所以为人之师的,一面在推广高尚的原则,一面亦即在承认并支持一些不甚高尚的现实。一些青年朋友,呼吸此种空气,也就成为一 个矛盾混合体。贫穷的子弟多还保有农村的朴质纯粹,非常可爱;官商子弟暴发户,则一面从不拒绝家中得来的不义之财,买原子笔学跳舞,以为时髦不落人后,一面也参加回把朗诵诗晚会,免得思想落伍。由于一时兴奋,什么似乎都能否定,兴奋过后继以沉默,什么似乎又即完全承认。社会一 面如此,另一面则又有些人,俨若游离于时代苦闷以外,实亦在时代苦闷之中。即一部分知识分子,平时以儒学自许,自高自卑情绪错综纠结,寂寞难受,思有以自见,即放弃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态度,听生命中剩余宗教情绪泛滥,一变而公开为人念咒诵经,打鬼驱魔。还有人从种种暗示中促成家中小孩子白日见神见鬼,且于小小集团中,相互煽惑,相互传染。举凡过去神权社会巫术时代的形形色色,竟无不在着长袍洋装衣冠中复演重生。由藏入滇的喇嘛,穿上朱红明黄缎袍,坐了某委员的厅长吉普车满街兜风,许多有知无知的善男信女,因之即在大法王驻跸处把头磕得个昏昏沉沉,求传法得点灵福。(这些人可绝想不到中甸大庙那个活佛,却是当地唯一钟表修理人!)大约这也分散了些民主的信仰,于是就来了“政治”,又有什么“国特”活动的近乎神迹鬼话的传说,铺张于彼此寒暄里。……试为之偈曰:“一切如戏,点缀政治。一切如梦,认真无从。一切现实,背后空虚。仔细分析,转增悲悯。”一切有生,于抵抗、适应、承受由战争而来的抽象具体压力时所见出种种圆景幻象,在有形政权解体以前,固必然如彼如此也。
由于战争太久,大家生活既艰苦又沉闷,国事且十分糟,使人对于现实政治更感到绝望,多少人神经都支持不住,失去了本来的柔韧,因之各以不同方式,谋得身心两面的新的平衡。从深处看,这一切本不足奇。但同是从深处看,“民主温室”之破碎冻结,一变而成为冰窖,自是意中事。这个温室固可望培养滋育某种健康抽象观念,使之经风雨,耐霜雪,但亦可能生成野蒿荨麻。而后者的特殊繁殖性,且将更容易于短时期普遍蔓延,使地面形成一个回复荒芜现象,也是意中事。乡下人便在这个复杂多方的现实中,领略现实,并于回复过程中,认识现实,简简单单过了九年日子。在这段时间中,对于能变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终又因为当权者爪牙一击而毁去的朋友,我充满敬意。可是对于另外那些更多的同事,用完全沉默来承当战争所加给于本身的苦难,和工作所受挫折限制,有一时反而被年青人误解,亦若用沉默来否定这个现实的,实抱同样敬意。为的是他们的死,他们的不死,都有其庄严与沉痛。而生者的担负,以及其意义,影响于国家明日尤其重大。我明白,我记住,这对我也即是一种教育。
这是乡下人的第四段旅程,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但却依然用那个初初北上向现实学第一课的朴素态度接受下来了。尤其是战事结束前二年,一种新式纵横之术,正为某某二三子所采用,在我物质精神生活同感困难时期,对我所加的诽谤袭击。另一方面,我的作品一部分,又受个愚而无知的检查制度所摧毁。几个最切身的亲友,且因为受不住长时期战争所加于生活的压力,在不同情形下陆续毁去。从普通人看来,我似乎就还是无抵抗,不作解救之方,且仿佛无动于中。然而用沉默来接受这一切的过程中,至少家中有个人却明白,这对我自己,求所以不变更取予态度,用的是一种什么艰苦挣扎与战争!
这其间,世界地图变了。这个前后改变,凡是地下资源所在,人民集中,商业转口,军略必争处,以及广大无垠的海洋和天空,也无不有钢铁爆裂作成的死亡与流血。其继续存在的意义上,无不有了极大分别。即以中国而言,属于有形的局势和无形的人心,不是也都有了大大变更?即以乡下人本身而言,牙齿脱了,头发花了,至于个人信念,却似乎正好用这一切作为测验,说明它已仿佛顽固僵化,无可救药。
我只能说,脱掉的因为不结实,听它脱掉。毁去的因为脆弱,也只好随之毁去。为追求现实而有所予,知适应现实而有所取,生活也许会好得多,至少那个因失业而发疯亲戚还可望得救。但是我的工作即将完全失去意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限度,君子豹变既无可望,恐怕是近于夙命,要和这个集团争浑水摸鱼的现实脱节了。这也就是一种战争!即甘心情愿生活败北到一个不可收拾程度,焦头烂额,争取一个做人的简单原则,不取非其道,来否认现代简化人头脑的势力所作的挣扎。我得做人,得工作,二而一,不可分。我的工作在解释过去,说明当前,至于是否有助于未来,正和个人的迂腐顽固处,将一律交给历史结算去了。
国家既若正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大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毁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可是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以及……但是到那时,年青的一代,要生存,要发展,总还会有一天觉得要另外寻出一条路的!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这种憧憬中,以及憧憬扩大努力中,一个国家的新生,进步与繁荣,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在当前,在明日,我们若希望那些在发育长成中的头脑,在僵化硬化以前,还能对现实有点否定作用,而又勇于探寻能重铸抽象,文学似乎还能作点事,给他们以鼓励,以启示,以保证,他们似乎也才可望有一种希望和勇气,明日来在这个由于情绪凝结自相残毁所作成的尸骨瓦砾堆积物上,接受持久内战带来的贫乏和悲惨,重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
我回来了,回到离开了九年相熟已二十五年的北京大城中来了。一切不同,一切如旧。从某方面言,二十年前军阀政客议员官僚的种种,都若已成陈迹,已成过去。这种过去陈迹的叙述,对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青朋友,即已近于一 种不可信的离奇神话,竟不象真有其人真有其事。但试从另一角度看看,则凡是历史上影响到人类那个贪得而无知的弱点,以及近三十年来现代政治,近八年的奴役统治共同培养成功的一切弱点,却又象终无从消失,只不过象是经过一种压缩作用,还保存得上好,稍有机会即必然会慢慢膨胀,恢复旧观。一不小心,这些无形无质有剧性毒的东西,且能于不知不觉间传染给神经不健全身心有缺陷抵抗力又特别脆弱的年青人。受传染的特征约有数种,其一即头脑简化而统一,永远如在催眠中,生活无目的无理想,年龄长大出洋留学读一万卷书后,还无从救济那个麻木呆钝。另外一种,头脑组织不同一点,又按照我那些老熟人活动方式,变成一个小华威先生,熟习世故哲学,手提皮包,打磨得上下溜光,身分和灵魂都大同小异,对生命也还是无目的,无信心。……提到这个典型人时,如从一个写小说的因材使用观说来,本应当说这纵不十分可爱,也毫不什么可憎。复杂与简单,我都能欣赏,且将由欣赏而相熟共事。可是若从一个普通人观点想想,一个国家若有一部分机构,一部分人,正在制造这种一切场面上都可出现的朋友,我们会不会为这个国家感到点儿痛苦和危惧?
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谁都明知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这种悲剧是不是还可望从一种观念重造设计中,作点补救工作?个人以为现实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