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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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随园食事及其它（3）
也许正是因为一生名山事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与完美，认为袁是政治投机者和道德沦丧者的批评仍然不少，至少在他生前死后很多人都在暗里这样痛诋他。然而叫人难以信任的是这些人的身份──王述庵、孙星衍，还有吴嵩梁和郑板桥等等──多为袁的生平交好甚或执弟子礼者。其中王昶曾多次给袁写信，称其人曰“岿然为东南人士所仰止”。其文曰“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足以推倒一世英豪”。郑板桥，这个主动赠诗于袁称“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的家伙，对同性恋的共同嗜好曾是他们友谊的基础，也在作品中对他冷嘲热讽。一名入室弟子甚至在他死后将原来引以为荣的“随园门下”的私章改刻为“悔作随园门下”。昔日的崇拜者与追随者说这样混帐的话显然出于内心积压已久的自悲与忌恨。是的，也许袁对他们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拥戴袁意味着可能一生都要淹没在他持久的光芒之中，但反对他訾议他同样被证明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何况袁枚政治上处世上的艺术还只是他生活的一个侧面。事实上他的文学成就比财富和社会关系更有力地支持着他的知名度。他精湛的诗艺，他的性灵学说，渊博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小说，艺术笔记，涉笔成趣的书信体散文，再加上可以作随笔读的食单、诗话，以及那部仿佛外国作家随想录一类的《牍外余言》，无不展示着他作为一名杰出作家所拥有的强大实力。洋洋四百余万字的《小仓山房全集》作为清代文学具有独特魅力的一座山峰，至今让人仰之弥高。在二十世纪末中国小县城的书店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著作在被大量出售，评点它们的当代名人有钱钟书、台静农、郭沫若、毛泽东。
袁一生的最后十年（1787─1797）大都是以一位旅行者的身份兴致勃勃度过的。他以七八十岁的高龄下广州，登武夷，二到杭州，三上天台──当然是在他那些年轻貌美的男女弟子的陪同之下。那时他的道德文章和知名度达到了一生中的巅峰时期，到处是盛况空前的欢迎、礼待、宴请、馈赠。如果谁对这一点缺乏想像，只要回忆一下前些年刘德华或郭富城来大陆演出时的狂欢场面──并从这中间减去闪光灯与摄像机——就可以了。或者霸气书库他的好友诗人赵翼写的那篇有名的戏谑性妙文──其中几句正是对他出游的生动调侃：“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
其间他还干过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那就是作诗自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一位著名相士曾预言包括七十六岁死亡在内的他后半生的人生大事。由于其它诸事都被先后验证，他于当年年初便作好了辞谢人世的准备，并毅然作诗为自己送行。可以想像这种知天达命精神对社会感官的刺激与冲击力。整个国家上下沸腾了，一千多首和诗从天南海北寄向小仓山房，敬佩与悲痛之情溢于言表。但事实上他神奇地存活了下来。四年以后的一七九五年，由于自觉不支他戏作自寿诗十首，交代生前死后诸事，但死神再次与他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然后这样又过了两年，他于扬州舟中偶染风寒，腹泻不止。在小仓山房冬日宁静中略带几分清寒的光线里，他披着皮袍，倚着病榻，用仿佛平时给朋友写信那种平静语调给两个儿子阿通、阿迟写遗嘱，中谓“用淡红纸小字写讣，不可用素纸，其余平行用小古简最雅，用大纸便市井气”。“恐尸硬不便着靴，有极华刺诱朱履一双，白绫袜一付可用”。“但题一碣云‘清故诗人袁随园先生之墓’，千秋万世必有知我者”。书毕摘下眼镜，脸呈笑意。这次，他是真的去了。
写于2000年4月─5月
第四部分清朝的李白（1）
在采石矶太白楼头把酒看栏外的长江依稀是一派典型的盛唐诗歌景象：开阔的视野，雄壮的气韵，平稳而有内在节奏的流动速度，而这三样东西正是构成一个杰出艺术品所不可或缺的部件。尽管长江沿岸赏心悦目的登临处不少，但采石矶的江山如画在文化上的位置一向得天独厚。诗人李白当年选择这儿跳下去从而结束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至今他的躯体与思想尚安睡在距此不远的一抔寂寞黄土之中。尤其是在暮雨潇潇的残春或深秋的黄昏，惊涛在故垒西边拍击出苏东坡词中那种铁绰铜琵的声音，而江心的点点帆叶仿佛被历史的大风拂乱的正史或野史的残篇断章——讲述时间与沧桑——既深沉又凝重。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你刚巧有兴致在那里凭栏怀古，你会觉得卷起千堆雪的浪花与你的思想形体是如此相象，而浩荡的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江水此刻则仿佛正从你的胸中流过。
公元一七七一年，几乎出于同样的偶然因素，一大帮文人雅士在这里的一次浪漫集会，至今尚被认为是安徽文化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在那一年春天的上已佳日，洪稚存、黄仲则、孙星衍，还有汪容甫和杨荔裳，这些清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名头响当当的人物，在时任安徽学政——文化教育厅长——朱筠的发起下，假座太白楼头举办规模浩大的诗酒文会。由于与会者的长长名单不仅囊括了该省的名士宿儒，更有正好来当涂参加当年春季会试的全省各州县的青年才俊，其盛况空前的情景应该不难想象。有关这次诗会的详尽情况以及天才诗人黄仲则如何技压群雄，一举成名，以至被誉为“清朝的李白”的整个出镜经过，在后来现代作家郁达夫的著名小说《采石矶》里应该有着生动的叙述。其中学政大人磨墨、侍从摊轴等明显模仿李白当年初入皇廷派头的细节恐怕出自郁的自撰，至少在记录此事的文献中很难查到明确出处。不过黄的《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一诗在与会群贤中引起的轰动以及诗坛权威人士的酷评却全然有史可稽。无论黄后来的座师王昶的《黄仲则墓志铭》，还是乾隆名士吴兰修的《黄仲则小传》等均不吝笔墨描写了他当时“年最少，著白袷立楼前，顷刻数百言，遍视坐客，客为之辍笔”，和朱笥河学政见诗后惊叹“黄君真神仙中人也”等出风头场面。何况那时他的年龄才二十三岁，与他的同学兼良友洪稚存同在朱的官署中担任秘书工作。因性情落落寡合加上恃才傲物的才子恶习，以至与衙门里的同事时常搞得关系紧张。每逢这种关键时刻，作为他一生利益自始至终的主动维护者，洪的厚道、谦恭在大多情况下总是起到了某种调停与缓冲的作用。有关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着重提到。
黄清代中期“乾隆六十年来第一人”的盛名，与他一生贫病潦倒的身世所形成的那种触目惊心的对比，一直是令后世文人唏嘘感慨，为之痛心疾首的一件恨事。这大约也是自感怀才不遇的郁达夫情有独钟的更为内在的原因。郭沫若当年也说郁写《采石矶》纯属某种“夫子自道”。就一般而论，让一个天才诗人同时又是交际大师和弄钱好手当然所望过奢，这不仅因为艺术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回事情，更要命的是才华的拥有者在通常情况下都会据此向社会索取某种报偿——比如说，官职或财富，或者两者都要。但假设有人能从更高的境界——社会普通一员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并尽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谦逊与低调，想象中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而黄乐于扮演的正是自屈原、杨修、嵇康，到李白、徐渭的那种恃才倨傲、愤世佯狂的夸张角色。一个让人永远无法回避的参照物是他的朋友洪稚存。同样的出身低贱，同样的才华横溢而屡试不第，但两人在世俗形象的定位上却大相径庭。洪谨小慎微，修身养性，待人温良礼让，在遭受多次功名失败后勤学不倦，终于以庚戌科榜眼的风光一举成名，官居翰林院编修，一度还担任过皇子的老师。嘉庆初年由于犯颜直谏流放伊犁，后以皇帝公开下罪己诏承认错误的结局赐还复职，从而成为清史上受人敬仰的名臣和经学大师。黄则自怨自艾，疏狂放浪，坚持以“遗弃”和“蔑视”的方式处理个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尽管一生中不乏文坛名公和朝中大佬的推许与赏识，包括对其作品的揄扬以及经济上的资助，却始终深溺在诗酒放纵与牢骚不平的名士怪圈里无力自拔。由于两人的过命交情一直被认为是清代历史上的经典与佳话，如此殊异而又耐人寻味的文本，简直让人无法不对隐藏在这背后的某些有意思的东西深感兴趣。同时，在同时代人的赠诗里，黄的杰出诗才又曾有太阳之誉。假设这个比喻成立，我想我们是否有理由将他后来的不幸结局看成是两种物理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力的挤压与内部黑子的爆炸——但愿我持这样的苛论不至于惊扰已在地下沉睡两百一十八年之久的古人。
如果将场景从太白楼头的诗酒狂欢移到五百公里外江阴小城的旅舍孤灯，而且时光也同时往前倒溯五年，那时黄作为科举场上又一跃跃欲试者正在当地一家廉价客栈里发狠苦读。三更灯火五更鸡，废寝忘食，卧薪尝胆，怎么形容也不过份。因为这毕竟是那个时代有志之士实现生平理想最原始的途径，尤其对黄这样出身贫寒的市民阶层子弟来说更是如此。此前他已顺利通过县里的童子试，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得到常州知府潘君恂、武进知县王祖肃的器重与嘉奖。当然，这样的荣誉对几年后扬名天下，朝中名公贵戚争相结纳的黄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当时也确实令这位十七岁的少年新进很得意了一阵子。黄的计划是以同样的成绩通过郡试，正式取得庠生资格，那么日后的青云直上、仕途通达似乎也就有了一个良好而坚实的。以黄当时“慕与交者，争就趋君，君或上视不顾”的倨傲与自恃，这样的打算当然不至于被认为是什么奢望。有意思的是，他与后来成为他一生至交的洪就相识于如上的一次夜间长读——在某日夜间灯火昏昏、书声朗朗之际出于好奇相互循声寻访。相同的身世、家境、幼年丧父以及对文学的狂热爱好，很快令两位素昧平生的贫民知识分子一见如故，并从此相依为命。当时黄因家庭反对尚未习诗，洪行前偶然塞在行囊里的一册汉魏乐府不免令他大开眼界，于是复习功课之余两人竞相仿作。仅仅几个月时间，洪就坦然承认黄作无论诗艺及意境均已在自己之上。这是一个信号，也是本文的一个关键。在此后两人长达一生的友情关系中，我们将发现洪一直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尽管他的年龄较黄要大上四岁，却令人奇怪地甘愿对黄惟命是从，这与一个世纪后兰波与魏尔伦在伦敦的那段交往多少有些相似。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黄的天才和傲慢对他的神奇的征服力。这也就是说，令洪俯首称臣的并非黄的精神人格，而是艺术上的天赋与高度。了解这一点相信对我们认识两人一生的过命交情至关重要。
次年初春他们再度聚首，形影不离，不过地点已换在了由地方名士、经学家邵齐焘主持的常州龙城书院。作为一名资深学者和从前的翰林院编修，邵退隐以后一直热心于讲经授道，以培养和举荐地方才俊为己任，其身份地位略相当于现在地市一级的文联主席。而洪与黄的勃勃才气和风雅吐属也很快令他们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邵在公开场合乐于向他人主动言及，并引以为傲的一个不倦话题。邵同时也是第一个发现在黄的天才光芒里潜伏着某种危险阴影的人。在他现存与黄酬答的七首诗中，几乎都暗蕴指谬摘疵之旨。细玩词意似可明显看出，当时的黄极欲以诗词动公卿，扬名立万，事业上走的是李白当年那样的偏锋一路。这不免令一向主张以文学作修身养性之用的邵深感忧虑。从《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里“得失亦区区，何时成忿怒”的苦心劝解到《和汉镛对境行》中“轻狂慎戒少年行，沈静更于养病宜”的直陈其非，一个语重心长的前辈形象跃然纸上。以黄的孤傲与大牌脾气，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恐怕很难听得进去。此后他的身影于是频频出现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间——以谒造名贤、拜访座师等各种世俗名目。游山玩水，乐不思蜀。当他得知嘉兴的著名学者郑虎文、湖南按察使王太岳等均系邵同榜好友，又央求邵分别修书代为引荐。“郑太史、王廉吏皆以国士待之。”（洪稚存《黄君行状》）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后者，除了日日酒宴相待，更是“每有所作，必持质黄秀才定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