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_严歌苓-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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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问的人茫然地摇摇头。

当天中午，运输部队派来了几百辆“嘎斯”大卡车，把犯人们装上去。走了一阵，路就没了，车轮下出现了枯得发白的草。往后看，往前看，“嘎斯”们在草里忽上忽下，如同在草海行船。犯人们恐惧地互相看看：他们被弄到这自古无路的地方到底会干什么？

横来的风带着细小的雪花，落在草的大漠里无声无息。

第三十节　青海来信

1976年初冬，我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微带酥油气味的信。这个气味在她的生活中已经断了十二年。信封上的字体她是熟识的，似乎没有记忆里的那么狂狷，圆滑了一些。信是七拐八弯才转到她现在的新家地址的。她和丹珏是1971年搬到新家来的。在此之前，上级把丹珏从“五七”干校招回，要她挂帅完成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项目完成后，冯丹珏就成了生物学界的重要研究员，也就是1990年后人们称呼的“大腕”。大学照顾她，分了她一套很小的单元房。她在学校和报上登广告，用了半年时间，把她那一小套和母亲的一小套换到了一起。老小姐总是和姆妈生活在一起的。现在的两间房的老式公寓，就将是婉喻和丹珏母女永久的生活格局。

婉喻在新的里弄里开始的新生活，简直是一次新生。没有人再拿眼角扫她，也没有居委会的传唤。相反，她搬过来的第二个星期，里弄居委会就到家里来探访，送了她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告诉她居委会每星期学习两次，读读报纸、文件，学学“毛选”，欢迎婉喻去参加。婉喻参加后就发现这里就是老年女人的俱乐部，除了读报和读“毛选”，大家还讲讲儿媳妇的坏话，又给某个被儿媳妇斗败的老太太出出气，或出出主意。里弄里也有党支部，支部书记是个退休的老女工，旧社会的童工，非常爽快，拉起婉喻的手时，婉喻觉得那是一双男人的手，又大又热乎，手掌粗拉拉的。别人叫她阿敏，婉喻也叫她阿敏。

阿敏带着所有老太太们挨户宣传，让赖在家里不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出不了门；一出门就围攻他（她），告诉他们上海人民不欢迎寄生虫。老太太们的活动很多，每天从早饭后安排到晚饭前：监视某家窗口，观察那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是否又在家里给人看病开方子；不定点地站暗哨，因为弄堂里总有不学好的男孩女孩，躲在角落里做丑事。这些青春男女有时会歪歪斜斜地站在弄堂口，对过往的人评头论足，或者乱打招呼：“小妹妹，上次在徐家姆妈家跟人家香面孔的是侬吗？”或者：“阿哥，不认得我了？”被招呼的人表露出错愕，他们就一哄而笑。老太太们戴上红袖标，不时到弄堂口把他们轰开，并且威胁他们：“我认识你爸爸姆妈的；要我去告诉他们吗？”或者：“我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叫他们来捉小流氓！”

警察们对这些老太太确实买账，好比当年的老八路依靠土八路打胜仗。警察们还真被老太太们调来过几次，有一次捉了个翻窗偷盗的外地流民，另一次捉住了一帮打算偷汽车的“病退”知青。到了工农兵大学生开始进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反动学术权威”已经被“解放”，老太太还负责提供预习功课的服务，把公社推荐回来的好知识青年介绍给前“反动学术权威”，对他们进行仅次于扫盲的补课。

婉喻渐渐觉得生活充实起来。对焉识的惦记、内疚和思念都被转移了。她毕竟做了多年的中学老师，工作方法不同于一般居委会老太太，气质风度不同，所以当她上门劝说那些不肯下乡的毕业生时，就没有挨臭骂或吃闭门羹。到了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回到里弄里的知青有十来个了，婉喻就拿他们做例子，说服赖在上海的毕业生们：“你们看看，到农村好好种两年田，回来就是大学生；过去考大学哪里有这么便当！”

婉喻自己也要帮被推荐上大学的知青补课。他们几乎都是文盲，许多课程婉喻要从最基本的讲起。好在考试只是走过场，所以一个两个礼拜的补习就足够。婉喻成了几条弄堂里最受欢迎的居委会阿婆，走到哪里都听到：“冯家姆妈侬好！”

1974年春节，居委会给几个军属家庭送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镜框之后，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婉喻和阿敏。阿敏问婉喻有没有想到过申请入党。婉喻羞怯地一笑。她不想告诉任何人她的入党申请书怎样被烧成灰，作为断了此念的偏方被她吞服下去。

“我跟几个支部委员讨论过，觉得你条件蛮好的，要不要写一份申请试试看？”粗拉拉的阿敏此刻显出奇怪地细气。

婉喻递交入党申请是出于对阿敏的报答。自从1954年焉识被投进监狱，谁对她好她都受之有愧似的。她的入党申请居然被认真讨论了，婉喻被认定为最有希望的培养对象。当她收到焉识那封带酥油气味的青海来信时，七十一岁的婉喻已经作为新鲜血液被吸收进了党内。

婉喻在居委会身兼数职：财会、安全员、孩子们的辅导员。谁家来了客人，婉喻都有责任尽快弄清他（她）的方方面面情况，看看是不是被各种运动扫荡到这里来的不良分子，拿这几条弄堂做避风港。

丹珏很晚回家，有时她回到家晚饭都没有做。有一天她嗔怪地跟母亲说：“侬忙来，姆妈！比我还要忙；我这样忙，还有加班加点的工资好拿！”

婉喻只是安静地笑笑。她的这种安静是真正的安静。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够像我祖母这样安静。她此刻不知道，正是她的这份安静让我祖父每每想到就怦然心动。并且你也不会相信她已经七十岁出头，她的驻颜术就是安静。丹珏比以前话多了，抱怨啊，牢骚啊，一顿饭可以说个不停。在“五七”干校丹珏就把烟抽上了瘾，尽管抽起来还是女人气十足的，可以说是带点妖娆的，但她曾经那种素净的雅致和美丽不见了。现在的丹珏有一张那样中年女人的面孔：偶尔会出现极难看的瞬间，不时也会亮出绝美的刹那。再有人讲到对象和婚姻，她就会扬起脸大笑，笑出一大口烟。有时候她脸仰得过于痛快，嘴张得太奔放，你会看见她整齐的牙齿内侧都是暗色的，被烟熏暗了。

丹珏的重要职务给婉喻和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福利，电话就是其中一样。经常打电话来的是居委会的人和她哥哥冯子烨。冯子烨几乎每天打个电话来，问问姆妈饭吃过吗，吃的什么，胃口怎样。最近的一天夜里，来了个长途电话。长途话台告诉婉喻，来电是从东德打来。婉喻抱着电话，听着“嘶嘶”声从听筒深处游来，那是声音在进行长途旅行的声响。突然地，婉喻听到一声“姆妈”！中断联络多年的大女儿丹琼在电话上和母亲重逢了。丹琼没说两句话就哇哇大哭起来，说可找到姆妈了，找了数不清多少年了！每次出了美国，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她都会打许多电话到上海，想方设法地找姆妈。大女儿像个逛城隍庙逛丢了的孩子，委屈而愤怒。当问到父亲时，婉喻说他出差在外地，短时间回不来。大女儿似乎比小女儿要小多了，哭诉着她没有母亲的这么多年，如何从欧洲嫁到美国，如何在寂寞和富足中相夫教子。丹琼哭得婉喻熬不住了，跟着流泪。丹珏被姆妈哭醒了，跑到客厅。她和姐姐说话的姿态和语气都很僵硬。对于姐姐丹琼来说，世上还有值得她如此狂哭狂喜的悲欢离合，丹珏感到有点难为情。丹珏敷衍几句，把发出哭啼的话筒迅速还给母亲；她拿不住这样一个感情的烫山芋。

收到焉识从青海寄来的信，当晚婉喻做好雪菜肉丝面等着丹珏下班回家。等到丹珏上了饭桌，开着玩笑发牢骚，说“四人帮”里有两个半上海人，所以外地不供应上海人肉吃，幸亏姆妈切肉丝的手艺高强。现在大家都想到动物园被关在笼子里，因为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吃肉不限量。

“小囡囡，侬爸爸来信了。”婉喻突然说。

丹珏吸面条的嘴停止得颇古怪。她看着母亲，断了的面条又缩回碗里。母亲不做评说地把信放在桌子上。信是被拆开来读过的。丹珏又继续吃，故作平淡地问：“讲了什么？”

“他放出来了。人民政府特赦的。”

“真的？”

丹珏的怀疑让婉喻心里一痛。退休后她似乎生活在孩子的庇荫下，享受的是孩子们给她的福利，她觉得自己该拿出什么来换这份庇荫和福利。

电话铃响了。丹珏接起来，立刻说：“唉，告诉侬噢，老头子放出来了。”

婉喻一看就知道丹珏在跟她哥哥说话。“老头子放出来”像一句警告，而不是一个喜讯。冯子烨在三十分钟之后到达，摘下口罩，露出一张严阵以待的脸。进门就问丹珏：“放出来的还是跑出来的？”

“信上讲放出来的。”

子烨把信拿过去，站在八仙桌旁边阅读。读完了，想一想，又转回去，再锁紧眉头读信中某几个段落。“文革”之后，人人都会读被藏在字下的内容，个个都是侦查员、分析家。

“难讲。上次他跑出来，要是给我们也写这么一封信，谁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子烨说。

三个人面对面坐下，婉喻起身，给丹珏拿来一个洗过的烟灰缸，不然她会把烟灰弹在空饭碗里，这让婉喻觉得不清爽。等她回到八仙桌边，丹珏说这次外面没有贴通缉令，应该是真的吧。子烨认为，说不定公安局存心不贴通缉令呢，追捕逃犯的战术各种各样。婉喻坐下来，像被讨论的是她自己似的浑身不自在。她准备明天给信封上的地址发一个电报，告诉焉识，请他报告火车班次，这边好接站。子烨却决定先不回信，等一等看，假如是逃跑出来的，他找不到他们也会自我暴露，被警察再捉进去，跟他们也没有关系。

婉喻静静地说：“他到底是你们的爸爸。”

“姆妈，侬勿要糊涂噢！伊上趟回来惹出多少事体？！”子烨光火地说。

婉喻不做声了。六四年初焉识确实没少给孩子们惹麻烦。本来人们已经淡漠了子烨有个险些被毙的反革命父亲，那次陆焉识的逃亡又把人们的记忆激活了。子烨任教的大学里处处都是学生们冷冷的侦查目光：安分的冯讲师居然有个亡命天涯的逃犯父亲！后来学校到浙江乡下筹办分校，子烨赶紧要求去分校教学。他知道自己不要求学校也会派他去，与其被发配不如主动当先驱。文化大革命里，已经在乡下的子烨交代了又交代，陆焉识早就变成了母亲的前夫，也就是他的前父亲，早在1964年夏天就断绝了一切关系和消息，但人民群众还是麻烦他，一直麻烦到1976年10月。

“再说伊放出来还是跑出来，跟侬还有啥关系？你们老早就离婚了！”

婉喻现在是个听话的母亲，依顺孩子们的做法：等确定了陆焉识现在的身份再给他回信，他的身份无非有两个，一是逃犯，一是劳改释放犯。每天夜里，等丹珏睡下后，婉喻就拿出焉识这么多年写的信。一小箱子。她把信放在鼻子下闻着，那股酥油气味已经遥远了，但还一息尚存。刚来的这封信像活着的身体，散发出浓郁的体嗅，把婉喻过去盼信的感觉都唤醒了。

婉喻每天又开始盼信了。从年初盼到春天，那种微微带酥油气味的信没有再来。她很清楚焉识同时也会盼望她的回信。收不到她的回信他不能名正言顺地回到她身边来。

1977年春天4月间，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来自××信箱的信。她急忙拆开，看到一封公函。公函上的领导把她作为家属接受这份通知：陆焉识先生已于去年十月获特赦而被正式释放，请家属方面配合政府工作给予接收。陆焉识先生自从获释以来，一直居住在农场招待所，但招待所房间有限，不久新的一批特赦人员就要居住进来，所以请家属抓紧时间安排陆先生的居住。特赦人员中少数无法回原籍的，已经由农场接收为就业人员，但鉴于陆焉识先生的情况，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即便留在农场，场方也无法安排他的晚年生活。

婉喻放下这封公函，一直坐在八仙桌旁边。屋里的光线慢慢褪去，夜色渐渐进来，她都毫无感觉。

她站起身，却不知道为什么站起身。不久，她已经下了楼，顺着弄堂往街上走。她也不知道到街上去干什么。当她抬起头时，发现身边是一家酱菜店，她走进去。一个缸里放着紫檀色的块垒，她盯着它们看着。一个营业员上来问她：“阿婆要买玫瑰大头菜？今早刚来的。”

营业员挑了两块玫瑰大头菜，问她：“够吗？”

婉喻点点头。玫瑰大头菜被装在一个报纸糊成的口袋里。婉喻从身上掏出一张钞票。这张十块钱她总是放在贴身口袋里，万一贼骨头偷走了她的钱包，也算是有备无患。

她走出店门之后，向街道的一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