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_严歌苓-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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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念痕打听到了他的教室就消失了。等下课钟打响，他走出教室，发现她就站在他教室那座房子的侧边，鼻头冻得鲜红。见了他她就吵架似的呛上来。
“你信里是什么意思嘛？”
她是指他最后一封信，信里说他要写书，不会进城了。焉识避开她的问题，问她怎么来的。
“还能怎么来？”
这就是念痕。她的活力就在呛着你的时候体现出来。她用反问来应答，用抗议来同意，温顺中含有冲撞。念痕是一杆枪，按你的瞄准向前发射，同时会给你重重的一下后坐力。
念痕的主意也很大，拿主意的过程却把你全蒙在鼓里：她其实早就请求调任到焉识的学校里了。她听说部里打算派遣一个协理员，协助焉识的学校和另外一所从沦陷区撤来的大学在当地解决食品和教具，她就开始在头目里活动，争取到了那个协理员职位。现在她拎了被褥和几件衣服，在女教师的宿舍搭了一张铺，便在校园里安顿下来。焉识看着她，觉得心里又是一阵无耻的快乐：两足兽正想立地成佛，肉却自己找上门来。
焉识住的是单人寝室，但房子和房子之间完全搁不住秘密，无论是气味的还是声响的秘密。一旦念痕在她带来的小煤油炉子上烧吃的，两边的人都会存心大声说：“谁发财了在打牙祭？”念痕和焉识铁起心做小气鬼。食物是念痕走许多路，挖空心思从附近村子的农民家弄到的，往往就是一口两口的油荤，他们慷慨不起。
念痕来到学校的第二天，人们就验证了所有传闻：陆教授趁着战乱养外室。所以她干脆放开做个有名有分的外室。她除了在办公室上班和回到女教师宿舍睡觉，所有时间都在焉识的寝室。她在焉识门口的两棵树上系起一根绳子，上面不是晒着焉识的衣服被单就是挂面或者干年糕片或者腌菜脑壳。一旦有谁开门看见她忙出忙进，她也毫无避人耳目的意思，大大方方打招呼，谈笑，给人看她如何做个巧妇在经营陆教授缺柴少米的生活。
念痕同时也是学校的巧妇。人们常常看见她做个带队的，把一队推鸡公车的农民带进校园，鸡公车的车斗里装的不是红苕就是土豆，要不就是胡萝卜或者白萝卜。她很快对走私贸易在行起来，尽管从敌占区到后方的走私被政府允许，但能弄到什么货物和以什么价钱弄到货物仍然是对才能的考验。大学里许多人抽到恒大香烟时，对念痕公开做陆教授情妇的私人小节便不过问了，并且过来过往的脸上都是不无巴结的笑容。谁巴结好了密斯韩，下一桩走私贸易可以给他或她漏下点油水。念痕一面到处贸易，一面在学校修课。她现在管学校吃管学校穿，她修课的学费学校一分钱不收。她读的是商学院，主修金融和贸易，陆教授任教文学院，他的课不在她的选课范围，因为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为学生们的思想健康担忧，收回了大部分学生们选修课的自由，尤其是跨学院的选修课。
焉识常常在念痕忙碌的时候看呆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碎布她都收捡起来，各种布片又会被她搭配好颜色补缀到她的或他的衣服上去。断头的毛线、棉纱她也都兴致勃勃地连接，再绕成团，仔细地保存起来，然后把它们织补到磨破的毛衣袖口或肘部，甚至织成变色龙一般的彩色袜子和手套。她一边做自己的事一边安排他的活路：把豆子捡一捡，翻一下锅里的粥……他就会在这种时候呆呆地看着她，心想这个女人进入他的生活多么自然，多么不着痕迹。他也会惊讶，自己怎么就跟这个女人经营起日子来了，并且是乐融融地经营。有时他会怕，怕自己爱恋念痕，纯粹是因为念痕不是恩娘推到他面前的女人，纯粹处于他对那种婚姻的反叛。他怕自己爱念痕其实是假，爱自己的自由是真；他是没种公开地爱自己的自由的。他从小到大，大事情自己从来没做过主，只有跟念痕的恋爱是自由自主的。假如他把爱自由投射到爱念痕上面，对这个在他身边一天天辛勤搭窝的年轻女人多么不公正。
当念痕在一笔走私贸易中撞上好运气，就会迫不及待地找到他，突然把一包砂糖，或者一块巧克力，或者一听日本奶粉举到他鼻尖下。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商人和中国商人一样，贸易不分敌我，商机高于一切。尤其日本的黑市贩子，冒着被自己国家处死的危险，把奇缺的货品走私给中国贩子，再曲径通幽地走到念痕这样官派的走私物品采购员手里。有一次念痕把焉识叫回寝室，让他往竹床下探头。床下搁着一个纸板箱，拖出来，里面装着二十多个松花蛋和半截宣化火腿，还有一袋干鸡棕菌。那时暑假刚开始，她建议就用那两天过大年，一天算年三十，一天算年初一，到了真过年万一又让日本人截断了什么线路，未必会有这么好的年货。
念痕的噩兆在当年年底应验了。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之后，重庆通过滇缅公路、取道河内从香港取得的物质补给就不再可能。念痕在学校越发成了红人，她的走私贸易已经织成一张大网，几乎什么都可以买来，烟、酒、布匹、皮鞋、西药，随便你要什么，只要时间和价钱上不限制她。她还组织几个教授眷属和学生会一块在校园里开了荒，只是茄子下来全校都要吃茄子，都要被茄子吃倒胃口，而收获扁豆的，师生们又把一生的扁豆定额都吃超。这一年，迁到重庆的教授等于都受了降职处分，因为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千四百。半茶勺猪油和酱油拌进米饭，就等于吃红烧蹄膀。而能吃到这样的“红烧蹄膀”的，全学校没有几个人，陆教授是其中一人，因此他是人们的热门话题。
陆教授还因为别的原因做了人们的热门话题。除了在学生里蛊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陆教授还不按照教育部审定的教案教学，而是按照自己脑子带来的课本上课。学校的秘密特务把焉识举报了上去。
1942年2月，阴历年之后，几个人来到学校，把焉识叫到刚返青的蔬菜农场田垄上。客气还是客气的，甚至马屁哄哄，说陆教授非凡人之才，据说把四国语言都讲得像家乡话。焉识还是他那个随和的一贯形象，“哪里哪里、过奖过奖”地作答。对方接下来问，不知道陆教授有没有很清楚的概念，抗日期间，教育中政治理想非常重要。本人不教政治，本人是教美国文学、法语和德语的。那么，教育部陈立夫部长规定的教案审查制度，陆教授有什么高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敢有高见。
几个人跟焉识的谈话进行得极其窝囊，跟重庆的春天一样，不干不湿，不阴不阳。最后那个领头的人警告了焉识，所有教员的教案必须报批，不经批准的教案是犯规教学。大学学生的思想本来就极不卫生，一有自由、民主的蛊惑马上感染成病。所以陆教授最好把教案上报审批。
焉识告诉他们，他没有教案，连教科书也没有；他是根据自己记忆里的教科书来授课的。那教科书呢？丢了。1937年就丢了，跟学校许多书籍、教具一块丢在从上海内迁的途中了。1937年的大迁徙从上海开始，逆江而上，又因武汉临危而再次迁徙。许多内迁的工厂和学校在途中就冲突起来，兵工厂的人抄出了枪支炸弹。没有人肯让步，没有人肯牺牲、割舍，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携带看成是绝对必须。甚至破旧的窗框门框也比教授们的教课书籍更必须。几百名纤夫拉着每个强势者的“必须”，扔下的都是文弱者的身家性命，从狭窄的江水逆流而上，相当壮观。那样的壮观情景也是充满无耻，人必须有赖无耻以在船上多占一点位置，多抢一口水，多吞一口干粮。到了重庆，每一艘船上都抬出若干具尸体，那都是生前不够强壮也不够无耻的。对不起，诸位，扯远了。不过，这就是对无教科书授课的说明。
几个特务走了。临走仍然客客气气：慢走，不送。陆教授请留步。焉识想，冲突不过如此：人们本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几乎都集中到西南，因此政治是浓缩的政治，政治恐怖也提炼了浓度，神经质不可避免。他回到寝室，趁念痕在忙晚饭，就写起文章来。他的文字一向诙谐带刺，越是刺越是诙谐，被刺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他戏说了迁徙内地的大混乱大无耻，造成“最不重要”的教科书的丢失。又说他作为一个教授，怎样无书而授课，然而却被教育部的人叫到散发着熟粪味的菜田里谈话，警告为“犯规教学”。他把文章寄到一家左翼小报。
是念痕拿着报纸从邮差那里一路奔回的。他在写作，叫她只管拆开信封去读。她从信封里拿出报纸，靠着门框开始阅读。读完她不说一句话，扭头看着门外渐渐到来的黄昏。他问她是不是认为文章不好。她说写得好不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样写就闯祸了。那几个人都不是好来头，跟陆教授客套地警告一场，陆教授还把他们写到文章里，当白鼻子小丑写，他们肯定不会再客气的。从政府搬迁到重庆念痕就开始在教育部里做事，衙门的事情她比焉识懂，什么样的话会惹官员们翻脸，她一看就知道。焉识的话也许已经惹翻了他们。焉识笑了，说惹翻了好，教授的境遇已经坏到了底，再坏就好了。
就在当天夜里，焉识的房门被人撞开。五个带枪的男人把他的床围住，五个枪口对准哆哆嗦嗦开始穿衣服的焉识。焉识从来没有在那么多眼睛的瞪视下穿衣，慢说还被他们毫无必要地吼叫：“快点！老实点！……”因此他一会找不着袜子，一会失落了皮带。他想，勇敢不屈的滋味一点也不好受；他的体面尊严在十多分钟里丢得非常干净。他一面跟着五个人往门口走，一面回想傍晚时念痕的话。女人的直觉总比男人好。
到了门外，他发现不止进到门里的五个特务，门口还有两个，过一会，又从房子后面跑过来两个。他一个教书匠，让他们这样认真打伏击，看来确实惹翻了大人物。他不知道该怎样通知念痕。有关这类夜里突袭式的捕人学校传闻很多，被捕走的人从来就是秘密失踪，失踪者身后所有的问询都不被理睬。那么念痕就不会知道他去了哪里。念痕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会怎样？
他们走到一所房子的拐弯处，碰到从一扇门里出来的人。是中文系的一个教授。他出来是打算在墙角解小手，但一看到焉识一行愣了一下，马上缩了回去。焉识希望他看清了自己，并且会多嘴多舌，把夜里看到的都告诉念痕。最好一早就告诉她，不然她早上来给他做早餐时就会急死。
焉识被关押的地方念痕在一个礼拜后就找到了。念痕想找的门路她怎么都会找到。她带来了换洗衣服和刮脸刀，几本跟政治无关的英文小说。他看她举重若轻地说说这谈谈那，从她又大了一圈的眼睛看出她心里有多焦虑。焉识逗她，说关在里面反而好了，吃饭不愁了，还有足够的时间睡觉。而且监狱是半地牢，有利于防空。她伸手摸摸他的脸，像个大姐感激懂事的弟弟。她临走轻声说她会想法子的。
第二次念痕来的时候，焉识请她带一封信到外面去寄。信是写给上海家里的。焉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是每月给家里一封信。信要走怎样漫长曲折的路途才能到婉喻和恩娘手里，或者是否能到达，他从来不去想。
“她们收不到我的信，会瞎猜的。”
这是他和念痕头一次共同面对他的现实：他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念痕看了看那信的纸张，一个烟盒的内壳。
“她们收到你这样的信，”她拿起那张正反面都写得密密麻麻的烟壳，“还用猜呀？一看就知道你已经出事了。”
“只有这个。还是跟看守好不容易要来的。”
念痕从自己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是她用来记课堂笔记的。她撕了两张纸给他，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再写一封信。不必写那么详细，就写“一切都好，温饱无虑，请勿挂念”的意思就行了。焉识照办了。念痕接过草草写下的信文，随便地折叠一下，看着他。他懂得她的意思：这有多荒诞啊，她念痕充当起焉识和妻子之间的信使来了。
所有从监狱里寄出的信都要经过审查。纸张要被横看竖看，对着光亮看，拆开字句看。所以每次让念痕带出去寄给婉喻的信也无法写什么，连飞涨的物价都不能提，都是对当局不满的宣传。写来写去，无非说说自己的身体状况，痔疮犯了，好了，又犯了；右边肋下有点隐痛，但愿只是肋间神经问题，而不是胆囊或肝脏；重庆太潮湿，因此脚气是普遍的毛病。
念痕为焉识寄这样的家书寄了两年，眼看着念痕的活泼一点点褪去，脸色的光泽一点点钝然。眼睛还是那么大，只是脏东西看多了似的不再清亮。她修了三年的大学课程，拿到了商学院的结业证书，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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