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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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贫乏也不让他们年轻的感觉妥协给语言；他们可不愿意牺牲那意在不言中的丰富。
贺叔叔没有像平常那样用他的大手掌把我的头发揉乱，再抹平。他这次碰也不碰我，提着我的小藤箱，迈着阅兵大步。藤箱在他手中没有一点分量，是个玩具。妈妈跟在他身后，讲起我所有的生活陋习。贺叔叔笑嘻嘻的，看我用少年人都有的粗鲁和简洁语言回答母亲。像是他专注于寻找车厢。
就是你们叫做包厢的那种。
是等级制度。你可不能花钱买不属于你的等级，等级是荣授的，我们叫：待遇。
待遇，就是火车包厢，把贺叔叔和我与充满汗气和煤屑，不断有人吐痰、昂扬音乐中某人无车票被逐出车厢的众生百态的公有空间屏隔开来的私下空间。一切不允许被公众共享的，就叫“待遇”。
再给你一个例子：贺叔叔还有个待遇叫“小灶”。尽管他和所有人进同一个食堂，但他不必端着碗或锅同几百人站在队伍里。他直接走进屏风隔出的“小灶”。屏风是碗橱纱的面料，里外全看透。贺叔叔是个非常随和的人，在这时他却面孔绷得很紧，浓眉低压，像所有居要职的人那样显出稍稍的烦躁和沉重。走进屏风前他不和任何人说话；总是在进入屏风之后，他叫厨房杂工出来找一个某某进去说话。杂工说：某某，贺书记请你到里面去谈谈。后来食堂亏损，涨了饭菜价，许多人家重新买锅灶，饭厅内人烟淡薄下去，贺叔叔还是派人把某某叫到透明的屏风后面去谈话。
门拉合，包厢里很静。贺叔叔从他的漱口杯中拿出洗脸巾，对我说；擦擦汗吧，小伙子！
对。小伙子。我当时就喜爱上了这称呼。粗犷和豪放，我喜欢以后的几十年他一直这样称呼我，它破坏了一种天定的规范，有种挑战感。作为一个女孩所存在的重重危机，所注定的痛苦，因其而生的拘束和发育时的轻微犯罪感，都可能被否去。他这样叫我，是他突然感到一股压力。男女被掷入一个私有空间的压力。
是的。
但我此刻还不想叫它“性的压力”。
他小伙子长小伙子短地大声叫我。很快我活泼和自如起来。他自己也自在了。再没什么不妥了。我们笑、聊着天上地下、一个十一岁一个三十七岁，不能相信他们有那么多可聊。他微微笑着，靠在沙发上听着他自己的思考。
时而会听见一两句“雷锋叔叔”，“少年宫航模表演”或“普通活普及”。他问我为什么戴这么破烂的红领巾，我说，我们都喜欢当老资格；像你一祥，老革命。
他又问我：常见你脖子下面夹着个扁葫芦琴，腆着肚子在上面锯呀锯的，那是十什么？
我知道他在逗我，他不可能不知道小提琴。他就是要看我傻笑。
没有别人。就我和他。
不知道。那时候不是很多人有这份包厢待遇，我猜。
我们还谈到他的儿子。他告诉我他儿子成了军队的养猪模范。他从来不提他的女县长妻子。
还谈到了我的父亲。太阳的光斑在他额头上缩小。颜色深起来。他的脸色也深起来。晚饭是他叫服务员送进来的。他微笑地看我把肉积攒在碗边，最后一口塞进嘴里。
他悠然而响亮地咀嚼着，唇齿显得那样刚劲。我们已经像同龄人那样轻声问答。
从此的七年之后，我十八岁，老远的找到贺叔叔的瓜棚。那是他出狱后的生活。和一切以及他自己的背景都缺乏衔接。我们继续那场开始在火车上的轻声问答。
我问，他偶然也问，主要是问我将来。我是问他的曾经。他的《紫槐》，他的母亲。小时，故事中的主人公能否坐在你面前填掉你一个又一个疑团，是大事，他催促我睡去，他好办办公，看看文件、稿子。
九点多钟，他拉开门喝来一个服务员，让她打一盆热水来。水放在我铺前，他说：来洗脚吧小伙子。我慢慢蹭掉凉鞋，忽然觉得这事有些奇怪。
忽然觉得脚是不能给他看见的，一个蛮横突兀的动作，我把两只赤裸的脚缩到裙摆下面、我整个身体蜷起，两膝折成对折，缩在连衫裙筒中。
贺叔叔没有感到这个女孩一时兴妖作怪。他不去体察她突发的羞恼，说：我出生的地方，水可稀罕！他把自己的鞋脱下，又脱袜子挽裤腿，把两个长方的大脚浸泡入水。两个脚像放回池塘的缝鱼那样马上有了生命，有了对舒适的贪恋。不知怎么，我就跟着把脚也搁进盆里，我两只脚背上有褐色花斑，太阳把凉鞋的花纹摄在皮肤上。我一个夏天只有一双凉鞋，鞋穿到灰飞烟灭，它的影子却留在我脚上陪我入冬天。
像第一次穿泳衣下水那样羞躁而兴奋。脚心触在那宽厚的脚背上，我浑身汗毛刮过一阵风。
我想贺叔叔也感到我的异感，我的脸一定红了。他打趣着什么。我笑。水漫出盆沿。尽管他是我最亲近的一个长辈，如此的接触带来的一层接近我们都没有意料到。仿佛某种动物的肢端，或某种植物的根茎，它们是不该裸露的——不该在裸露时被触碰的——不该在裸露时被一份同样的裸露去触碰的。一开始他预感的不妥，此时来临了。
他感觉到十一岁的女孩在偷偷地感受一份不该被感受的舒适。他想把不妥之感更正过来。嘿嘿地笑，说这双小脚真像老虎脸。他在不假思索时常会流露别开生面的想象。
气氛被打了岔，他用脚心搓着我的脚，像我爸那样同我嬉闹。水泼了一地。我现在去想，我们当时都使劲要借一个事情的表象和我们表象的关系，隐秘地，在离表层很远的地方，从完全陌生的触碰中偷得一点儿舒适。
非常越轨的感觉。
肉体和接触在我们是决定性的，含羞草一样敏感的肌肤，神经全招展在外，却一碰就疼得萎缩了起来。于是那疼痛的抖瑟便是我们的快感。隐约的犯罪感满足着疯狂的好奇心。一个部位的裸露（哪怕是可以公然裸露的部位）同他身体一个裸露的局部相碰，它便是个闸口，所有的感知通过它释放出去；所有的神经从那儿如某水族那繁密的触须一般伸延出来。性的官能扩大，推移，逾越二十世纪心理学所指的三个性感区域，我们四十五年的共和国，禁欲使我们的肉体演变，同时不违伊甸园的天命。这演变使肉体的每一寸领土都可耕，都是沃土。都蕴藏着生养繁衍的希望。欲望可以在肉体的各部分得到输通和交换，在任何既定场合。
我十一岁。
大概是的。但更重要的不是性早熟，是因为理想和虚伪，使我们宁可相信十一岁的女孩是没有性感知的。对这感知的承认，会触犯人们。你们。
不，当时完全不清醒。
即便是成人也可能不清醒。
多少中国人。会记得一次暗中握手，或偶然的一次身体接触。不知多少如此可笑的接触被秘密珍藏下来。有时连同后果一道珍藏。
你们对身体绝对不像我们这样高度利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只有百分之八的可耕地。我们必须扩大可怜的可耕面积，使那不可耕的，也具有存在的意义。
整个事情没有完。事情甚至还不算开始。
火车进入夜色，水塘是一滩滩晶亮。刚发过水灾的江南。在贺叔叔静悄悄的阅读中，我在窗边睡着了。
壁炉的火多好。
谢谢。还有我的围巾。
联系过了。他们说从第四次就诊开始，保险公司承担一半诊费。
对了，请告诉我歌剧院怎么走。舒茨很爱歌剧，每年从菲薄的教授工资里拿出三千元捐助歌剧院。你猜对了，我爸爸也是歌剧迷。
不，不像他。舒茨更接近我父亲。
晚安。
你好。
没关系，候诊室有杂志翻。今天我没什么事，就早早离开了学校。
很好。
行。那我告诉你实话，不太好。
是的。我本来打算取消治疗。
不知道：一些时候我就是表达性很差，不想说话。讲英文尤其是的，我那母语的一半变得非常挑剔，很刻薄，讲英文的这一半刚开口，它就找到了毛病。然后开始指摘。此后，我每成型一个英文句子，就会听到尖刻的评论，是我母语的那一半在批评我非母语的这一半。说它的句子结构笨重，用词不巧妙。如此断裂。我那讲英文的自我变成了我整个人的异端，显得那么孤立。就想把嘴闭起来。
我有时更喜欢我这英文的一半。它好像是年轻的。它是——我老在想——它是无辜的。它鲁笨、稚拙、直率。
它是我的年仅十八岁的语言啊。
而我的中文，我的母语，它其中包含的我是有城府的。我那个基本与我同龄的语言。它那巨大的弹性，易变和善辩，它多成熟。
这样的时刻发生，我能做得到的只有缄默。
你说得对。
我确定，你是对的。
明天下午四点，让我写下来。
不知道。也许我一个人走走。天不错。也许和女朋友一块吃晚饭。闭上嘴，听她的。
谅解我突然变卦。
谢谢你的谅解。
明天见。
我想好了：我先得告诉你一个故事。
这就是那个故事。作者叫贺一骑。书太旧了，照片不是老，是古老。
知道中国的八年抗战吧？那解放区和敌占区呢？
第04章
春荒的傍晚。
一九四二年。
默默跟随行军队伍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看去在五十五到六十岁之间，因为瘦和衰弱。女人跟着一个十四岁的小八路。老妇人对小兵说：小兄弟你饿吧？小兵回头看她一眼，赶紧跑两步跟上队伍。老妇人也跑几步，嘴唇都喘白了，又说：小兄弟你看这一路上槐花都没了，叫人都吃光了。小兵说：都吃光了狈，你跟着队伍干啥？！队伍有行动哩！小兵前头有个老兵，这时对大娘嚷起来：这是要打日本去呢，你跟着干啥？急着给鬼子送信去呐？！
大娘只得跟他作作揖，说：我有个孩儿也参加咱们队伍了；我那孩儿跟这位小兄弟一般大。她还是一步不松地跟着队伍。队伍上坡。队伍下坡。浩浩荡荡。队伍越走越快，大娘自己跟上了，一身烂絮，一双烂鞋都给落在了后边跟不上她了。小兵不时回头看看这位枯骨一架的大娘，仿佛是鼓舞她跟上来，也仿佛求她别再跟了。几个兵都恼了，对大娘说：没见过讨饭讨到部队来的！再狗撵人咬着不放，我们可要开枪了！大娘说：八路军不打俺乡亲。老兵说：八路军不打好乡亲！有人这时把枪栓拉上了，刺刀也上上了。大娘这才眼巴巴看着那细瘦的小兵跟着细瘦的队伍从山梁上走没了。
天黑时，西北来风。队伍歇下来。把每条粮袋抖净了，熬出半锅小米粥，每人半瓢倒在各自的洋铁罐子、搪瓷缸子里。多半从日木兵那里来的。还没来得及吃，有人说，哎呀不好了，槐树林那边站着的不就是方才的讨饭大娘？大娘却是不过来，有一两个兵叫她，她也不过来，她靠着一棵树一直坐到每个战士把粥都喝完厂，才又走到那小兵身边。小兵眼圈红起来。抿紧嘴唇不去看大娘的脸；大娘手从怀襟里掏出一把蔫了的槐花，对小兵说：小兄弟，拿着吧，都给你留着呢。小兵眼泪流到了脖子上。大娘说：俺家有个小子，也十四，也跟队伍走啦。大娘说着也不看小兵的脸，泪流到脖子上。
几天以后，队伍打仗回来，看见那个大娘已经歪在土包上饿死了。小兵抱起她来，有的人听他哭声中有“娘……娘……”的呻唤。
对，是这本书中的一个故事。以它命名了全书《紫槐》。
没错，是贺叔叔的身世。
一篇写得好极了的小说。我得承认，我爸爸永远写不出如此不露声色的残酷；那美丽，古老而含蓄。
现在来看一看完然不同的一种背景。我爸爸生在上海租界，曾有个留洋回国的父亲。有个芝兰性格却很少相夫教子的母亲。父亲是不笑的，从两个圆圆的厚镜片后面嫌恶地看着世界。他留给我们子孙所有的相片都是不笑的，仅是两侧鼻翼向外掀起而形成笑的影子。那神色让你觉得你实在够他忍受的；他所以能够穿着三件套西装一天天活下去是因为他对你的忍受。他在回国的第八年死去了，这样一个人你都不必去问他的死因。所有功能都支架在一个忍受上，放弃了忍受，一切就都放弃。他死得清秀俊逸，远比他活的时候可亲。他的遗孀的性格非常适合做寡妇，美丽、冷漠，一向很懂得和寂寞打交道而把空空荡荡变作一种饱满。她和一个女佣把惟一的几子养大，家庭的必需像伙食费一样一天天减少。佣人说：太太，没檀香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点了吧。佣人说：太太，少爷的袍子没有浆怎么就穿去学堂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浆了吧。她柔慢的回头，抬眼皮、咧嘴微笑，缓慢却持续不断地落齿落发。到我见到她时，她口中只有上下八颗牙齿，为了美丽的原因坚绝不再落了。我看见她总是一个人在推牌九，膝上一只做梦的猫。她管咂一口白开水叫“吃茶”，茶碗也处处打了缺口，只剩她端茶的手势还精巧，还能让人看到那往昔的精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