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寰-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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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不过谢谢你。你好吗？
是啊，我看见你怎样忙了。天气阴暗了这么多天，当然来看你的人就多了。排在我后面的那个小男孩已经等在候诊室了。
他叫罗杰？
三年了？从很小就来你这儿？
在我看？他缺乏优越感。少年人认为天下成年人都愚蠢的那种优越感。他的头发是三十年代的，在额头上拱一个弯，这样。他妈妈一定保留了好莱坞三十年代男明星的不少照片。
我已经上瘾了。你借的药典？
舒茨也这么说。他也借了一部药典，把我用的所有催眠药都查过。
有一些片刻。
另一些片刻我是遥远的。大部分时间我是遥远的，在我四十五岁的中文个性里，心情带点儿微妙细腻的紊乱，把什么都停留在不加理喻的感觉里。或许衰弱，或许太成熟。不像我的英文个性，可以那么无辜。可以以那样的尤辜去直言性爱和凶杀，可以向他明说：你在挑逗我、你在骚扰我。那种无辜使我本人永远不直接对我的表达负责任。我本人，是我的中文人格。就这样分裂开，又这样拢合一处。比方，我可以用英文和舒茨谈小说中的性描写，毫无闪烁。我可以用英语清楚地说：我厌恶那天晚上。对于年仅十八岁的这个语言，我有所依仗。仗势。这语言只有十八岁，它当然无忌后果，它当然冒犯，唐突，不圆滑。我没有对舒茨说出：我厌恶，是因为忽然一下子，中文的我出现了。那成熟圆滑的母语，使我什么也不说了。
一切都遥远了，带一点儿可以原谅的无耻。
不必说。仿佛四十五岁的母语制止了它孩子的莽撞。
我的母语沉静而忧悒，哑然中含着宽而深的吐纳。
是在学校的自助餐厅。我一语不发地坐在舒茨对面。
音乐如一间打铁铺子。
还有电影，在墙上。声音和光重重击在你的皮肤上。
教授一头浓密的白发劲草一样，在声和光摇撼之中挺住。他两眼正蓝。
贺叔叔和他实在没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一头浓密的白发，很早白了头，我十八岁。
舒茨教授简直就是活着的、行动的一堆学问，贺叔叔的天赋是原始的；那种未经提炼的、生的才情。教授却能够成为各种娴熟的学者，治学上他有无限可塑性。但他不会是任何学术的开创者。
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我从来不拿这俩人比较，是你在引导我比较。
这样：我们坐在自助餐厅墙根上的一张桌，年轻人们吐出的烟在声和光中浮起一层湛青色。就这样：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没什么可槽蹋了。都不喝浓咖啡、不抽烟、不玩好玩的东西。我们不像周围的抽烟者那徉优越。
在和舒茨相处时，我不时为自己的年轻感到优越。他常有的那个笑，是原谅我语言的年轻、简单、冲撞。他爱怜这种稚拙，是掺了点儿男性成熟的谦恭的惯性使然。这个时候，我感到优越。其他时候也感觉优越于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让自己的优越感始终萦绕在心情上，绝不去识破它。他偶尔也识破；系里的年轻男教师们那么自然地同我调侃；自然，松懈的，在走廊里拦住彼此，隐喻地玩笑，然后分头，挥手说“回见！”教授舒茨这时刻看见了实质：我暗藏的优越。客观的一份不必张扬的优越感，因为年轻他二十岁。出于优越感而对他让步。
我坐在地边的瓜棚中没有为自己十八岁的豆蔻年华感到优越，他头发白了多半，比种瓜老农更卑微。十八岁的我与他的对比、悬殊，都没让我感到优越于他。我对他的憔悴和早生白发没有怜悯。因为我不是二者间的优越者。
你可以说年轻人在成熟的人面前，愚蠢可笑，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认他们毕竟优越。优越让他们胆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学生狂妄时我想，他们真狂妄得起啊。我拟试题，决定正确与错误然后给他们分数，支配他们的奖学金。所有的都不能阻上他们在我面前狂妄。他们把优势让给我，绝大多数时候，但那是他们在谦让我。没有她们的谦让，我的讲师做不下去。没有他们把优势好好隐藏起来，舒茨和我就无法坚持一种权威和秩序。我们赖于他们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他们不成熟、愚蠢。
第08章
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随意放在桌面上时，一阵衰竭似的，从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说，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我还做得起几件，或几十件，随意跟他讲到我在其中的增补；那段中国抗战时期的说唱文学，其中一个作者叫贺一骑。
教授看着我，讲英文的我手势很大。
我说，你读的时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写在稿面上。
他说那怎么行呢？该尊重合著者，虽然资历浅，年轻。老师也不该在学生稿面上改错。
我笑，说：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错！你改吧，我不在乎。电脑里有完整的稿子。
他说：我恨那种人——不拿下属当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么大个词“痛恨”，他痛恨所有仅仅由于年轻而优越的人。他痛恨这优越感发作时对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宽容。不认真的，大而化之的，浅浅敷衍，宽容的微笑中含着一个鬼脸。就是我训才的笑，他痛恨。
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过那种笑容，之前，之后，都没有。至少我没意识到。在我们都最落魄的时候，我诚恳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却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之后，他坐了三年正式监狱。我爸爸那记耳光造成了他处境的奇怪恶化。所有的控诉在那之前都是虚设，而我爸爸的举动使人看到愤怒有它真正的资格。出狱时他少了一根手指，额角一块伤疤潜入发际。
他回到他母亲打槐花的地带。他落生的那个村早就沉入一场非常生态的淹没中。三年大饥俄，村舍空了，窗门过往着黑洞洞的风。他跨着麦克·杰克逊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遥遥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没回来，或变成城里的浮游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贺叔叔和某个逃奔出去的人对换了一个位置，漂浮归来。他背着一个棉被包袱，还像军人打的被包一样方正，拄着根木棍回到这里。他很瘦，很瘦。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适逢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改叫“革命委员会”，与“军管会”一同做皇天后土，他们想到贺叔叔母亲曾经讨饭的地方，也就是贺叔叔参加八路军的地方。那地方穷得著名。著名的盐碱地，著名的乞丐。那地方比哪个地方都能让著名的贺一骑脱胎换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尽他吃的。
我在看着他。
现在我看着贺叔叔从小火车站走出来，颠动一下背上的被包。走过那片治风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树撑开肥大的嫩叶。他拄着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黄乎乎的农宅看去，感觉自己再次给投生到一模一样的天地之间。
他走进一个叫“大队党支部”的地方，又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最后走到一个邻倚于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
其实贺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杂。瓜棚的小窗糊着纸，小火车站偶尔过火车，窗纸沙沙响。小火车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车往来，只有两趟在站上停一分钟。
一个干瘪的大爷往洞开的车窗里递西瓜，瓜瓤龟裂，纤维像絮一样。没等车上的人付给他瓜钱，车已开出了站台。
大叔给牵着跑了一截，看见煤渣子站台上走来的我。
我在一分钟的小站上找东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顺道来看我叔叔的。我这样对领我往瓜田走的大爷说。我们碰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反党老贺”。他们不知道其余，知道“反党老贺”享过福，坐过卧车。
贺叔叔给叫出来。天色在瓜棚里早黑尽了。他勾头钻出棚门，身上残存着那个钻的动作，就那样看着我。太阳在沉淀中形成紫灰的烟。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谁。不记得认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黑皮肤，挽起的裤脚露出细长的小腿。他只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穿白泡泡纱露臂的裙子，连同一只藤箱子一块交到他手里。女孩落到他手里，整整一夜。而十八岁的少女，他不记得他认识。从那样的十一岁该长成完全不同的于十八岁：洁白的，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丝儿羞耻。
记得很清楚。但我的记忆末必可靠。
贺叔叔说：这是谁呀？他声音里已有笑声了。
我说：是我。
我又说：“大爷谢谢啦，我和我叔叔见着啦。
贺叔叔看我，多么轻易地同老农人打交道，把他哄来，把他哄走。小时的一点点厌世，为着其他人和自已感到的那一点点羞耻，早没啦。
只剩下她和他。
贺叔叔马上用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同谋声气问我：你爸爸知道你跑这来吗？
我说，不知道。他到“五七”干校一年，我妈妈没他消息了。
“五七”干校，你们可能会叫它集中营。几十条人体躺在几十条窄铺上，一声哨，全站立起来。然后走出去，一队一队，缓缓移向工场或田野。
进屋，两人的寒暄，问我问他的情形，这个过程在我脑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温暖和感触，原谅和庆幸。贺叔叔噙着泪，脸上是削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说他得去给我弄点水来喝。十分钟之后，他捧着个粗瓷盆回来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讨，那样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跺，说，喝点水吧，小伙子！
这是他真正认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捆子一笔勾销了。真正认领了原来那个我。
我听到“小伙子”，不知怎样就站起来。站得陡然，小煤油灯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样伸出手去同贺叔叔握，在握到那个缺席的中指时，我顿时知道了那三年的狱中故事。我没有把意外和惊恐喊出来。他看见我眼睛寒噤一下，像无意中触着一个虫子，或者以为摸着活东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来。哭来得突然，无头绪。我站在瓜棚中央，两个小臂轮换抹泪，从头到脚都在抽。我是为我爸爸哭，还是为贺叔叔哭，我怎么会知道。有一点我现在是清楚的，那根没了的中指，触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样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够的荷尔蒙。
他就那么看我哭，欣赏着。带一点儿心爱。
没有。他没有干涉。让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国的长辈，上来抱住你说：“没关系，会好的。”他已经不能轻易碰一个少女，她十八岁。他连少女的头发都不碰。
我看着油灯说，贺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说对不起。
他出个笑容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小伙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还是他不计较这背叛。
他又说，反正我和你爸爸这辈子都是庄稼人了，一辈子也串不上门儿了，没啥对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说一还一报。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种缘分。
我接着自已的思路。说我爸爸在那之后的失常。说我为他所蒙的羞耻。我还说，贺叔叔，我不愿你以为我老远来为我爸爸做说客。我爸爸在这件事上无情可讲，他做经了。
他打断我说，不提了不提了。你来看看贺叔叔，就好。我对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对不起找也好，你都别管，你不能改变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报”，说：历史星误会，只有历史自己去解释。
其实那种宏伟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气质里。
他拿出个西瓜，告诉我这里种什么不出什么，西瓜倒能长得漂亮。他切开瓜，又把它均匀地切成细巧的牙牙儿。他真的瘦削，曾经浅浅的双下巴已成了宽绰的皮肤并失了弹性。肩膀的锐角又出来了。像他初次来我家的样子。肌肉都复活了，随他动作，在他棕黑色发亮的皮肤下拱动。
他穿一条灰色短裤，长久没洗了；腰间嫌松，被皮带系出一些褶皱。上面是件发黄的背心，处处是小孔眼。我看见那孔眼中汗珠如蚕蛾般在咬噬着。缺水，这里的人夏天都穿长久不洗被汗碱蚀烂的衣服。
我们隔着煤油灯，面对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垒起的，两个墩子上架一块旧门板。铺张草席，靠里那头堆着棉絮，棉袄，棉帽子，一个冬大都堆在那里。
他问，我答。说我去插队的事。他问离家多远，我说从这瓜棚往东南走两百多里，沿铁路线，就是我们的集体户。他说：集体户。我说。二十多个同学，我们把一个土地庙改成男女宿舍，轮班劈柴、担水、烧饭，还种地。
他笑笑说，我们这里本该有七八个学生来，结果只来了一个，太穷了。
又成我问，他答。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许多我和我爸爸想象不到的快乐。肚子瘪时，走二十里路到公社食堂去头一斤馒头，一路吃回来，留一个给看瓜大爷的重孙。那个快乐！不是快乐，是幸福。
我笑起来，说我知道那幸福的馒头。
他也笑，说他看出我这个嚼过麦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