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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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医生投进监狱进行迫害，目的是要他揭发自己父亲。
第二天，开早饭的时间都过了老半天，才给发饭。仍是干饭和煮青菜。下午一块白煮山芋从小窗洞里推进来。这以后好几天里，都是白水煮的霉山芋片与煮山芋两者交替着吃。这让我实在无法下咽消化，因此在那段日子里，我每天只吃上午的一餐干饭。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我已日日夜夜处于一种饥饿状态。饥饿对我已不是一种感觉，而是真正的腹中空空无物。我的肌肉慢慢地消耗掉了，视力也减退了，连最简单的活动，如洗衣服，都已感到力不胜任。
有些看守消失了，新来的看守都挂上了造反派的红袖章。清早、中午及晚上，我总能听到他们高呼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还唱语录歌。在报上，一项中国人民必须执行的新制度，被称为〃早请示、午检查，晚汇报〃给推出来，要求每个人必须恭敬地在毛泽东像前举行这种仪式。〃早请示〃是读毛泽东语录中的章节，〃午检查〃是重读语录，〃晚汇报〃还是读这本书。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每日必须有三项读毛主席语录的仪式。报上也曾刊发文章讨论过，比如星期天，一个人呆在家里，是否也需要这样做。结论是必需坚持〃人前人后一个样〃，即便病在床上，也不能疏懒。幸而这种愚昧的仪式，只能是革命群众的特权，对我们关在监狱里的〃阶级敌人〃，是不被准许的。
军队管制后，监狱里恢复了纪律。看守之间已不再展开大辩论和武斗了。他们准时来当班，但同时相互之间也显得十分冷淡，似乎都有了提防之心。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互相闲谈。假如一个看守单独与犯人们一起，反倒显得轻松自如点。但当两个看守在一起值班时，虽然表面看来，好像大家都在监守犯人，但其实两人都在猜忌对方，是否会将他或她的表现向军管会汇报。
除了进餐时间改变外，另外还为犯人制定了新的作息表。每天早晨，全体犯人都必得收听新闻广播。先收听北京中央台，再听上海台，还经常通过扩音机对犯人训话，同时宣读〃从宽〃或〃从严〃处理的犯人名单，以激励我们这班犯人作交代。每当扩音机打开了，看守们便在各牢房间窜行以检查是不是都在收听。
我门外刚好是个扩音机，那尖厉的噪声将耳朵都要震聋了。因为看守在监视，我不能用手堵住耳朵。因此趁着星期天，我就向看守借了把剪刀，把一块小布剪碎折叠起来做了两个小球作耳塞。如是，即使不太顶用，至少不再太难受了。
我好几次受命到提审室去参加特种学习班，并接受军管会看守的审问。这些看守自恃受到军管会的重用而专横跋扈。并不是全体犯人都参加这样的学习班，他们仅仅〃挑选〃一部分人出来参加。不知是因为我们的罪行最严重还是思想最顽固不化。那班看守常利用这种场合来侮辱我，说我是可耻的〃地主阶级〃或〃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抨击我的阶级出身，诅咒我在亚细亚为帝国主义者工作，称我的认罪态度为〃抗拒改造〃等。他们提出诸如此类一连串问题向我围攻，却不给我进行解释的机会。他们还说我即将被枪毙，也说我将在第一看守所终身监禁。
每次受审时，他们总是滔滔地训个没完没了，我除了洗耳恭昕之外，别无他法。如此几个回合后，我才悟到他们之所以如此，只是为了表现他们自己是真正的左派，而我，不过被他们作为舞合上的一件道具。因此我得出个结论：即便为上级重用的军队看守，在那有〃大胆怀疑〃之说的文革中，对自身的安全其实也毫无把握，因为有些长年来一直十分被重用的党员领导，也有顷刻间被打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隐藏在党内的敌人〃。
一天，我们被押往操场，在走出女监时我看见从前那位粱指导员和其他一些人在拆毁花坛。我并不为此觉得不解。因为前日，我就在报上读到一段消息，说毛主席说过：养花种草会消磨群众的革命热情。还说毛主席在中南海花园里，只种些苹果树和向日葵，因为它们有实用经济价值。由此可见，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已发展到如此严重之地步了。他说的每一个字，不管是否重要，都会立即奉为〃指示〃。相反，如果没有毛泽东指示，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那边几个男女之众在打扫车道，并把一桶桶水送往厨房。从他们的外表及粗鲁的举止判出，他们是在接受监督劳动。我知道，他们是看守所里的党员知识分子，好比梁指导员之辈，他们在此接受这种劳动。毛泽东说过，知识分子只有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才能进行改造。
几年后，我听说，在文革中，成千上万的人们，被令放弃城市的工作，到农村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即使留在城里的知识分子，也在各自单位做普通工的工种。在这种措施下，医师下病房倒尿罐马桶，教授打扫大学校舍里的厕所，美术家和音乐家砌墙筑马路等比比皆是。他们在劳动的同时，还要参加各种批斗会和政治学习班，在那里，他们还得交代所谓的〃罪行〃，进行自我侮辱。毫不夸张，在文革中，极左分子对知识分子的侮辱践踏，可谓史无前例了。它完仝摧毁了中国尊重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那个时候，全国上下，只要读《毛选》四卷以外的任何书籍，都有被指责为反对毛主席的危险。
我被押往操场，看守要我拔掉地上的杂草。当时正值隆冬，只在向阳的墙脚边，才丛生着几簇杂草。但地面冻得石头一般坚实，徒手拔草，怎么也干不快。当一个看守巡回至我身边时，就踢着我脚边一小堆拔下的杂草，大声喝骂着：〃怎么只拔了这么一点？为什么不连根拔掉？〃〃我没有拔草的工具。〃〃你的手管什么用！你就是会偷懒。〃他说着，就往那堆杂草上飞起一脚，弄得那些碎草扬扬撒了满天。
我直起身子，瞬时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头晕眼眩，但还是挣扎着蹒跚地迈步跟着他回牢房去。
我发现我的囚室门洞开着，走廊里站着两个看守。我的被单、被褥、毛毯等都被乱扔在灰尘蒙蒙的地上。帆布兜里的东西也给翻出来了，待看守看见我走进来，就猛一把抓住我棉袄的前襟，狠狠地将我往囚室里一推。
〃把棉袄钮子解开！〃她喝叫着。我把扣子解开后，她从我背后把我的棉袄扯下，往地上一扔，然后又抓着我双肩，把我推到屋角，面对墙壁。我站在那儿，咳得浑身打颤。
〃把裤子扒下！〃她检查好棉袄后又大声吼着。
〃请等我把棉袄穿好行吗？我已经在重感冒了。〃〃你还这么娇生惯养！监狱里的生活对你没什么帮助嘛，是吗？你还是这副腔调。我想脱掉棉袄裤子，你也冻死不了的。快脱下来！〃在她搜查我的裤子时，我又是咳嗽又是打喷嚏。完了她又把裤子往地上一扔，开始搜我身上。随后，她又将我贴在床沿墙上的手纸通通撕下来，并故意在我的被褥上踩来踩去。还把我的遮眼布扔在地上，用脚拖来曳去的，然后一下将它踢出牢门，出去把门锁上。接下来，我又听到她在开启隔壁的牢门，气势汹汹地对着那里的犯人吆喝着：〃过来！〃我将棉袄裤子捡起来穿好，再一一把散扔一地的物件收拾洗净。次日干饭送来时，我又留了些米饭，重劫用手纸把墙壁．糊好。我很珍惜这些米饭，因为现在每一粒米饭对我都是十分宝贵的，我得依仗它来争取生存。要再做一块遮眼布，就只好等到星期天，才能向看守借用缝衣针和剪刀了。
搜查囚房，已成为固定的监狱法规。由军人女看守之类不定期进行。我墙上的手纸已贴过几次，遮眼布也缝过好几块了。在贴手纸时，我是将饭粒一颗一颗地数出来，尽量节省使用的，一颗也不肯浪费掉。
通宵彻夜的咳嗽，折腾得我不能成眠。头就像裂开一样的疼。次日清晨，我几乎不能起身了。我扒到小窗日叫着：〃报告！〃一个比较和气的看守开了小窗。
〃我病了。可以看医生吗？〃我要求着。
她给我递进一支体温表。过了几分钟拿出来看了看，说：〃你在发烧，热度相当高。〃她给了我两片阿斯匹灵，还吩咐我多喝点开水。我一直等着医生，但他却没有来。待那位看守下班之前，我又要求看医生。
她迟疑了一会，说：〃那医生去农村再教育了。我不知他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或许会有别的医生来代替她的。明天你再向看守报告吧。如果弥觉得不舒服，现在就可以上床休息。〃她又给了我两片阿斯匹灵。
能准许我躺下已经很不错了，但我头疼得裂开似的，周身发冷，直打哆嗦，我知道体温还在上升。
值夜班的看守来了，交班时她们互相喊丁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随后，那夜班看守，沿着过道一一察看着各间牢房，渐渐向我的囚室逼近。只听她精神抖擞地踱着步子，在各间囚房的窥孔边稍稍停留一下。
〃怎么啦？已躺下了？可真会享福。起来！还未到睡觉时间呢。〃她巡到我门口时，就高声叫起来。听她那声气，我知道就是隔天下午来搜奄我囚室的那个女看守。
〃我病得厉害，刚才下班的那位看守让我躺着的。〃我想除非她来硬拖我，反正我就睡着不起来。幸而她倒没有进来与我过不去。过了一会，我听得她在楼上训斥另一个犯人。
次日，一位青年来给我看病。我告诉他我在发热，而且已咳嗽了两个月了。他说：〃你可能得肝炎了。这阵，看守所里患肝炎很多。我先给你验一下血。〃这下可真把我呆住了。一个稍稍懂点医学常识的普通人，也会知道我患的是支气管炎而不是肝炎，可能已转成肺炎了。一个肝脏肿大的人的症状，与我的完全不同。这个青年，究竟是哪一号〃医师〃呀！我俯下身子从敞开的窗洞里往外打量一下，只见一个不满二十岁的，穿着一身军装的农村青年。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并不是那种受过教育的专业医生，他来这里当医生，只是受领导分配的。上面就要政治上可靠，而不懂业务的工农来担任此类技术工作。毛泽东曾提出过〃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看来，这位青年是在履行毛泽东的指示，在〃治病中学会做医生〃。
那时报上常有关于这类的报导。说是医院里那些没受过专门医学训练的公务员，在掌握了毛泽东教导之后，能为病人施行外科手术并取得成功。当医院里要为患者施行手术时，造反派为了想立竿见影地证明毛泽东的言论的神通广大，就让那些没受过训练的〃医生〃，在手术房里与病人作，〃生死搏斗〃，自己则围在边上朗读毛泽东语录。可是当极左分子领导得病时，却非但要他们自己的私人医生治疗，还要用飞机，把著名的医学专家接到北京为他们治病。这些专家，多为解放前由国外大学毕业的。要是这时，这些专家正逢下放在农村劳动，那就立即可以调回城市了。
那位青年医生，将我带到装有火炉的看守办公室，我顿时就感到舒服多了，也不再打哆嗦了。他打开医疗箱，拿出注射器，将我棉袄脱掉，然后卷起我袖子准备打针了。但待他把针头插入我手臂时，却找不到静脉。试了几次都没成，我皮下都给扎出血了，手臂阵阵作痛：看得出他很着急，满头大汗，手都在颤颤发抖。
我为这可怜的家伙难受，因为他在从事自己力不能及的工作。我知道要是我不在这时给他讲几句宽心的话，我的手臂还要吃苦头了。
〃我的静脉很细；医生们都说，要给我抽血真难。〃我说，以尽量鼓起他信心，至少使他的手，可以不那么直打哆嗦。
他朝我看了一眼，可以说，那是充满感谢的一瞥。然后我又屏气让他再试一次，最后好歹找到了血管。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的热度已高得令我感觉不到囚室里的冷彻骨髓的寒气。看守允许我躺在床上。那在这里劳动改造的女青年，在看守的监视下，一天两次给我送稀饭和热开水。大部分时间，我都昏昏沉沉地睡着，做着奇奇怪怪的恶梦，觉得自己有如神仙那样，飘飘然地，从装着铁栏杆的牢窗里袅袅飞了出去……一天早展，那青年又来了，对我说：〃你没患肝炎，可能得的是肺病。许多犯人都患有肺病。现在把衣服穿起来，送你去医院进行x光透视。〃虽然明知自己没肺病，但我也十分乐意去医院检查一下。
下午，一个女看守开了囚门把我带出去了。我的双脚摇摇晃晃的，无法自持，全身软绵绵的。幸好她没大声吆喝，也没催我快走。在看守所出口处，一个男看守拿着副手铐在那里等着我，只听那女看守对他摇摇头，轻声说：〃病得太重了。〃我不懂她那意思是，因为我病太重以致不可能中途逃窜，所以不必上手铐；还是我的病太重，不上手铐以示照顾。反正，那男看守把手铐拿走了。
一辆黑色的吉普，在二道门口等着，那女看守和我一起上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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