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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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老大姐冯宝婵印象一直不错。
她是个寡言的人。在办公室，你常会忽略她的存在。她衣着低调，不太修边幅，但偶尔你瞥到她的脸，你会想她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美人。
与程珊珊、许惠琴她们的喳乎相比，她显得安静，我想，一个人干嘛要说那么多话呢，在一边静呆着不也挺好？
屁！传达室的黄珍芝有一天和我扯到冯宝婵，她说，她是个闷骚呀，你不知道？想当年她和这里的老局长楼宝民闹绯闹，你没听说过吧，噢，那时你还没进这单位，她一个打字员，混到我们头上去了，她老公都打上门来了，弄得她脸面丢尽，走路都避着人走，呵呵，这是老黄历了。以前这叫生活作风问题，最丢人显眼的，放在今天，这可能也没什么大不了了，现在都说生活作风问题是个人问题了，现在不是问题了，只不过是领导的个人生活方式。
我想起冯宝婵平时的安静模样，就好奇地问黄珍芝，有这事？冯宝婵还有这事？
黄珍芝说，这是老黄历啦，我们现在都成老太婆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她还是混得比我好，她现在还在坐办公室，而我呢，呸。
与黄珍芝嚼舌头，常会嚼出一些陈年烂芝麻，她还特喜欢在其中夹杂一些警句式的感叹，她说，“有的女人对付男人有一套，但有一点，她得明白，一任任领导只会比你越来越年轻，你能和现任比你年长的领导暧昧，总不至于过几年来了比你小的领导，你还能花他一把吧？”
她的潜台词相当主流，那就是“女人该自强自立”。
我想，这不是“五四”时期的女性主题吗？过了这100年，女人又得回过头去参加“五四”了？
对我的这个观点， “愤青”林伟新不以为然，他说：未必所有的人都看长远，有的人就做一票头生意，上一个台阶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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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对别人比如程珊珊、许惠琴焦虑的描述，可能带着某种情绪。于是在描述中有放大变形的危险。其实，我在记录她们的时候也未尝不时时想起自己。 在许多瞬间，当我想从一个稍远的角度打量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也纯情不到哪里去。
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在“首席调研员”的冲关阶段，当她们在活动时，我有没有也想办法在活动？
与上次答辩前我在洗手室给头儿打电话一样，我也有了点行动——我给分管人事的沙君山副局长的儿子当起了家教，教英语和数学，因为他孩子6月份要高考了。
这事是这样，沙君山老婆前两天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我是张淑婷，老沙的爱人。
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哪个老沙？她说，沙局长。我说，哦，是你啊。她说，有点事不太好意思，想请你帮忙，真的是不太好意思。
我想，要我帮忙，我能帮什么忙啊？她说，听丁宁讲过，你本科是学英语的，能不能请你给我家小非补一下英语，他今年高考，英语好像不开窍，我一下子也不知去哪儿请家教，想想老沙单位里有那么多高才生……
我首先的反应是，丁宁想拍马屁，他自己去教，供出我来干吗？但我转念间就兴奋起来，好的好的，没什么，只要能帮得上。
结果从第二天晚上开始，我就去沙家上课了。我去沙家的时候，沙副局长一般都不在，他要么还在单位，要么还在外面应酬。我上完课一般是8点10分，只有一次，在楼梯口遇到了老沙，他嘴里有点酒气，他好像一下子没认出我，我招呼了他一声，他点了一下头往上走，突然，他好像想起了，转过身来，站在高高的楼道上，对我说，小贺啊，谢谢你。
我上了几天的课，就觉得有点烦，除了她死活要算我钱我死活不要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时间排不好，约好晚上7点上课，我家住在城北，他住在城东，下班后，如果我先回家吃饭再到他家，就来不及了，因为路隔得太远；如果直接到他家，那时是6点多一点，他们正在吃饭。
我选择的是在楼下等，等等几十分钟，也还快的，唯一成点问题的是我自己在哪儿吃饭。有几天我在路边的面馆、快餐厅里解决，但由于正值晚高峰，常需要排队，所以还是来不及。所以，我想就忍一下，给小孩上完课回家再吃。沙夫人虽然挺客气，但我不好意思在他家吃饭，我总装作自己吃过了的样子。
我坐在他们楼下草坪中央的花坛石沿上，早春的傍晚天黑得有点早，我看着四楼沙局长家的灯光亮着，我想着他们快吃完了吧。有时候肚子会突然饿起来，我想，明天我得带几块饼。我希望小非今天悟性能好点，我能早点回家，如果太晚，每天我回到家的时候女儿就睡了。这一天下来，我最盼着看见的就是她。在我给小非上课的时候，女儿在家常会打电话过来到我手机上，不停地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回来带什么好东西？她不停地打来，我只好关点手机。
我坐在他们楼下的花坛石沿上。我的神色可能有点发愣，有一天，不知哪家的一只京巴狗突然跑到我的面前，它蹲在哪里，静静地看着我，我丢给了它一块饼干，它没要，我想它可能是看不上。我对它说，你快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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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完课，沙夫人都把我送到门口边。说，走好走好。
以我的感觉，她的性格比老沙实在。有时她也和我聊聊天，听说我有女儿，她拿出一只玻璃小猪，说，这东西还是小非小时候玩的，给你孩子吧。
我拿着那只蓝色透明的小猪，站在楼道里，和她说再见，我说，今天小非状态不错。
我走下楼的时候听见身后碰上门的声音。
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 5
郁闷连绵（1）
1
胡士忠、杨心泉两位副局长3月底才从欧洲回来。
又隔了一周，党委会召开了“首席调研员”人选确定会。参加者是处级以上的头头脑脑。
开会的那天是4月1日。坐在我的位子上，透过窗可以看见楼下会议楼的大门，他们早上8点半就进去了，一个上午我都不由自主地往那边看，到中午12点半，还没见他们从那里出来。
整个上午我在写一篇调查报告，写每一段都进展缓慢。这中间还要应付“老滑头”严明的插科打诨，因为他也在惦记这事，他问许惠琴、程珊珊和我，哎，你们那个“首席”什么时候定啊？今天我就等着你们请客了，今天是愚人节，得有个事儿乐乐。
在他嚷着这话的时候，卓立拿着一只饭碗从我们身边走过，下楼吃午饭去了。我想，他已经好多天没主动和我说话了。
到12点45分，我才觉出肚子很饿，我下楼去食堂。刚走到楼下，忽地看见局长虞大头胡士忠他们和处长陈方明、安重中，贾阳柯、钟处等人正从会议楼那边过来，散会了。
在这一群正说笑着的人中间，我一眼注意到了陈方明，在春天午间明媚的阳光下，我不知怎么兀地觉得他身上罩着一圈惨淡的光。
它使他在这一群人中显得格格不入。我说不出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事后我甚至怀疑，人的情绪达到一定浓度时，是不是会在自己周围构成一个气场，只是平时我们多数时间不留心，所以看不到它？
在这些正嘻哈着走过来的头儿们中间，陈方明微笑的脸色似乎正隐忍着无法遏制的失意。在午间的阳光下，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它们显得那么清晰和突出。
而当我往他们后面看时，我看到了我这一辈子可能永远不会忘记的另一道风景——钟处正在走下会议楼的台阶，春天的风拂起了他的头发，他把手插在袋里。他笑着。阳光下一口雪白的牙齿非常耀目，不知为什么，在我的视线中，那明媚带着一些肃杀。也可能是因为我怕他，也可能他的笑容有些倨傲……他笑得肃杀，肃杀，就是这词，没错。
我坐在食堂里吃饭的时候，想着刚才的情景，预感自己没戏了。果然，等到我出了食堂，我的手机上就有了短信，是程珊珊发来的，她说，“我们都没上。没事”。
2
到下午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详情。“调研主任”一职，上的是虞大头的爱将丁宁。而“首席调研员”，一共上了5个人（比原定名额多加了一个），其中综合处上了三个，杨青、林伟新和陈芳菲都上了。而我们社研处这边一个没有。
我发了条短信给丁宁和林伟新，要他们请客。
好久也没见丁宁回过来。我在洗手间给丁宁打过去，响了很久，他才接手机。他那边闹哄哄的。他说刚才没听见，他说自己还在医院，这两天不是太舒服，看样子这两天还出不了院。我说，你要请客。他说，你说什么？我说，你上了。他说，真的？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消息不是最灵的吗。他说，我这两天哪有心思管这事，我在医院哪，我真的上了吗，你呢？……
我刚搁下电话，林伟新电话就打过来了，他那边好像也闹哄哄的，我听不太清，这小子好像懒洋洋的，他说，呵，我不知道我这算不算搅局成功，呵，不管算不算我已经看不上这玩艺了，本来也就没太看上过，主要是为了和他们别苗头。
我说，你说啥啊，别矫情了。他含糊其辞地说，就这两天我想法变了，反正你过几天会知道的。他就挂了机。
我从洗手间出来，路过女厕所的时候，听见程珊珊在里面哭。
后来许惠琴进去把程珊珊劝了出来。
一个下午，她俩都凑在一起切切私语，亲得像一对姐妹。我听见许惠琴在说，你说搞不搞笑，我来这儿上班的时候，陈芳菲还是中学生呢，她居然成首席了……下班的时候，她们邀我一起去隔壁的“小乐惠”吃饭，许惠琴格格笑着，说，去去去，一起去，我们也要庆祝一下的，我们又没输，我们只是输给了某些人的爹妈，输给了某些人的领导。
结果，喝着喝着，大家就开始抱怨起综合处来。她们的怨气全奔着陈芳菲去了，因为她也是女的，占了她们的名额，陈芳菲算什么东西，也太过份了，就算她爹是公安局长，那她干嘛不去她爹单位，她能去吗，那不就能照顾得更好了吗？！呸，综合处一次要占三个名额，难道现在部门也有强势与弱势之分？奶奶的，见过霸道的，也没见过这么霸道的。
说着说着，又一块抱怨起陈方明来了，“他真是一点都不争的”。程珊珊说，这么呆下去，在社研处是一点意思都没的。许惠琴说，我早想调部门了，陈处淡泊，那是他啥都有了，而我们有啥资本淡泊，既然综合处这么好、这么出人才、领导这么重视，那么我们统统都去综合处好了，谁说综合处就一定是陈芳菲他们呆的？
她们叽哩呱拉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一接听，是管人事的沙副局长，他说，小贺啊，结果你也知道了吧，这次，你真是只差了一点点，就几票，下次再努力吧，这次真是可惜的，你要想得通，你其实也是合格的……
他这个时候能想到我，我想我家教没白做，我估计他自己肯定投了我一票。我在心里已经谢他了。
那么，哪些人没投我的票呢？
从下午开始，我似乎无法遏制地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我又想起上次在洗手间打电话时的直觉。我再次劝自己，他们没给我投票未必是真的对我有什么意见，只是因为他们和我不是一个圈子的，他们压根想不到我。
3
我没上。我感觉到心里连绵不断涌上来的失落。
我想起报名那天上午陈方明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不要太投入，上了，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没上，则是正常”。我想他真是有经验，我没牢记这句话，我太投入了，起了欲望，所以，现在尝到了失落的滋味。我当初真的该听他的。
我没上。我劝自己不该情绪不佳，我该服气，比如，对于杨青和陈芳菲，我有什么可以不服的呢？他们是高干子弟，如果我是领导，我可能也会选择他们，就算不是为了巴结哪一路的关系，就算为了工作本身，选择他们也有它的道理，比如，正因为他们是高干子弟，由他们牵头做某桩事，别人就不会太和他们较劲，你想，和高干子弟有什么好较劲的，于是，对虞大头来说，围绕他们就可以做一些协调战术，而换了是我，别人（像钟处、蔡副局长这类性格强势的人）就会来和你顶真，或通过损你意指你的上司，这反而容易激化出矛盾，矛盾每每上交就给领导添烦了，所以还不如用高干子弟让人省心。我真的该服气。更何况，他们是高干子弟，有他们参与的事即便出现重大失误，虞大头上面的领导也不会太追究他们的责任，因为有的是人帮他们说话，这也就意味着落到虞身上的责任连带着减轻。
我想，我真的该服气。我不上，也是为了我好，为了让我每天开心一些。
这么想来那天早上我去人事处报名，真是犯傻。
我想，难怪即使在我初选上榜以后，陈方明也一声不吭，从没和我提起这事。他真是神了，我真服了他。
4
但我又想错了。当我准备重拾陈方明的忠告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