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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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祝响亮活该。因为自从上次祝响亮、卓立他们对我掏了一通浆糊之后，“乡村经济”这一块，在社研处后来一直处于荒疏状态，没有谁下乡，也没见谁花力气，更别说做强做大了，所以，如今别的部门自然就有口实把它夺走了。
现在窗外的天已经黑下来了，部门会议在一片嗡嗡声中似乎无法结束。祝响亮郁闷的脸色几乎让我遏制不住心里的狂喜。我想：活该！谁让你祝响亮小心眼，谁让你掏我的浆糊，谁让你宁愿把地荒了也不让我种。
我想，上次是自己人整自己人，把自己人整弱了，所以现在就轮到别人来整你了，活该，这叫一报还一报。
在回家的路上，我给综合处“愤青”林伟新打了个电话。我说，我们的那块“乡村经济”被你们夺回去了。
他在电话那头笑起来，他说，这本来就是综合处的呀，钟处又开始发力了，你知道吗，他又开始发飙了。
他说，你知道吗，最近有传钟处和虞局长又重新进入了“蜜月期”。
他说，都说这次钟处是真正搞定了虞局长，虞局长老婆的妹妹开的公司是钟处的哥哥相帮批审的，甚至钟处老婆也一起入股了……总之他们一下子又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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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处有没有和虞大头重坠“蜜月期”，这我不清楚，但钟处确实拔了祝响亮的气门芯。
我与钟处虽不待见，但想不到他的这一手却为我解了恨。这世界的情绪真是千绕百缠。连着几天，只要想到这事，我都在心里对祝响亮念一声“活该”。
在我的念叨声中，祝响亮好像真的萎了下来。
他眉宇间开始透出了深重的“没劲 ”两字。
我听见他对别人说起“乡村经济”被划入综合处这事，语气里尽是通透的解嘲，他说，呵，这年头有谁想多干活了，有什么好做的，是脏活累活，让他们抢去好了，他们尽管去干好了。
他对处长陈方明的埋怨也在迅速升级。他在办公室里哀声叹气，他说：老陈这人想得开，他不与别人争（即不与钟处争），他那么大度，皇帝不急我们太监急什么？
我在一边旁观，看着看着，就发现他那种心灰意冷、没劲透顶的神情，酷似我前一阵子被他拔了气门芯的状态。
我想，这幢楼里的“没劲”可能都是相似的，它们盘踞于各个层次（高层、中层、底层），它们从最高层所在的房间一路铺展到我等小角色所在的格子间，从楼下望上去，每一个窗子里都散发着相似的“没劲”，它们虽属于不同的阶段，但它们的发生模型却基本雷同。
正因为雷同，所以这楼里的“没劲”就总是落入俗套地在每个人头上轮回，人就不太躲得过“一报还一报” 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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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让人在有劲与没劲之间、在被安抚与被打压之间不停歇地颠簸，这可能是这楼里的管理艺术，也是办公室人生在劫难逃的宿命。
所以，如若让我给办公室里的 “领导”下一个定义，我会毫不犹豫地说：领导，就是拔气门芯的人。
他们确实是一批喜欢玩转别人气门芯的人。他们通常先抛给下属一些瘾头，先打一点气，让后者萌生“有劲”的盼头，而当后者的劲真被鼓了起来时，他们不知是出于哪门子的微妙，就迅速拔去下属的气门芯，让下属顿时泄气。
我原先只以为祝响亮拔了我的气门芯，但没想到，他们的上一级也常会突如其来地拔他们的气门芯，让他们与我们这些小角色一样体会失重的不爽。
由于我不是头儿，我不太理解这种“拔气门芯管理学”的真实用意，但以我的揣测，这其间，打气与放气交替的节奏与分寸，取决于上一级对自身权威性的强调，和对下一级依附要求的提醒，更取决于利益的瞬间游动和棋盘的变幻布局，由此，在反复演习中，旨在周遭形成一种“上对下的操纵感和下对上的依附感”的广泛条件反射。这也可能是办公室政治直奔的终极目标。
让人在不爽中产生敬意，真是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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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若你想避免这种不适，你是不是就得像陈方明一样，做一个万事想得通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人对事都深怀倦意，只有这样 ，“打气”与“拔气门芯”才统统对你失效？
当我胡思乱想着这些的时候，我瞥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钟处为什么要这么急匆匆来拔祝响亮的气门芯，难道他仅仅是为了夺回自己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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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科长祝响亮每天无精打采地迟到。他在办公室里呆的时间越来越少。结果，科里的其他同事也常常看不到人影。
我想，我每天准时来办公室是不是很傻。于是，我每天晃悠到中午11 点左右才过来，这样我就直接进食堂吃饭。
在食堂里，各路小道消息拼命往我的耳朵里灌，我和综合处“愤青”林伟新瞎聊，我说，“乡村经济”被你们综合处拿回去了，这事好像伤了我们祝科长。
他有什么好受伤的？林伟新嘴角挑起一抹讥笑：他也太自作多情了点吧，谁会冲着他祝响亮来？
我一下子恍悟过来。我想，对啊，祝响亮有什么好难受的？！他以为钟处是冲着他来的，他还真抬举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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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钟处又是冲着谁来的呢？
陈方明。只要脑筋再多转两个弯，就明白钟是冲陈而来。
那么，他为什么冲着陈方明而来？
因为他俩多年来一直是竞争对手；
因为钟处是一个富有攻击性格的人；
更因为这幢楼里的副局长胡士忠由于年龄的关系明年春季就要退了，这将空出一个副局长的位子，这意味着中层干部中蔓延了很久的竞争又将进入冲刺阶段。而就目前的态势看，至少有7个处长蠢蠢欲动，但据猜测，最有可能撩到这个位子的是钟处和陈方明，因为在现任处级干部中，他俩资格最老，属于“老处男”了。 所以在这节骨眼上，他们得为冲上“一号种子”进行搏奕。
于是钟处就行动了。
因为钟处与陈方明平级，所以他不可能在场面上直接开劈陈方明，他只有通过戳陈手下的人（比如祝响亮），打击陈的分管领域（夺走“农村经济”），间接达到让陈不爽的目的，这是 “看主子打狗” 的战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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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楼里的人在议论钟处开始发飙了。
丁宁对此却不屑一顾，他说：你看着好了，副局那位子，会是他吗，我看他就没这命！
丁宁对我做了个跑步的动作，他说，这就像长跑，开始跑得怎么样算得了什么，关键是比后面的，几圈下来，看谁的。
我说，他们千万别没完没了地跑下去，否则我们也会被连带进去陪跑的。
丁宁老辣地说，老兄你也真是，我们早已经在陪跑了！
他说，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部门的奖金额这几个月全单位垫底，都流到综合处去了，这就像一块蛋糕，谁强势，谁就多切了一块去，钟处这阵子很猛，所以，我希望陈方明上，否则，我们这个部门会越来越边缘化的，我们会跟着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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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的奖金发下来，我发现真的很少。我原来答应给女儿买个芭比娃娃给老婆买只新手机，看样子就只能让她们再等等了，等下个月买了。
我听见“辣嫂”程珊珊也在对丁宁抱怨奖金。
丁宁说，姑奶奶，我一分钱也没敢少算你，这个月我们部每个人都少的。
丁宁接着向她解释现在的奖金总额不是按人头数划到部门里来的，而是按调研领域算，“农村经济”这一块没了，我们部门当然有损失的，你问我要钱，我问谁去要？
那边，许惠琴就喳呼起来，她说：你们说过不过分？同是在一个单位干活，只是部门分工不同，为什么要拉这么大的差距，这是激励人还是让人泄气？！
科长祝响亮就往门外走，他连声说，你们别来问我，我啥都不知道，我又不是皇帝，我做梦都想给部里的兄弟姐妹多争一点回来，但皇帝不急太监急出屁来也没用。
程珊珊就要拉丁宁去找分管我们处的蔡副局长，她说，我咽不下这口气，部门里的人越来越多，地却越来越少，难道部门还有强势和弱势之分？
丁宁不肯去。程珊珊说，去吧去吧，而且归根到底，你都不知道这样的不公平要到哪天才有个完。
丁宁让她自己去。他笑着说，有些话，你们女的说，头儿不会生气。
他又对我摇着头，说，哎，什么反映不反映的，一个部门与一个人一样，是需要朝中有人的，你说是不是？
我把奖金放进口袋，在嘈杂中，我想，看样子即使为了我们的奖金，陈方明也得快点把钟处PK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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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陈方明得到这个副局长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放眼过去，在传说的那些候选人中，陈方明处长不显山露水，内敛温和，很多人猜测，在一片混战中，他的可能性相当大，因为他低调，笑脸对人，不得罪谁，民意测评时票数肯定会比钟处高许多，过群众这关没问题；另外，他欲望不在脸上，如果给他这个位子，对于相持不下的其他各方而言，意见会相对最小一些，刚好能做个平衡，所以过领导这关也不会有大问题。可见，这有点类似李瑞当初在与汤丽娟竞聘科长时所扮演的角色，当时也有不少人这么猜测李瑞的胜算。
所以我发现，这幢楼里的众多人事，挺像同一出戏在不同的舞台隔层中循环上演。让人觉得好玩的是：虽说人的性格千姿百态，但为什么在提拔干部时，表演者呈现出来的类型、风格就只有那么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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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陈方明上了，钟处肯定巨不爽。
事实上，钟处最近已经放出了风声：（陈方明），一个啥都不做的人，一个只会踢皮球的人，当然不会得罪人喽，当然有群众基础喽，我承认自己对人对事是严格的，所以得罪了一些人，但我的严格，虞大头心里该有数啊，我这是在帮他把关啊。做好人谁不会啊？
钟处还引申出一堆感叹，他说：为什么我们总觉得电视上露脸的那些领导没有个性，问题就出在选拔机制上，在这种选拔机制下，有个性的人早就在前几轮被刷出局了，压根儿进不了最后阶段，所以我们也别怪电视上的那些头儿平庸了。
我承认他说法新鲜。只是他那种咄咄逼人的话语方式，好像不符合这幢楼里的审美习惯。甚至还容易让听者逆反。比如，我转念就想，如果电视新闻里的头儿，一个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谁知道他是不是把骂人当做秀呢，谁知道他就一定比那些中庸圆滑的人更有效率呢？
13
“乡村经济”被综合处夺回去了，这事让我兴灾乐祸了没几天，我就发现自己也面对了两难。
这是因为我正在做的一篇调研《樟树村印染业发展与水资源保护现状反思》，与“农村经济”有关。
为这个调研，上个月我在樟树村呆了一周，素材收集得比较扎实，有不少亮点，如今调研报告已写了一半，原本想冲一冲下月的好稿奖，但按现在的部门分工，这一块属“农村经济”，现归综合处负责，此前社研处所收集和撰写的素材和文稿，现都被要求移交综合处。
那么，我还要不要再写下去呢？
我对着电脑，一边打着字，一边心里没有着落。因为已经写了一半，停了有些可惜，但如果写下去，最后交给综合处，我能想象得出钟处、汤丽娟可能并不拿它当回事，甚至会叫我反复地修改，以我的经验，越修改他们会变得越难侍候，我简直是在为自己找烦。
但如果不写下去，那么我在樟树村呆了一周的工作就没有量化，下月的奖金将少掉一大块，更不用说好稿奖了。
我要不要写？
我决定先去找陈方明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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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进了陈方明的办公室。
我装作偶尔进来的样子，说来看看他，顺带问他今年春节单位放几天假？问他今年过年在哪里过？问他孩子明年高考打算考什么学校？ ……
聊着聊着，我就问他，我手头在写一篇调查报告，题材挺好的，我写了一半了，但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做下去，因为是有关农村经济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他一愣，叹了一口气，他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那就赶紧把它写写完，有些事，人不多想也就没那么复杂；而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那么不写也就不写了。
他说得很真诚又有些高深，我一下子接不上话来。我就和他扯了 “乡村经济”被划入综合处这事。我说，这事好像对祝科长打击很大。
陈方明看着我，眼里是真诚的光泽，他说，你当初对“乡村经济”放了手，这还是聪明的，否则现在心里也会难过的，人太投入就容易失望。
我看着陈方明温和的眼神，心想，他考虑问题的方式果真和我相反，我还以为他会后悔当初任由祝响亮、卓立他们掏了浆糊，如果他当时出手，坚持让我做〃乡村经济〃，没准这块就不会被钟处以“社研处没做透，需要强化深化”为由夺走。
他没说出这个意思，我自己就不好意思提。
我告诉陈方明，至于难过不难过，我早无所谓了，因为我发现在这里要做成点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