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智谋串串烧-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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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说：“噢？告诉我怎么回事。”　　　　
　　　　弟子说：“他一看见我时，马上伸出一个手指头侮辱我只有一只眼睛，但因为他是一个新来的人，我想还是礼貌些，所以我伸出两个手指，祝贺他有两只眼睛。这时，这个无礼的坏蛋伸出了三个手指，表示在我们中间只有三只眼睛，所以我气疯了，威胁要用拳头打他，他才算罢休。”　　　　
　　　　这并不是一则笑话，而是一个有深刻禅机的故事。我们也许对其中的深刻含义各有各的理解，但从最浅显的意义上来说，有一点则是肯定的：此时无声胜有声。　　　　
　　　　南唐广陵人徐铉以学识渊博和通达古今闻名于北宋朝廷。　　　　
　　　　有一次，江南派徐铉来纳贡，照例要由宋廷派官员去作陪伴使。宰相赵普不知究竟选谁为好，就去向宋太祖请示。　　　　
　　　　太祖想了想，令殿前司写出十个不识字的殿中侍者的名字，太祖御笔一挥，就随便圈了其中一个名字说：“这个人就可以。”　　　　
　　　　这使在场的所有官员都大吃一惊。赵普也不敢再去请示，就催促那侍者马上动身。那位侍者得不到任何明确指示，只好莫名其妙地前去执行命令。　　　　
　　　　


处世智谋第2章　行而不言的智谋（3）

　　　　一见面，徐铉就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所有人都叹服他的能言善辩。那位侍者大字不识，当然无言以对，只好频频点头称是。徐铉不知他深浅，更加搜索枯肠喋喋不休地想和他辨论，但是在一起住了好几天，那个侍者无一言相对。徐铉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只好闭嘴不说了。　　　　
　　　　实际上，当时宋廷上有陶毅和窦仪等博览群书的大儒，说起论辩之才，未必就输给徐铉。但宋太祖作为大国之君，接待小国使臣，没有派他们去争口舌之长短。因为两强相争，谁也不会服谁，反而有失大国体面。　　　　
　　　　宋太祖不屑于言谈争论，最终却统一了江南；徐铉有如此高妙犀利的谈锋，却不能治国兴邦，最终不免于国破家亡。　　　　
　　　　两相对比，正如奥修所言：所有的辩论都是没有用的和愚蠢的。辩论原本是很傻的，因为没有人能够通过讨论、通过辩论达到真理。　　　　
　　　　周武王灭亡商朝后，听说当地有个淳厚宽让的智者，武王就去拜访他，向他寻问商朝之所以会灭亡的原因。　　　　
　　　　这个智者回答说：“大王想知道这个，那么就让我在中午的时候来告诉你吧。”到了中午，那位智者却没有来，武王很恼火。　　　　
　　　　周公说：“大王不要生气，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智者真是位君子呀！虽然自己的国君灭亡了，他却不想诽谤他，因此故意不来赴约。他这是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王，许诺而不守信，就是商灭亡的原因呀。”　　　　
　　　　这位智者既避免了诽谤以前国君的恶名，又委婉地劝诫了后来的当权者，这样细密的用心，已经把行而不言的智谋演化成了人生的艺术。　　　　
　　　　东汉的宠仲达在为汉阳太守时，听说本郡人任棠气节高尚，是一位奇人，现隐居在乡间以教书为生，到任后就先去拜访他。　　　　
　　　　然而，任棠见了庞太守，一声没响，只是在门口的屏风前放置了一大棵白菜和一盆水，抱着自己的孩子趴在门前。　　　　
　　　　太守的随从都认为任棠倨傲无礼，庞太守却沉思着说：“他这并非无礼，而是在晓喻本太守呀。一盆清水，是要我为官清正；拔出一大棵菜，是要我严惩横行乡里的强势宗室；抱孩子挡住门户，是要我体恤孤弱呀！”庞太守感叹不已地返身回府，在施政过程中抑强扶弱，公正清廉，果然得到了民众的拥戴。　　　　
　　　　行而不言的智谋需要看对象，一份再巧妙的用心摆到蠢人面前，也只是对牛弹琴。试想一下，商都智者和任棠的心意，只有像周公和庞太守这样的智者才能理解，才能流传下来。这样看来，世上因不被理解而被埋没的人难道会少吗？　　　　
　　　　莫卖弄口舌之利　　　　
　　　　当今有不少人为了沽名钓誉，不惜以口舌之利败坏别人的名声，他们不知道，待人做事，如果一味多嘴多舌，可能就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触犯忌讳，触上霉头。泄漏天机的人，易遭天遣。打听人机的人，易招人怨。　　　　
　　　　明成祖时期，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觐见皇上，带了一批岭南的藤席，准备馈赠京城的官员，不料刚进京城就被巡城官扣下了。巡城官把送礼的名单交给皇上。皇上一看，礼单上“群贤毕集”，唯独没有杨士奇的名字，很欣赏他的廉洁，就单独把他召来询问。


处世智谋第2章　行而不言的智谋（4）

　　　　杨士奇说：“当初，徐奇从给事中受命赴任广东时，众官员都作了赠别的诗为他送行，所以他才用藤席来回赠。当时臣有病没有做诗文，不然的话，我也在馈赠之列。今天虽然众官员的名字都在礼单上，他们是否都接受礼物，还不知道，再说东西很小，恐怕也没有其它目的。”　　　　
　　　　杨士奇一解释，皇上的疑惑打消了，就将名单交给宦官烧掉了，从此再未过问此事。　　　　
　　　　杨士奇不不愧是开方便之门，闭是非之口的大人物。这名单一烧，皇帝对大臣们不再有疑心，许多官员也免于一场无妄之灾。杨士奇不借机卖弄口舌，为自己出名而用心，这种大智谋，又岂止是一句厚道或者忠君为国所能涵盖的呢？　　　　
　　　　宋代赵普历任两朝丞相。他曾放置了一口大缸在座椅的屏风后面。凡是有人上书涉及宫中的敏感事宜，他都挑出来放在缸中，等到缸装满了，就派人弄到郊外去烧掉。　　　　
　　　　这种清静无为的处世智谋饱含着黄老思想，也曾经为宋代另一位丞相李沆所认同，他曾经说：“当今国家的设施制度已经非常细致完备，我虽然高居相位，实际于实际政事没有太大的作用。如果说有，那么只是把宫廷内外牵涉到利害关系的条陈、奏折一律不予上报，姑且用这个办法辅理国事罢了。假如轻率地将宫廷内外所提的建议一一实行，损失就太大了。提建议的人可能只是图一时的进取，哪里是替老百姓考虑呢？”　　　　
　　　　在当时，很多官员充斥在政府机关里，不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却为了表明自己的才干，通过各种途径上奏折，轻率地出谋划策，比如新建一些机构，改革一些制度。这些人只用了一张纸，却可能让黎民百姓蒙受许多损失。　　　　
　　　　到了清议之风盛行的时候，这种弊端就更显露无遗。清议派这些费正清所称的“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可以视为卖弄口舌之利的代表人群。以清朝洋务运动时期为例，清议弹劾之风也盛极一时。　　　　
　　　　李鸿章创建工业、倡导商务、修铁路、办电报等都曾被弹劾。1881年，李鸿章为了开平煤矿运输，修了第一条唐胥铁路。这条铁路是修成之后才奏报的，而且还故意把铁路说成是“马路”。　　　　
　　　　但是反对派想到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任何理由：比如说机车行驶会震动东陵，黑烟会伤害庄稼，使小民失业等等，几经周折，这条铁路才被允许运行，最初还只准用马来拉！铁路风波一直持续到1889年，闹到李鸿章已经动工的津通铁路被迫停工。　　　　
　　　　李鸿章对此痛恨至极，认为言官制度是最容易坏事的，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虑事实得失、国家利害，随便找个题目，信口开河地畅发议论以崭露头角，可是国家大事却受到阻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沉默是金也未始不是一种保持自我清醒的最后方式。　　　　
　　　　罗大佑的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彩色的电视将世界变得越来越花哨，分辨黑白的人越来越少。”这句歌词道出了现代人所能切身体悟到的迷惘和失落。在这个“话语经济”时代的“喧哗和躁动”中，真正耐得住沉默的寂寞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孤立和孤独。　　　　
　　　　


处世智谋第2章　行而不言的智谋（5）

　　　　然而越是如此，“沉默是金”也就越成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一句箴言。与卖弄口舌之利相比，沉默不仅是清醒的自我意识的体现，而且，正当行使“沉默权”的人会避免无端有伤害和获得别人的尊敬。　　　　
　　　　一个冷静的倾听者不但到处受人欢迎，且会逐渐增长自己的阅历；而一个喋喋不休的人，象一只漏水的船，每一个搭客都赶快逃离它。同时，言多必夫，多言多败，只有沉默才永远不会出卖你。　　　　
　　　　务实而不羡虚名　　　　
　　　　伊索寓言中有一则“乌鸦和狐狸”的故事。　　　　
　　　　乌鸦嘴里叼着一块肉，狐狸说：可爱的乌鸦呀，你的歌声一定很美很美，我好想听你唱歌哦！乌鸦张开嘴，那块肉就掉进了狐狸的嘴里。　　　　
　　　　随着各种骗术的发展，这个故事出现了另外一个版本。狐狸对乌鸦说：“我常听大家说你唱歌很难听，真的吗？”乌鸦气不过而引吭高歌，嘴里的肉同样被狐狸骗掉。　　　　
　　　　两个版本的寓言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聪明的人在为人处世时，不追求浮夸的虚名，而只求最后见到真正的效果。通常的表现有两种，一种是默默地把事情圆满完成以后，并不用语言来夸耀自己的高杆，另一种是事情办失败以后，也不用喋喋不休地向别人解释。　　　　
　　　　但是偏偏有些人不仅不懂得做事，而且还会夸夸其谈地用一套大道理来为自己辩护。这样的人虽然能够瞒得了一些稀里糊涂的读书人，但是却无法面对因其无用而受到牵涉的当事人。　　　　
　　　　汉朝的另一位宰相丙吉，做事也很懂得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有一套自己的哲学，将各种关系处理得有条不紊，井井有条，大事小情都处理得恰当适合。　　　　
　　　　一年春天，他乘车在繁华的都市街头经过。正走着，看见街中心一群人在殴斗，鲜血溅了一地，惨不忍睹。　　　　
　　　　丙吉并未说什么，只是摆了摆手，命令车子前行。　　　　
　　　　又走了一段路，迎面来了一辆牛车，拉车的牛正长伸着舌头，鼻侧唇角满是白沫，很吃力地拉着车子往前走，丙吉命令停车，伸手指着那牛道：“你们看，那头牛伸舌狂喘，不知何故，你们去问问牛的主人，这头牛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侍从们更是惊诧，丙吉看了出来，问道：“你们可知这是何处所在？”　　　　
　　　　有人答道：“大人，这不是长安城吗？”　　　　
　　　　丙吉又问：“既然是长安城，这长安城由谁负责治理呢？”　　　　
　　　　众人回答：“大人，当然是长安令的职责。”　　　　
　　　　丙吉点头说：“是啊。我的职责是要评定他们的职务功过。然后再将其赏罚情况上报圣上便可，这取缔群殴之事本属他们分内之事，本官没有必要去查管。”　　　　
　　　　丙吉又问。“你们可知现在是什么时节？”　　　　
　　　　众人道：“初春时节。”　　　　
　　　　丙吉点头，说：“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一年的开始，尤其初春，春雷惊响，万物复苏，又要一度四季轮回。那头牛却值此时节吐着长舌喘气不止，我担心是阴阳不调之兆，而本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要顺调阴阳。阴阳是否顺调，关系到国计民生，事关百姓一年的生计，本官又岂能不理不问。”　　　　
　　　　


处世智谋第2章　行而不言的智谋（6）

　　　　实际上，丙吉这一番议论，不过是一介腐儒之见，纯属胡说八道。判断一件事情如何处理，不仅要依据事情的轻重，更要看事情的缓急。在鲜血四溅的斗殴现场，无论是哪个级别的官员无论有多么重大的事情，如果不是刻不容缓，都应立即命人制止斗殴，救治伤者，而不是一走了之，并且还用大话欺人。　　　　
　　　　这和无为而治和秉要执本是根本的两码事。　　　　
　　　　历史上很多人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他识大体，顾大局，如果不是和丙吉一样毫无人性的话，就是和丙吉一样的颟顸无用。　　　　
　　　　一个说话太多的人，用广东人的说法叫做“口水多过茶”。这种人往往没有责任心。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多言不如多知，即使千言万语，也不及用行动说话留下的印象更深刻。所以，处理任何问题都必须以要达到的实际效果为目标，而不是逞口舌之快。　　　　
　　　　南北朝时，郗愔在北府任司空职，桓温忌惮他掌握兵权，一心想除掉他。一次郗愔写了一封便笺让人送给桓温。这时他的儿子郗超听说这件事，急忙追上正在路上的送信人，取出信来看到上面写着：“我要同您共同为王室出力，收复失地，重修园陵”等语句。　　　　
　　　　郗超将信带回，代父亲重写一封，自称身患旧病，不能忍受世问繁杂事务，希望得到一块闲地，来颐养天年。桓温看到信喜出望外，趁机派心腹担任会稽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