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朱正-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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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次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但是作为一次规模广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却并没有因为政变而终结。像严复，他还继续不断翻译介绍欧洲的名著，陆续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1902）、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4）、《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等等。他通过翻译这些书籍，介绍欧洲近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哲学思想，对于几千年来中国专制社会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青年鲁迅成了严复热心的读者。周作人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一文中回忆说，在极有兴趣地读过《天演论》之后，“以后他每译出一部书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自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至读不懂的《穆勒名学部甲》，也都购求到手。”这时，鲁迅大量阅读严复和另外一些人译出的新书，促成了他思想的早熟。
1898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决定在江南陆师学堂内附设一矿路学堂，招考新生。这时鲁迅正对水师学堂的情况感到不满，也许还加上想到离周庆蕃远一点的愿望，即去投考。九月十二日（10月26日）放榜，录取了。他就转到这一边来就读了。矿路学堂的情形，鲁迅后来在《琐记》一文里说了一点：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
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走异路 逃异地（4）
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这里说的第二年的总办是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宋恕说他“才气纵横，文学淹雅”《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401页。，能诗，有《觚庵诗存》行世。鲁迅对他，一生都怀着敬意，后来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还几次去拜访过他，日记里写到他都是尊称为俞师。俞死，鲁迅还送去一个幛子表示哀悼。
这里说的《译学汇编》，是《译书汇编》的误记。这是留日学生杨荫杭等创办的月刊，翻译介绍了好些重要的外国学术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今译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后来严复的译名为《法意》）等等。这刊物于1900年创刊，后来改名为《政治学报》。这也是当年鲁迅喜爱的读物，多年之后还留有鲜明的记忆。
三十年之后，鲁迅在《重三感旧》一文中记下了他对当年这些“新党”留下的印象：
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原是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城乡游民的邪教组织，他们秘密结社，修炼武功，特别是蛊惑一些无知的青少年参加。痴迷者相信可以炼出“金刀不入，枪炮不伤”的功夫。他们在山东受到巡抚袁世凯的镇压，无法立足，流窜到直隶来。他们一路上焚烧教堂和教民的房屋，杀死教民和教士，直到拆毁铁路和电线。清廷最初是下令禁止这些行为。可是一些高级官员却对义和团取支持态度。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宣传义和团的勇敢和力量，载漪和刚毅又这样向慈禧太后宣传。正好这时候慈禧太后以为外国妨碍她废黜光绪另立新皇帝，有一种强烈的仇外心理，于是决定利用义和团作为她对抗外国的力量，任命载勋、刚毅统率。这样，义和团同正规军一起掀起了一场排外的高潮。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德国驻中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被杀。下午，董福祥部甘军和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下诏与各国宣战。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逃到陕西去了。
那时绍兴也流传许多关于义和团的谣言，说是义和团有了不得的法术。家里在同鲁迅的通信中谈到这些，鲁迅在五月十七日（6月13日）的回信中说：“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对于义和团种种装神弄鬼的做法，鲁迅后来不止一次表示过反感。例如1912年6月27日的日记中说：“下午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齐君宗颐及其友某君云皆身历，几及于难，因为陈述，为之瞿然。某君不知其名氏，似是专门司司员也。”齐宗颐，教育部同事，即后来协助鲁迅翻译《小约翰》的齐寿山。在《杂忆》（见《坟》）一文中，鲁迅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一个‘十’字。”也许这就是听齐君或某君所云身历“几及于难”的情形吧。
走异路 逃异地（5）
也就是在这1900年，矿路学堂曾经有过停办的风传。鲁迅在《琐记》一文中回忆说：
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平安的时期。那是第二年，听说学校就要裁撤了。这也无怪，这学校的设立，原是因为两江总督（大约是刘坤一罢）听到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所以开手的。待到开学时，煤矿那边却已将原先的技师辞退，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师薪水太贵；二、他们觉得开煤矿并不难。于是不到一年，就连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来，终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既然开矿无利，矿路学堂自然也就无须乎开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并不裁撤。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
从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查到，鲁迅下矿井去看，是1901年11月7日至19日。1929年1月6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也说到这事：“青龙山者，在江苏勾容县相近，离南京约百馀里，前清开过煤矿，我做学生时，曾下这矿洞去学习的。后来折了本，停止了。”已经查明：当年鲁迅所下的矿井，在现在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
在矿路学堂学习的功课，据周作人在《鲁迅与中学知识》一文中说：
功课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期限三年毕业。前半期差不多是补习中学功课，算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应有尽有，鲁迅也照例学过了。这固然是一切学问和知识的基础，于他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另外还有一门学问，使他特别得益的，乃是所谓地学。这其实是现今的地质学，因为与矿学有关，所以有这一项功课，用的教科书是英国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的一部译本，名为《地学浅说》。原书出版很早，在地质学中已是旧书了，但原是一种名著，说的很得要领，这使他得着些关于古生物学的知识，于帮助他了解进化论很有关系。
在鲁迅自己，他以为采矿是他学的第一个专业。1927年他应邀到黄埔军校去讲《革命时代的文学》，他说：“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1902年1月27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的学生毕业，两江总督刘坤一签署了发给他们的执照。鲁迅的这一张保存下来了，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上面写着“右照给壹等学生周树人收执”，可见他毕业考试的成绩不坏。
他得到了官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1902年2月20日）他回绍兴去，做出国的准备，向母亲辞行。二月初八（3月17日）又到了南京。这一回，他从家里带了些书籍给在水师学堂上学的二弟作人看，其中有一本是谭嗣同的《仁学》。
“我以我血荐轩辕”（1）
1902年3月24日（壬寅年二月十五日），鲁迅登上了日本轮船大贞号从南京启程，经由上海到日本去。
由总办俞明震率领出国的这一批官费留学生，有江南陆师学堂应届毕业生二十二名和矿路学堂毕业生六名。这六个人，是鲁迅、张邦华（字协和）、顾琅（又名芮石臣）、伍崇学（字仲文）、徐广铸（字甄才）和刘乃弼（字济舟）。此外还有同学陈衡恪（字师曾），他家同俞总办是近亲，也自费一同前往。他们一行于4月4日到达横滨，随即转赴东京。
留学这事，后来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
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他也作了类似的回忆：
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
鲁迅到日本去留学，是公派的，也是他自己渴望的。他希望到外国学到新的知识，好来拯救祖国的危亡。他的知心朋友也是这样希望他的。水师学堂的同学好友胡朝栋（字韵仙），一位不幸早逝的诗人，写了三首诗给他送行：
1904年东京的四个绍兴留学生：坐在鲁迅前面的是陈仪，坐在许寿裳前面的是邵文镕。
忆昔同学，曾几何时，弟年岁徒增，而善状则一无可述。兹闻兄有东瀛之行，壮哉大志，钦慕何如，爰赋数语，以志别情，犹望斧正为荷。
英雄大志总难侔，夸向东瀛作远游。极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责任在君流。
总角相逢忆昔年，羡君先着祖生鞭。敢云附骥云泥判，临别江干独怆然。
乘风破浪气豪哉，上国文光异地开。旧域江山几破碎，劝君更展济时才。
就诗来说，这三首说不上怎么出色，但诗人对好友的殷切期望，却是深挚的。
鲁迅到了东京，写回家信说，于二十六日（按：夏历二月二十六日，即阳历4月4日）抵横滨，现住东京市麯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桥旅馆，不日进成城学校，又言其俗皆席地而坐云。（见《周作人日记》）成城学校是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中国官派来的陆军留学生多入此校学习，其中出了不少后来在军界政界崭露头角的人物。可是这一批同来的只有那二十二个陆师学堂毕业的进了成城，矿路学堂毕业的这几个没有被成城学校接受，鲁迅他们几个，包括自费留学生陈衡恪，都改进了弘文学院。
为了接纳迅速增加的中国留学生，日本在这几年里先后办起了好几所学校，为新来的留学生补习日语和各科基础知识。弘文学院就是1902年1月才新办起来的。后来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回忆说：
1902年东京浙江同乡会合影。第四排左起第十四人为鲁迅。
入学的地�
![这咬人的爱 [出书版完结]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