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朱正-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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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懦伞O衷谡庖晃桓挥械呐笥殉隼窗锩Γ馐潞芸炀桶斐闪恕1909年2月,“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6月,又出版了第二册。两册共收小说十六篇。计俄国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两篇,英、美、法和芬兰各一人一篇。鲁迅翻译了安德烈耶夫的《谩》和《默》,以及迦尔洵的《四日》这三篇俄国作品。其馀十三篇都是周作人译的。
1920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经过增订的《域外小说集》合订本,鲁迅用周作人的名义给它写了一篇新序,概述了这书出版的始末: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这里可以补充说明一点:那个去试验买书的“极熟的友人”是许寿裳。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称《域外小说集》为《新生》乙编。有了甲编(给《河南》月刊写稿)和这乙编,当初办《新生》杂志的想法可以说是实现了,只不过用了另外的形式,并且推迟了一两年而已。
后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评论说:“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纾]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
这时,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鲁迅为了资助他们,决定回国来做事。正好许寿裳在1909年4月回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就托他帮自己求一职业,许即向学堂新任监督沈钧儒推荐,于是鲁迅即于这年8月回国来了。
辛亥革命前后(1)
1909年8月间,鲁迅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学和化学教员。他在这学堂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当时的同事夏丏尊的《鲁迅翁杂忆》一文曾经记述了若干片断: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过,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外,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
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之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馀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这是当时一段珍闻。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
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他那时不做小说,文学书是喜欢读的。
这样安静地过了几个月,到12月,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原任监督(即校长)沈钧儒被选为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了,上面派了夏震武来接任监督。这可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官僚。从《光绪朝东华录》的点滴材料中,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妄人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丙申(1901年1月18日)条:“谕:现因时事艰难,下诏求言,原期广益集思,有裨大局。近日工部主事夏震武,条奏多未能按切时事立言,著不准行。”夏震武还奏劾军机大臣王文韶,“请置重典”,上谕驳斥他说:“何得以传闻臆度之词,率请将大臣置之重典,殊属冒昧。姑念迂儒不达时务,虽其言过甚而心尚怀忠,免其置议。”碰了个硬钉子。上谕还宣布:不许他再上奏折了:“本日引见时条奏繁征博引,虽间有可采,究多窒碍难行,总之书生之见,不免好名,毋庸再行渎奏。”上谕说他“书生之见,不免好名”,是很中肯的。可是他碰了这个钉子还不够。那时,奕劻、李鸿章正在北京同各国谈判辛丑条约的事,这夏震武竟异想天开,“妄请自充专使”,出使俄国。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壬子(1901年2月3日)上谕:“国家交涉事宜,何等慎重详筹,岂有以疏远小臣,自请简使,即可遽信之理。夏震武……直以国家重大之事视同儿戏。推其心欲自博忧国敢言之誉,贻朝廷以弃贤拒谏之名,实属狂愚谬妄,自应予以重惩,姑念迂儒无知,从宽严行申斥,勿庸前往京师,亦不准再行渎请。”就是这样一个“狂愚谬妄”之人。他对自己期许甚高,只屈就了一个学堂的监督,已经是极不得意了。官职虽小,也要拿出做大官的排场来。所以一到职就生出事来了。
这次风潮的情形,当年的同事许寿裳、杨莘耜、张宗祥都写有回忆。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衡山先生被选为谘议局副议长了,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我们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集会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员计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嵚,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浚济,杨乃康,沈朗斋……,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夏震武来信骂我是“离经叛道,非圣侮法”,简直是要砍头的罪名;我便报以“理学欺人,大言诬实”。使得他只好勉强辞职,我们便回校,回校后开了一个“木瓜纪念会”。
辛亥革命前后(2)
杨莘耜的《六十年间师友的回忆》中说:
杭州俗语,凡是遇到木头木脑不懂事情的人,都名之曰“木瓜”。衡山先生辞职后,提学使云南人袁嘉谷,派一富阳人,号称“理学家”和“孝子”的夏震武来做校长。夏为人极端守旧,其时两级师范教职员中留日学生约占十之八九,短衣无辫。在夏震武看起来,这些人都是乱党,都是革命党,我们对夏亦看不顺眼,说他是个老顽固,说他是个假孝子(传说他在母死后庐墓三年中生有一子的事情,这种争论,在现在看来,也是很可笑的)。
上任前一天,夏有一信给许季茀,说是我明天到校接任,大家应齐集礼堂,听候率领拜孔夫子。我们见了这封信,都哄堂大笑,第二天早上我们都齐集大楼上等他,果然他戴着满清的红缨帽白石头顶子,穿着袍儿、套儿、靴儿的来了,他见了我们这一群人,衣冠不整,短发蓬松,又没有为他设孔夫子牌位,似乎有点生气,他就自己高坐在椅子上。季茀时为教务长,当然第一个和他接谈,他开口便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还没有说到第二句,大家听了,都勃然大怒,哄然而起,“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你说!”“你当面侮辱我们。”有的人还大声地骂他,“你这个假孝子”,“你这个假道学”,“你这个老顽固,还配来做我们的校长。”大声呼喊,闹成一团,他看着样子不对头,就想脱身而逃。冯祖荀就拦住了大门,不让他走,一定要责问他“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出来!”有的说:“我们办得不好,让你一个人来办罢!”他在一群仆从拥护之下,夺门而去。群情大愤,还在纷纷讨论如何对付,正在这时,他来一信给季茀,说是你不能一天立于教育之上(原文如此),也就是说,把许给开除了,来一个杀鸡吓猴子办法,使大家安静下来。殊不知他这一举,更坚强了大家的斗志。于是,大家议决:大家搬出学校去,即日罢教。搬到哪里去呢?我们建议,黄醋园湖州会馆有房子,尽可住得下,大家听了,都卷好铺盖,整理好行李书籍,背的背,挑的挑,哄然离开了两级师范搬到了黄醋园去,学生们都瞠目而视,并震动了全省。我们离开了学校之后,他一时到哪里去可以找这许多人来呢?袁嘉谷也为之茫然,劝他辞职,他不肯,说:“兄弟一定要坚持到底!”(后来这句话成为鲁迅和我们几个人的口头禅,凡是一件事,要继续办下去,就应用“兄弟一定要坚持到底”)大约僵持半个月光景,袁看看实在搞不下去了,就叫杭州人孙智敏来代校长,孙年轻比较开明。孙来黄醋园,请我们回校,这场风暴就慢慢平静下来。我们齐集在黄醋园湖州会馆拍了一张照片,胜利地回校了。夏震武是个大木瓜,不识相,因此这一次斗争就叫做“木瓜之役”。
张宗祥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夏震武自以为是一个理学大儒,一生以尊经、尊王为主的人物。我们在前清末年的教书匠,除了一班“禄蠹”之外,没有一个不提起皇帝就头痛,提起政府就眼乌的。而且师道自尊的架子也很不小。历来新监督到任(当时名校长为监督),先要拜见拜见各位教师,教师眼中看监督就有点等于一般官僚,倘然谈话不投机,或者有点外行,就有点爱理不理,尖刻一些的简直要挖苦几句了。夏监督到校之后,教务长许季茀就拿了一张教师名单去和他接洽,他就很不客气地说另有指示,季茀只好退出。接着就有一纸手谕下来。内开:一,定某日在礼堂与各教师相见;二,必须各穿按品礼服等等。这一来可就放了大炮,而且炮也炸咧。第一,要教师在礼堂见监督而且要穿礼服,这就等于下属见上司的“庭参”;第二,袍褂、大帽、不但有的人很少,就有,也不愿意穿这种服饰(内中张协和、夏丏尊二人还有两条假辫子,季茀和鲁迅连假辫子也没有)。因此,以季茀为首认为监督对教师不礼貌,全体教师罢教,向提学使提出辞呈。其所以要向提学使辞职而不向夏某辞职,是因为他藐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全校学生无课可上,集合起来向提学使请求设法上课。夏监督方面当然也有几位随着进校的人和几个同乡的学生,为之出力奔走,想分散教师的团结。自然有几个和平的,表示只要大家上课他也没有意见。碰到了鲁迅和我,就不客气来一顿“冷嘲热讽”。因之对方就用梁山泊上的混名编排了三个人:许季茀是“白衣秀士”、周豫才是“拚命三郎”、张冷僧是“霹雳火”,还有一名“神机军师”像是说许缄甫的。相持一两星期,政府邀请杭州耆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