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者手记-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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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虔诚心哪里去了?这种对于自身非人状态的耻辱感哪里去了?”——摩罗终于在经历了自身的绝望的生存体验之后,与鲁迅相遇了。摩罗自己说他是“以心灵感应的方式,独自发现了一个为我所独有的鲁迅”的;而在此之前,对教科书强制灌输那个“鲁迅”他是“怀疑且抗拒”的。而心灵的共震恰是表明了摩罗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接近鲁迅的传统:这自是意义重大的。
于是,摩罗又有了“光辉的(生存)体验”:那是类似于鲁迅(还有摩罗崇拜的孙中山)那样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准备着“战斗而且失败”的,“始终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一起挣扎”的反抗意志与“行动、创造、实践”的欲望,以及“总感到前面有一种声音在呼唤”,因而永不停止追求的“过客”式的生命选择——摩罗因此说:“那个黄昏,是我今生的第一次死亡,同时也是我的第二次新生。”
而且很快就有了“孤独的痛苦”的体验。摩罗回忆说,他因为公开宣布了“我们都是非人”的发现,被视为“疯子”而遭驱逐(这几乎是重复了鲁迅笔下的“狂人”的遭遇)。他于是发现了自己的异端性,感受到了作为社会的叛徒(公敌)的孤独。由此激发起“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奴格区别开来”的强烈欲望:“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恶;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他于是点明:“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便是这番寓意”(《咀嚼耻辱?丑陋的中国文人》)
第一部分 第4节:第一版序言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3)
摩罗就是这样通过自身的绝望体验、光辉体验与孤独体验,而一步步地向鲁迅所呼唤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欢愉”的精神界之战士靠拢。或者说,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
这在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因为那个“干泣的黄昏”不仅属于摩罗一个人,有那样一批年轻人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场精神的蜕变;他们通过自己的(而非外部权威暗示的)绝望体验,开始面对世界与自我真实的(而非虚幻的)生存境遇,试图寻求“自救、自赎”之路。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中的部分人,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绝望体验才真正认识与选择了鲁迅的,由此引发了我们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种种思考;而现在年轻的一代中的部分人又在世纪末的绝望体验中,发现了鲁迅,而又不止于鲁迅(这是有别于我们这一代的)。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正是在更具有独立性的新一代人这里断而复续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摩罗的写作就超越了他个人的表达,而具有了某种典型性,成为新一代青年中的杰出代表。
摩罗自己似乎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他在《知识分子的覆设》《思想随笔新三家》,以至《大作家刘震云》等文章中,谈到了“近年来”所出现的“自觉地寻找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自觉地趋近求道者形象”的努力。他接着又谈到了当人们“立志求道时,这才发现世界上竟没有一个自己所需要的道,这才发现自己们的真实的处境,是如此地困窘,如此地危机四伏”:由此而激发了一代人的使命感,摩罗说:“一个时代所能意识到的危机,往往是从那些急需解决而且可能解决的命题中产生的。也许,‘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真的到了一个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的关键年代?那裹挟我们几千年的巨大的历史惯性,真的要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挣脱?”——或许,这也正是新一代的精神界战士所面临的时代使命?
“挣脱历史惯性,价值重建”,这自然是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思考与探索却必须从现在开始。摩罗正是将他自己前述刻骨铭心的体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思想命题。
读摩罗的思想随笔,很容易就会注意到,他最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耻辱”:这几乎成了永远压在他心上的梦魇,以至形成了摆脱不掉的心理情结;他因此而提出了“咀嚼耻辱,描述耻辱”的思想命题,并以此作为他自己与同代人觉醒的起点。所谓“耻辱”即是前文所引述的,既身处于“非人”的地位,却毫无自觉,甚至百般回避与掩饰,这也是鲁迅所说的:“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的奴才心态,众多的国民(包括文人)麻木于此,摩罗却以为奇耻大辱。因此,所谓“咀嚼耻辱”,即是走出麻木状态,摆脱奴才心理,正视苦难,直面耻辱,这是第一步。“咀嚼耻辱”也是人性尊严恢复的过程,而唯有以“人”的身份、心理、尊严去反观苦难,这才能达到对苦难的理性的“反思”,自觉的“反抗”。这就是摩罗所说的,“仅仅懂得(正视)苦难是不够的。苦难本身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拒的因子。只有我们从苦难中生起耻辱感时,才是对苦难的反思,才有可能起而反抗苦难。”反思也有不同层次。摩罗说:“苦难总是由每一个受难者分别承担的。只有耻辱才可使人类沟通。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苦难,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罪恶,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的丧失,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这就是说,必须把个体的苦难,国家、民族的苦难,上升到人类共同苦难的高度,反思才能超越于一己经验局限,达到更为普遍的层次,获得理论的深度与思想、精神境界的升华,所谓“咀嚼耻辱”正是包含了“正视,反思与升华”这三个层面;唯有如此,人们所经受的苦难与耻辱才能真正转化为精神的资源。而摩罗更是期待着,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人在“咀嚼耻辱”过程中,“重新审视与确认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建立起自身的“确定的体验”,即对人的非人化的高度敏感基础上的“深重的耻辱感”;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稳定的性格”(按摩罗的解释,这种性格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在文化理想与精神信念上所具有的稳定的思想立场、精神品格),“重新规划与建立自我与世界的秩序”,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对奴役人的一切形态的抗争,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摩罗所说的“描述耻辱”所指的也正是建立在自身“确定的体验”与“稳定的性格”基础上,从自己内心找到的,属于自己的言说内容与方式。
第一部分 第5节:第一版序言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4)
摩罗,以及他的同伴,正是以这样的姿态与方式,发言了。
首先要“追问前提”(这也是摩罗的命题),即对长期支配着人们(首先是自己)行为的,似乎具有天然合理性的,因而无须(也不容)置疑的前提性的观念提出挑战,追问其合理性。他问:“人究竟该为尊严活着,还是该为使命活着?”(《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他又问:“倘若一个生命的最高意义就是为国家牺牲自己,那这样的国家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合道的还是非道的?是合德的还是非德的?是该享祭的还是该献祭的?”(《什么是写作》)如摩罗自己所说,这是“从理所当然中看出荒谬,从司空见惯中感到惊讶”,这也是“重新估定价值”,要走出被神圣化了的虚妄。但却要触犯制造虚妄、并使其神圣化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会触怒习惯于虚妄,精神麻木的多数。因此,这觉醒者的追问,便先天地带有悲怆的意味,这是我们在摩罗的文章时,可以时时感受到的。
所谓虚妄就因为违背常识(常理),“追问前提”其实就是要“回到常识”,摩罗干脆把他的(以及朋友们)要做的事,归结为“言说常识,宣示常识”。这又是一个摩罗的命题,说的是大实话,却让人备感悲凉。因为我们今天(或者说半个世纪以来)所面临的始终是“常识的沦丧”,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牺牲了那么多的人,都是源于忘了常识,或有意地抛开常识,去另立什么违背常识的“真理”。当年的鲁迅,如今的摩罗们,费尽口舌,说的尽是常识。比如,人活在世上,“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革命是要人活,而不是要人死”(鲁迅语)等等;比如,“人至上,人高于一切,人是直接目的,人是终极目的”(摩罗:《咀嚼耻辱?反叛非人》),等等。理论家或许会认为这些观点毫无新意,且已落后,不够“先锋”,更可以列举各种更为高明的新说;这些我都相信,但我认定的却是一条:这些常识在中国真正落实,还会有诸多阻力,还要费很大的劲。只要现状如此,摩罗的“言说常识,宣示常识”的命题就始终有意义。而且我相信摩罗的话:这仍然需要“人格力量,道德勇气”,“认识了常识并且说出常识,与认识了常识而不说出常识,二者的区别决不在于说与不说,而在于人格境界和精神自由上有天壤之异”。也还是摩罗说的好:“在自由的时代,每一条常识都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可在某些特殊的状况中,由于常识和事实本身一样令人恐惧,说出常识往往成为一种壮举。透过把微弱的呢喃,我感到一个强大的自我正在悄悄生长。这个自我不想淹没于外部世界之中,而是要超越于外部世界之上”。
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新一代的“强大的自我”,他们热切地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同样热切地追求全人类的物质幸福与精神自由——他们早已宣布,“只要还有一个人处于煎熬之中,就是我们全人类的耻辱”,“爱一切苦难的生灵,并和他们一起解除生存的煎熬”,这是“唯一的选择”。作为本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中的后来者,他们已经认定要与一切奴役人(使人非人化)的制度、思想、观念作不妥协的反抗,他们深知自己所追求的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层的人性的需要与历史的需要”,因此时刻准备着“战斗后的失败”,并且正在磨炼自己对“大孤独、大诽谤”的承受力。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弱点与不成熟之处,但正是他们自己在时刻无情地批判与反省着自己。在我看来,他们的真正力量与希望也正在这里。——我从摩罗的思想随笔中看到了这一切,自是感到十分的欣慰。我知道,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在作着不同于摩罗们的选择,也自有自己的价值。在这世纪之末,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在经历了大绝望以后,又在进行新的思考,新的追求,新的探索,或者说,他们正在“从头开始”。对此,应该给予关注,给予支持,这是我们这些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挫折,并已无力重新来过,又仍对未来中国与世界抱有希望的年长者,所应作与可作的“最后的工作”——我因此而欣然为摩罗的的第一本文集作序。
1998年8月30日深夜12时写毕于燕北园
第一部分 第6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1)
第二版序言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
(作者:摩罗)
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有多远?
1998年,《耻辱者手记》刚刚出版,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颇出我的意料。往后的几年,常有朋友向我打听,哪里能买到《耻辱者手记》。有时候在社交场合,我会遇到某位年轻朋友,很隆重地向我表示感谢,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耻辱者手记》曾是他最重要的启蒙读物之一。
在出版销售的第一波热潮过去之后,我对这本书就慢慢冷静下来。后来遇到读者朋友的称道,我也常常颇为忐忑。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所给予读者的东西太少了,真正是“卑之无甚高论”啊。去年初,在南昌的一家酒店里,几位老朋友依然在表示对《耻辱者手记》的厚爱。北行的火车启动以后,我向这几位刚刚在候车室里跟我挥手告别的朋友发短信致谢,其中一位朋友在回复短信时再一次强调,你怎么敢那么轻慢地谈论《耻辱者手记》,那本书处处都在张扬屈辱者的尊严,那是一种抗争者的尊严。
关于《耻辱者手记》,十年来这是最为打动我的一句评价。我没有回复这条短信,我感到也许我真得好好想想《耻辱者手记》的价值。这一年我一边写作一边不紧不慢地琢磨着那位朋友的意见。
第一部分 第7节:第二版序言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2)
最近《中国站起来》的出版,让我再一次集中思考《耻辱者手记》的内容与主旨。《中国站起来》虽然受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