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的智慧-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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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53年，刘义隆被其长子刘邵杀害。当年，其三子刘骏以讨伐弑君、弑父的刘邵、刘浚为名起兵，攻克建康后将其暴尸于市。刘骏即位后，因其父当年在考虑废长立幼时没选中他而是看重刘铄，便迁怒于彼，将其毒死。后又杀叔父刘义宣、十弟刘浑、六弟刘诞。在攻克刘诞镇守的广陵（今扬州市）后，刘骏将城内士兵不论老少全部杀掉，并将死者的头颅摆在石头城南岸陈列观赏。刘骏对父子兄弟如此，对朝中大臣更是以狎侮、虐杀为一大快事。
他的长子刘子业继位后，因幼时不为父爱，一登上皇位便大肆报复，凡是武帝信任的大臣全被诛灭九族，其中包括他的叔父刘义恭全家。这位年仅十六岁的皇帝，因为看惯了他父亲草菅人命，一旦手握生杀大权，比其父更加凶残。他杀了年仅七岁的弟弟刘子鸾兄妹三人后犹不罢手，还把其母殷贵妃从坟墓中挖出来侮辱。刘子业排列了一下刘氏接班表，发现继位的不是长子，就是三子，于是为消除后患，毒死了三弟刘子勋。
纵观刘宋王朝的四代八帝，自刘裕以下，无一不是宫廷腥风弥漫，岁岁骨肉相残。八个皇帝，平均寿命不足二十四岁。这不能说不可悲啊！
南北朝时齐国的建元（齐高帝萧道成年号）至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年间（公元429——493年），被称为太平治世。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虞世南说：“萧道成是创业之主，知道稼穑艰难，而且自己生活俭朴清雅，衣食起居务求简单朴素。齐武帝萧赜则很重视后宫的华美，有失过度雕饰，但是他把一切政务都委托给少傅王俭，朝廷的典章法令都由王俭草撰，都说礼教文化的兴盛，就数永明年间，一致赞扬萧赜的辅相用人得当。”
孔子说到卫灵公的无道时，康子说：“这样的国君，怎能不亡呢？”孔子说：“要是让仲叔圉来管理外交，由祝驼管理宗庙祭典，由王孙贾统领军队，这样，怎么会亡呢？”这里讲的就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好处。
田单做齐国的宰相时，有一次过淄水，有老人淌水过河，被冻得打颤，田单解下皮衣给老人穿，引起了齐襄王的反感，说：“田单这样施惠于人，是不是想夺取我的江山？不早些准备，恐怕他就要先下手了。”这里讲的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坏处。
正因为此，齐襄公才嫉恨齐国陈氏的广施功德。晏子对齐襄王说：“从礼制上讲，个人做好事不能超出家族的范围，朝廷的命官不能假公济私，这种行为必须制止。”
齐襄公讨厌田单施舍国人，有一个以串珠玉为生的匠人对他说：“大王不如表扬田单的慈善，下令说：‘我担心有人在挨饿，田单就收容饥民到府上；我担心有人在挨冻，田单就脱下自己的皮衣给他们穿。他的这种行为使我很满意。’田单做了这样的好事，大王能表扬他，这样一来，感激田单做好事，也就等于你大王做了好事，人民就要感谢你了。”从此以后，人们在街谈巷议时都说：“田单所以会爱拥民众，那是大王教导的结果呀！”
由此看来，国王要想收回大臣们的权力和功德，应当像晏子和串珠人所说的那样去做。
以前，汉高祖病危，吕后问他身后谁当丞相合适，刘邦说：“曹参可以。”又问他曹参以后呢，他说：“王陵可以。但是王陵这人有些憨厚，陈平可以协助他。陈平这人智谋有余，但是难以独当大任。周勃宽厚稳重，但文化修养不足，然而能安定刘氏天下的，必然是周勃，可以让他当太尉，掌握兵权。”
宋高祖刘裕病重时，告诫太子刘义符：“将军檀道济虽有才干，却没有远大志向。徐羡之、傅亮按说没有野心。谢晦常跟随我南征北战，颇知机变，将来有什么变故，必然是他搞的，可以用调他到会稽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
做君王的，在任贤用能的问题上应当像刘邦和刘裕这样。
南北朝时期的宋朝和齐朝，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人。这五个废帝都很骄淫狂暴，彼此没有什么不同，有的被杀害，有的干脆国破人亡。是不是他们本性凶顽，自取其祸，因而被上天抛弃，故意用他们来使国家灭亡呢？
虞世南说：“人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别，是因为各自禀受的气质不同。
“至于具有中庸修养的人，都是来源于培训和学习。自宋王朝和齐王朝以来，负责培养太子的东宫里的老师，都滥竽充数而已。高贵的人和低贱的人，由于礼教的原因，互相隔离，良好的教育没有办法得到，导师都是由职位决定，很少根据德才选拔。这五个后来做了国王的太子，生性平庸无奇，又没有周公、召公一样的导师来引导，良师益友的规劝他们听不到，猥琐狎邪的小人恶习他们倒沾染了不少。以如此卑下的质地，生活在如此野蛮粗俗的环境中，其国破身亡的下场，是注定无可避免的了。”
贾谊说过：“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的作用，就是保养好太子的身体；傅的作用，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的作用，就是用知识礼仪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
因此，太子在懂得学习的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培训教育他，让他离远邪恶的小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孝顺父母师长、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和博闻广见、有道德、懂权术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一个人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像生长在齐国的不能不使用齐国高雅的语言一样；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就像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国粗俗的语言一样。
“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夷灭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把杀人当做割草玩一样。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不是，是因为教导他的知识都不是正理。”
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遹犯了罪，校尉阎纂上书说：“我常常想，遹长期生活在深宫中，沉缅富贵尊荣，凭着先帝创造的条件，生活优越，父母娇宠。为他选择老师时，我见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很少有来自寒门的有学问、有情操的读书人，或者有汉武帝做太子时卫绾、周文那样的好老师和刚正不阿的汲黯、郑庄那样的好辅臣。这样一来，太子遹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礼仪规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民众平等相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也伤了国家元气，其所以到了这种的地步，不单单是太子的罪过。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门，和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遹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恪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令其改过自新。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应当是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皆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的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事奉双亲、忠臣如何报效朝廷，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恐怕只有这样，才是万全之策。”
由此看来，对太子的教育，必须选品学兼优的人担任，这对于国家来说是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了。宋、齐二代的五个废帝是指刘宋王朝的前废帝刘子业，后废帝刘昱；南齐郁林王萧鸾、东昏候萧宝卷与齐和帝萧宝融。这几个皇位继承人的共同特点是荒唐淫乱，嗜杀成性。比如，宋前废帝刘子业，天塌下来他都不管，杀人之外就是醉生梦死，淫秽宫帏。他爱让王妃、公主、郡主等人入宫脱得赤条条的，在他面前排列成一队粉团阵，再强令左右与之追逐作乐，如若不从，就杀其全家。又如后废帝刘昱，杀人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大乐趣。他经常动用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有时一天受刑的就有数十人之多。他看到杀人后伏尸流血便十分开心，一天看不上这种种惨状，就闷闷不乐。有一次，他用铁锤把一个人的阴囊打破，身边有人见此情景皱了一下眉头，他发现后悖然大怒，让这人立正站定，袒露上身，用短矛刺穿其肩胛。还有一次，他闻到身边一侍从身上有大蒜味，竟要剖腹察看。凡此种种，不胜赘述。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些人不单是一个“没有人君尊严”的问题，实际上其中大部分属于精神错乱型的人。比如齐东昏侯萧宝卷，为了讨爱妃的喜欢，把阅武堂改名为“芳乐苑”，并在里面按市场的样子建造店铺，自己打扮成商人大声叫卖。他让爱妃当市场总经理，自己当伙计。还在苑中开渠引水，在岸边设立肉铺，自己操刀卖肉，让爱妃卖酒。当时有民谣唱道：“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这些身为九五至尊的人，行为乖张，各有怪癖。有的嗜酒如命，有的豪赌成癖，有的好偷，有的爱涂脂抹粉、身着女装招摇过市，有的好花样翻新地瞎折腾。总之，这些帝王的生活全部是乌烟瘴气、不成体统。
后人在考察这些亡国之君的人格形成原因时，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青少年时代的教育失误。他们无一不是从小养尊处优，只知玩乐，有如白痴。为其选择的师友都是名门望族的权责，加之大都是在杀人如麻的环境中长大，所以连起码的做人规矩都不懂。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父传子，家天下”的政治体制，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人又只能在这极其有限的小圈子里指定或选择，因此太子的教育就成了关系到国之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这里作者提出的教训虽然是针对太子教育一事，但其观点对今人仍感困扰的子女教育亦不无启迪。归纳古人有关教子经验的总结，主要有三点：一是择师要得人，二是交友要慎重，三是先卑方能后尊。
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平定祸乱，最终还是国破家亡，为什么？元帝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名绎，官拜荆州刺史，曾平定大将军侯景的叛乱，以荆州为都城。西魏万纽于谨入侵梁王朝，被俘后，于谨用土袋将其压死。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睿，书画术数，无一不通，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他凭借顺利的形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因功成名就而继位，确有可称道之处。然而在国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相信强敌西魏的甜心蜜语，因偏爱江汉而留恋不去，弃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人为地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都在孤独偏远之地，不能与他分忧。结果是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弃，确实让人叹惜。”
《淮南子》说：“仁和智，这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爱人；智的意思是知人。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知人就不会导致国家的混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仍然被秦人俘虏，饿死在共邑（今甘肃泾川北），原因就在于他不知贤任能。所以说，仁最关键的是爱人，智最关键的是知人，这二点不首先具备，即使明察聪慧，灵敏机智，还是不能避免国破家亡。”
有人问：“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可惜在位十年，只活了三十六岁。假如寿命再长些，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他一定能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吗？”
虞世南说：“周武帝骁勇无敌，果断刚强，谋略超人，看他鼓舞士气能纡尊屈贵，领兵打仗号令严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这都是勇猛的大将所应有的特征，还不具备做皇帝的气量。”
由此看来，拨乱反正的领袖人物，首要的是应当收服将相之才以为己用，这才是最根本的。不能单靠一人善战去打天下。正因为此，刘向才说：“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艺，英勇善战，能有多大益处呢？”
历史上许多皇帝的不幸不在于他们的个性，恰恰在于他们做了皇帝——把他们根本不会使用的最高权力给予了他们。权力，是一根其妙无比的魔杖；政治，是一门超越世俗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