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做好一件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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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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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曾试图在珠算的基础上让学生心算乘法。开始速度较慢，错误也多。后来，我把“一口清”（一眼看见或听见一位数乘多位数能立即说出结果）运用到多位数乘法中，把乘法转化为加法，计算速度大大提高。这些，是不是许丽明用脑子打算盘的基础？我带着这些“原始凭据”和县教育局的柴老师一起分析研究，给这种心算方法取名为“珠脑结合计算法”，业界称为珠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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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马哈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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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徐思众先生是在1995年3月17日认识的。之后，又多次见面，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徐思众先生为马来西亚推广珠心算教育花费了很多时间。他多次自费来马来西亚考察教育。我对他的勤奋和努力深表钦佩。
徐思众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用努力的工作，使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马中教育交流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现在他把人生经历用自传的形式写成《一生做好一件事》一书，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相信，此书将会呈现这个为之理想奋斗者的很多有趣内幕，他的经历会给年轻人以启示。
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医生
2005年6月写于布特拉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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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谁去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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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顶职。
我叫徐思众，1961年2月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为慈溪市）塘头村。父亲是一位吃公家饭的老师，母亲是一位善良贤淑的家庭妇女。
自小家境贫寒，记忆里，每天天不亮，哥哥和姐姐就扛着锄头到田野里劳作，父亲头顶星星去十几里路外的学校教课。父亲每年大约300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7口。小时候，我都是穿着哥哥姐姐剩下的缀满补丁的衣服，从没有穿过一双新鞋。
作为家里唯一能上学的孩子，我对想读书而不得的哥哥姐姐们充满了愧疚。似乎是为了补偿，在学校我拼命用功，一放学就立即跑到地里，帮家里干活。
求学的命运在初中毕业那年还是发生了变化。因为种种原因，我失去了读高中的资格。每天和哥哥姐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
那一个晚上，是我人生的转折。晚饭后，父亲把我们兄妹五人召集在一起，神色庄重地说，我要病退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可以顶替我去学校工作。但是，名额只有一个，让谁去顶职呢？
大家都巴巴地陈述了自己的愿望和理由。
父亲缓缓地说：“我想把这个岗位给思众，你们兄妹之中，只有他读过书，又肯钻研、爱学习，比较适合顶替我的工作，你们应该没有意见吧！”
姐姐和哥哥们相互看了一眼后，没有反对。于是，父亲一锤定音：“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不会亲一个疏一个，我都爱你们，但考虑到综合条件，思众确实要好一点，这个位子给他吧。”
1979年10月19日，父亲带着我办理了顶职手续。
第二天，我参加了相关的考试。几天后，就收到了录用通知书。在派出所排队注销农村户口，办理城镇户口时，我手捧一份清楚地写明我农民身份的表格，不消几分钟，办完手续，相应一栏已换上居民身份。仅仅几分钟啊，我的身份就彻底不同了！那个年代，这是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
我的故事就从那年开始了——
有一次，村里组织开会，我刚好也去了。村会计拉住我，顺手推给我他用了多年的算盘，说他太忙，让我帮忙算算各家各户要分配的粮食和工分。我看着又旧又破的算盘，呆呆地站在那里，手足无措。会计惊疑地问我，你不会打算盘呀，亏你还是老师呢！我的脸“腾”地一下涨得通红。
从这以后，每天一回家，我就坐在饭桌边，让父亲教算盘，连学带练直到深夜。
几个月后，村里又组织开会。我走到会计面前说，咱们来比赛打算盘？那会计随口就说好啊！但结果大出他的意料。他说，你不是不会打算盘吗？怎么一下子打得这样快了？
世界上的事真是要讲缘分的。我一摸上算盘，就疯狂地迷恋上它。只要有空，手指就不由自主地在上面拨拉，很像今天那些打电脑游戏成瘾的孩子。
我开始在课堂上鼓励学生们学习珠算，同时向校领导提出了成立珠算课外兴趣小组的请求，学校领导同意了。
兴趣小组其实就是课外辅导班，每天一放学，兴趣小组的七八个孩子都自觉地拿出小算盘劈劈啪啪地打，我则边教边观察，探索新的教学法。
学生们很争气，每逢重大数学考试、珠算比赛必定名列前茅，而我也在方圆一带珠算教学上有了些名气。大家对我比比划划，指指点点：“就是那个教珠算的徐思众，带学生很有一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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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惊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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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丽明（左一）突然成了“神算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孩子们的珠算指法一时了得！他们的小手像一只只蝴蝶在算盘上上下翻飞，嘀嘀嗒嗒的清脆声响成一片。
可任何事物总有极点，就像跳高运动员达到一定高度，哪怕再增加一厘米也很困难一样，我发现再要提高拨珠速度几乎不可能。
有什么办法突破呢？
一天，偶然经过一条河，微风吹来，河水泛起层层波浪，一个农民正悠悠地摇橹过桥。看到这一幕，我灵机一动，突然想到水上行舟和算盘下通试题纸有相似之处，算盘好比桥，试题纸就是小船。如果，在算盘两头底下垫上木条，让试题纸能在算盘下面前后移动而不会被压住，运算速度岂不大大加快？
我在学生中试着学用这种方法，果然奏效。
1982年，浙江省珠算比赛，我的学生们都是背着木板上阵的。在场的人都很纳闷，这是干什么？比赛开始，大家看到我的学生都把木板垫在算盘下，答题时试卷不断地在算盘下自由地向前移动，才恍然大悟，由衷称赞：“好办法！”
利用行舟过河原理提高珠算速度只是一个机械的办法；我一直想通过改革运算方法来提高速度。
我一口气买来70多本珠算方面的书籍，开始猛攻理论，发现问题就写信或登门向国内珠算前辈、专家请教。
正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学生许丽明做出一件令人惊讶不已的事情。
一天早晨，许丽明随父亲去菜场买菜，父亲在一个摊子上挑选了几种菜。摊主一报完菜价和斤两，许丽明就脱口而出说了总价钱，和摊主用计算器算出的结果完全一样。许丽明的父亲吃惊地看着女儿问道：“你是怎么算出来的？”许丽明说：“我整天练算盘，练着练着，脑子里像有算盘似的。一接触到数字，结果就出来了。”
做父亲的非常兴奋，回到家就给我打电话：“徐老师，我家丽明学算盘学得可神了，不用算盘就能算出结果，而且还又快又准。她说算盘已经进到脑子里了。”有这样的事！我也觉得很奇怪，真的出神入化了？
以前我曾试图在珠算的基础上让学生心算乘法。开始速度较慢，错误也多。后来，我把“一口清”（一眼看见或听见一位数乘多位数能立即说出结果）运用到多位数乘法中，把乘法转化为加法，计算速度大大提高。这些，是不是许丽明用脑子打算盘的基础？我带着这些“原始凭据”和县教育局的柴老师一起分析研究，给这种心算方法取名为“珠脑结合计算法”，业界称为珠心算。
什么是珠心算？通俗地说，就是在脑子里打算盘。珠心算是将珠算的操作过程充分“内化”，从而完全摆脱珠算的外部动作，凭借这“内化”了的“心里算盘”（亦称“虚算盘”）在脑中进行加、减、乘、除、开方等计算。
我想，珠算是传统技艺，在珠算的历史进程中，一定有不少人发现了珠心算现象，我绝非先知先觉。但当时孤陋寡闻，在我掌握的资料中，却没有查到明确的珠心算发现经过。
但无论如何，当我的学生告诉我；算盘已经进入他们脑海中时；那一瞬间；我的灵感迸发了。根据这个新发现，我开始重新编写珠算课本，酝酿教学上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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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这样子，别在这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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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接踵而来，我（后排右二）当上了县政协委员。
1983年4月的一天，我到慈溪县教育局办事，无意中在办公桌上看到一份宁波市关于组织各小学参加珠算比赛的文件。仔细一看，选拔赛日期已经过了。我问办公室一位领导，怎么我没有接到通知，我的学生也应该有资格参加比赛。那位领导看着我说，你能保证参赛获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可以，绝对！”
“可是，选拔赛都结束了啊。”领导迟疑着。“能不能让我的学生直接参赛，哪怕是作为特邀的也行？”我几乎是央求了。
那位领导见我这么执着，加上在慈溪教珠算的小名气，最终答应让我们去试试。
我的学生们果然争气，一路过关斩将，摘取桂冠。回到慈溪，县教育局那位领导非常兴奋，“刚开始，我们还真怀疑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事实证明一切，你行！”
这次获奖给慈溪赢得了荣誉，教育局领导在大会小会上表扬我们，学生们对于学习珠算也热情高涨，以致于后来一有重大的珠算比赛项目，我和我的学生就成了教育局的首选，当仁不让地代表慈溪出征。
我自然也不会辜负慈溪县教育局的领导，不会辜负家乡的父老乡亲。自从那次冲出慈溪走向宁波后，我的学生在市、省、全国珠算比赛中共获得86个名次，战绩骄人。
这一切很快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可：1984年，我被评为宁波市和浙江省为人师表优秀教师；1985年3月，当选为县政协委员；6月被共青团浙江省委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鲜花、掌声几乎淹没了我。一时间，我豪气干云。对于珠心算的全国推广，很有点舍我其谁的感觉。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上门采访的记者、来约稿的专业杂志编辑、前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一些部门单位纷纷邀请我去讲课。
忙得不亦乐乎，于是我顾不上和同事交流，顾不上向校长和书记汇报，也因此惹来一些同事和领导的不满。
一次，学校收发室给我转来了几笔稿费，虽然都是20元、30元的小面额，但加起来也有160元。校长对我说：“这些稿费应该归公，因为你是学校的老师，交公是理所当然的。”我那时年轻气盛，昂着头气哼哼地说：“这些文章都是我利用晚上时间写的，是我个人的劳动所得，我不交！”
依旧我行我素，稿费不上交，但课还是兢兢业业地上。校领导便指责我目空一切，经常不点名地当众批评：有些人有了一点荣誉就骄傲自满，不务正业，自高自大……
1987年3月的一个晚上，忽然牙疼得厉害，我以为上火了，没当回事，第二天咬着牙坚持上课。但情况越来越严重，疼得说话直抖，食欲全无。半个月下来，急剧消瘦，人几乎要垮掉。终于有一天，体力不支，讲课时差点晕倒。校长不问青红皂白，先指责我没有好好上课，后撂下句不近人情的狠话：“你这样子，就不要在这儿工作了！”
我到医院去做了全面检查，医生的话让我几乎崩溃：“你的牙齿发生了病变，有可能是绝症，你要好好治疗。”绝症？怎么可能？我还这么年轻，事业才刚刚开始，老天啊！我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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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的书在马来西亚被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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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比我更痛苦的是父亲和母亲，母亲眼泪簌簌地流着：“思众，你真是命苦，刚刚干出点成绩，就病了，班都不能上。”父亲一直宽慰着我，激励我不在挫折面前低头。
那个时候，没有班上，我就和父亲一起探讨教学，切磋珠算。不知不觉，我阴沉的心境明亮起来，又有了做事的激情。三个月后，牙病居然奇迹般地好转。复查时，医生说，你的病好了。我高兴地回家告诉父母，父亲说，有些疾病是要靠精神战胜的。精神一旦垮了，就没有痊愈的希望了。
病好后，学校却以种种理由拒绝我回去上课。我和学校的矛盾再次升级。关键时刻，宁波人民广播电台有位记者来采访我，得知我的处境，大为不平，回宁波后，连夜起草了一份题为《专业人士受到排挤　谁来为他排忧解难》的内参。主管文教的领导非常重视，亲自批示：“徐思众是优秀的专业人士，希望有关方面督察此事，为他安排合适的岗位。”
慈溪县委立即找我谈话。一位县委领导问我：“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如果不想回原单位工作，可以重新选择，我们大力支持。”
让我选择，我选哪个单位呢？从政，走仕途？我也有资本了，得到不少的荣誉，又是最年轻的政协委员；继续教学？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好朋友，方国祥老师提醒我，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找一个更大的事业平台，把珠心算进行到底。
我想起了父亲。有一次，我执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