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活着-稻盛和夫-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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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年轻的松下能够不畏逆境，用朴实、开朗、健康的心态拼命努力工作，日后才能创立有名的“大松下”（松下集团）。
当时，和松下一样处于困境的孩子应该不在少数，但是多数的孩子都有畏难的本性，有时也会兴起怨恨和痛苦之心，心想为何好人家的孩子能够上学、还能够吃好穿好，唯有自己如此贫穷？凡是持有这种退缩、痛苦的心情度过青少年时代的人，长大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因此，我认为，即使在遭逢苦难时不能以平和的心态接受这些命运，或保有一颗感恩的心，至少也要避免自己存着嫉妒或愤恨的心。松下幸之助就是因为能够在逆境中忍耐，并且用开朗的心情努力奋斗，所以日后才能拥有如此伟大的成就。
古训有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日本人也常常劝诫年轻人：“年少时多吃点苦才好。”好逸恶劳乃人之常情，但是若将眼光放远，就会发现，年轻时期遭受过苦难的人，相较生活环境优越的人，日后的成就往往更加辉煌。
回头看看现代的日本似乎正好相反。许多父母常常刻意不让自己的孩子受苦，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轻松过活。然而，不正是这样的教育思维，才导致十七岁少年的杀人事件开始发生吗？
在比我们更早的时代，很多孩子为了帮助父母维持生计，从小就得拼命努力工作。我所处的时代也有不少亲朋好友，从小就开始帮助父母分担生计。我发现在这种贫穷家庭长大的孩子，几乎不曾出现过穷凶极恶的犯罪事件。要知道并非因为是孩子，就不应该辛苦地工作，辛苦工作反而是磨炼人格品性不可缺少的条件。
西乡隆盛被流放到冲永良部岛时，才有机会读到王阳明的学说，以磨炼自己的心性。提到人性，安冈正笃先生曾说过，必须依“知识、见识、胆识”三个阶段来提升人性，否则任何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他的意思是说，知识只要翻开百科全书或字典就可以学到，既没有必要强记，也无须填鸭式地过度汲取，否则也只是流于常识丰富而已；比吸收知识更重要的是将知识组合成有条理、有逻辑的信念，变成比知识更有用的见识；不过即使拥有了见识，如果不去实践这些理念，对提升自身的人性还是助益不大，因此有必要将见识提升为胆识，也就是转化为执行力。
这里提到的胆识，是指同时具有见识和勇气，这都是历经苦难才能培养出来的人性品质。具有这种品格的人，日本人形容他们是“怀珠抱玉”或“具有胆识”，西乡在冲永良部岛培养出来的就是这种胆识。
事实上，就算无法产生胆识，只要有勇气，也能够转化成相当的执行力。然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类才会表现出勇气呢？通常只要有大公无私的理由，勇气自然就会涌现。因此，在培养出大无畏的胆识之前，不妨找一些正当理由来鼓励自己。例如，此刻如果我不出面，局势恐怕会变得难以预料吧？我如果不努力完成这件工作，公司的结局会如何呢？
大义和志向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志向主要是指个人的目标，大义则是指非利己的、舍弃个人立场且对众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大义是从比较大的格局切人，例如为世人、为社会，或是为身旁的家人等。如果能用大义来鼓舞自己，就可以激发出真正的勇气，这股勇气就能逼迫自己发挥执行力。
有胆识的人做事不需要假借任何名义来鼓励自己，但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每当挑战极为远大的目标时，就有必要给自己一个名义，然后借此名义鼓励自己去完成这个目标。
欠缺执行力的人或凡事做不好的人都具有一个通病，心中总是盘算着：“上司交代做的这件事，如果做了对我有利吗？成功的话可能调薪，还是可能调升经理呢？万一失败，最好能找个理由推脱。”由于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往往也因此失去了执行的勇气。
像以上这样，不给自己一个名义或理由就办不成事的人，事实上并非少数。对这样的人而言，成功的秘诀在于：凡事不妨试着先摆脱私心，为自己找个具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吧！
第十六章 情与理
我认为，经营事业最重要的是，最初的阶段应该用理性思考，实际执行或应对时不妨适度地运用感情。
每当有人问我，谁是我最尊敬的人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前一章节曾提及的西乡隆盛。
明治政府诞生之后，西乡移居东京。虽然他当时已经领到很高的薪晌，但是仍然住在商店街中的民房，只雇用一个女仆，平常总是穿着棉布粗衣。西乡难道是心灵尚未安定，或是心中已无欲望？我认为，应该是因为他没有私心的缘故。
他注意到，当初他们这批年轻志士，就是为了反对不合理的幕府和封建制度才起来革命，建立新政府的。然而，他眼见这一群人在就任新政府的重要官员之后，也开始搬进豪宅、穿着华丽的衣装、身旁妻妾成群，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心志也开始堕落。
西乡自己也是新政府的核心官员，亲眼目睹了这种堕落的景象，心情格外悲愤，因此他撰写了“明治维新并非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的严正文章批评当时的现象。同时他也感到很懊恼，疑惑自己是否真的做对了？自己难道不是被那些想得到天下后享受奢华的人利用了呜？西乡警告自己不应该同流合污，因此选择一如继往地过朴素的生活。
西乡因而和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渐行渐远，之后又因为主张攻打韩国，与其他人意见不合，而终于离开了重要的官职而下野。欲望强的人可能会执著于地位，西乡却没有此种欲望，因此很快就返回了故乡鹿儿岛。
结果，和他一起到新政府任职的那些鹿儿岛的年轻人也都跟随他辞官返乡。由于这些年轻人的心中仍然存有时新政府的不满，西乡为了不让这种情绪爆发出来，也为了把他们培养成为更优秀的人才，于是在鹿儿岛设立了私学校。
当时，一位出身萨摩（今鹿儿岛县北部）的警官被逮捕，他承认自己是为了暗杀西乡而回到鹿儿岛的。事件尚未真相大白之前，部分私学校的学生已经怒火中烧，于是，攻进了新政府在鹿儿岛的弹药库并夺取了枪炮和弹药。明治政府获悉之后，立刻以叛变为由发动军队来镇压。
当时西乡正在大隅半岛打猎，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回鹿儿岛。本来他想要劝队年轻人的暴动，但是不知为何当时他的态度并不积极。我想，理由可能是西乡觉得自己对新政府已经仁至义尽，也可能是基于西乡个人的情绪吧！
堂堂一个大丈夫会被个人感情束缚，而做出异常的决策，这样的事情说来有点不可思议。不过，如果回想前一章提过的故事，从西乡曾经为了人情义理而想陪同僧人月照投海自尽的事件来看，西乡的性格本来就是情感重于理智，因此也就没什么不可思议了。
事实上，在日本的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中，西乡“我也一起去”的举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整场战争中，他只是跟在年轻人的后面？带头的是青年将校桐野利秋，西乡始终未曾担任指挥官。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结束，那个一直能灵活运用智慧、屡立战功的大人物，在此重要的战役中却什么也没有准备，只是跟随在一群年轻人的后面行动而已。
当时，也有一些军队因为仰慕西乡的英名，远从九州各县赶来支援，还有对明治政府感到不满的旧武士前来响应，但都被西乡拒绝了。从西乡种种应对的态度，实在看不出他想打赢这一仗，有关这件事至今为止仍是一个谜，也成为后人讨论的焦点。我只能想象，可能是因为西乡本来就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人吧！
当我就读旧式中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被强制教导这种情感的重要性，我感觉，即使到了现在，自己仍然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例如，当时教我们修身养性的老师，针对人格品质最恶劣的人，他描述道：“有一个小偷到一户人家去偷窃，刚好那家人回来了。如果这个人真的只是小偷，碰到对方家人进门时就应该逃逸无踪，但是也有人会跑进厨房拿起菜刀挥舞威胁，于是由小偷变成强盗。这种由小偷变成强盗的人正是最污秽的人！”
他还提到另一种情况：“假如你的亲友在某种情况下杀了人，跑来找你并告诉你‘我刚杀了人，救救我吧！’你会怎么做呢？”从应对这个问题时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人性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那时候我们只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个性都比较软弱、畏缩，大家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把朋友训一顿，然后劝他去投案。”可老师却告诫大家不可以这样做，他说：“既然是亲友，而且他又跑来投靠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会被判罪也要庇护他。”
现代人可能无法接受这样的想法，但是以前的老师教导我们这就是人类的情和义，我想他教的应该正好符合西乡隆盛的价值观吧！
西乡的个性富于情与义，我认为这是他最令人心仪或值得当做榜样的理由。但是，有时我又无法接受被人情义理束缚的人，这样的说法好像有点无情。然而，就在我创立京瓷时，我曾考虑：“虽然我的核心思想充满西乡的情义，但是经营事业，我得效法大久保利通的理性与冷静才行”。
事实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松风企业，那时我才二十五、六岁。当时的我，认为自己的理想是做个有情有义、品德完美无缺的“完人”。等到自己经营企业时，才知道所谓的完人，行动时应该同时具有西乡的情义和大久保利通的理性，两者兼具才能成功，于是我才开始研究大久保利通的哲学。
当我回到西乡的故乡鹿儿岛，告诉那里的人有必要学习“大久保利通的理性与冷静”时，得到的回答多半是瞧不起的眼神。然而，当时我依旧认为自己应该“融合大久保利通兴西乡隆盛的品质，创造稻盛和夫的新形象”，并打算依此目标经营自己的人生。
拓展事业时，如果只用感情去判断和行动，可能会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即使用感情判断再依据理性行动，方向可能还是错的；还有一种方式是用理性判断，也用理性执行，这样一来可能就没有人愿意跟随你工作了。
我认为，经营事业最重要的是，最初的阶段应该用理性思考，实际执行或应对时不妨适度地运用感情。
关于这点我原来并未留意，而是从过去的员工那里听到：“那时社长突然出现，告诉我应该这样做才能替自己解危。幸好跟随一个严格的社长，我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偶尔听到这样的故事，我总是扣心自问：“真的发生过这种事吗？”因为我完全没有印象，我想那些大概都是我在无意间说出去的话吧。
被人刻意地夸奖，有时还是会感到开心的。然而，如果有人记得你无意间讲的话，再由对方说出来时，其中不但充满了感情，而且更让人觉得欣慰，因为你知道对方是真诚地接受了你。
太重感情的人，我认为只适合和他发展私交，一起工作就会产生很多纷争。例如，当有人求我：“财务调度上有点困难，请帮助我一下好吗？”我认为对方人品很好，因此当他的担保人，周围的人还因此夸赞我是正直的大好人。
但是，相似的情况有时却惹来不同的评价。例如，有个人因为担任很多借贷的保证人，因此背负了很多债务，结果自己的公司都倒闭了。在此情况下，恐怕没有人会称赞他是“正直的大好人”吧！
还有一种情况，有人来借钱，第一次因为同情就借给他了，于是在他的口中我是“大好人” ；接下来又说：“可以借更多一点吗？”这时如果拒绝他，他不仅忘了应该为第一次借他钱而道谢，还因为第二次借钱遭拒绝而产生憎恨之心。这就是一般人的反应，而这种憎恨之心将会带给当事人更大的伤害。
我建议，第二次会拒绝的人不妨一开始就拒绝，原则上还是应该谨守住先讲理性、再谈感情的程序比较正确。我会有这种想法，原因之一或许来自小时候在家庭和学校的学习。我的父亲是个沉默理性的人，母亲的个性刚好相反，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母亲不管遇到任何情况都心怀感激，而父亲则经常严肃地责备我们。
例如，有时母亲会对父亲说：“孩子的爹，有个亲戚告诉我这样的好事，我们也来做吧！”父亲总是说：“等一下！”然后，要求母亲做更详细的说明，等她说完了，父亲就冷静地分析其中的利弊，然后对母亲说：“那不是很不合理吗？”并提醒母亲太感情用事了。
从母亲的角度来看，因为是亲戚的提议，所以她先放了感情进去，忘了做理性的考量；父亲则一定是先冷静地分析才得出结论。我觉得，母亲的个性有点像西乡隆盛，父亲则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