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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石油风云[美]-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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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辛克莱公司。新协定由两个”按现状“委员会管理,一个委员会在纽约,以供应为其方向,还有一个委员会在伦敦,以分配为其方向。中央”按现状“秘书处设在伦敦,根据协定进行统计和协调工作。至少在有些公司中还设立内部”按现状“部门。但在新协定中有许多摩擦点,包括积习难改的欺骗行为和怎样对待”处女市场“的问题,所谓”处女市场“就是参加者以前未进行过交易但现在要设法进去的市场。   
    大萧条在进展,石油工业中的问题也在增加。各公司试图再一次改进“按现状”制度,这一次是设计1934年的原则备忘录草案,以提供较为宽松的合作协议。大萧条的困难和影响是那么严重,所以新备忘录要求“节约竞争方面的支出”。靠削减广告预算来省钱和缩短各公司之间的竞争方面的差别。道路标志牌和广告牌的数目要减少;报纸广告“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削减或取消“赛车参加者的奖金”。汽车驾驶者心爱的小赠品,诸如打火机、笔和日历,都被严格限制或统统取消。处处和事事经过详细检查;甚至加油站招牌的数目和式样都“要标准化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对于这类协议,不管它们的规模或实际效果如何,都不免有争论,一方面引起激烈和普遍的批评,另一方面引起自以为是的辩护。许多人看了这类协议之后,觉得只能证明是违反消费者利益的大密谋。对任何工业中的国际卡特尔存在着疑惧,特别对大石油公司之间的任何亲密无间的表示,更是如此。然而这些在美国境外的安排并不违反各国的法律。相反,那个时代的倾向和政府政策的压力加上企业环境,都在推进某种形式的协作和卡特尔化。   
    在协定参加者的各公司的范围内,高级管理人员会把其他公司的管理人员称作“朋友”:“伦敦的朋友们说……”或“朋友们还没有下决心”。但这不是友谊在起作用,不是“石油的兄弟会”,毋宁说是在萧条的世界经济中和面对着停滞的需求的绝望意识才把各石油公司真正拴在一起。它们都是积极的竞争者,它们从没有忘却这点。有协作的努力,但是同时有普遍的不信任、警惕和根深蒂固的对抗。即使在它们谈论合作的时候,它们也在策划新的进攻。就在阿奇那卡里之后几个月,壳牌公司就进入美国的东海岸市场并很快地着手扩展其业务。新泽西公司被激怒了;它的一位高级经理谴责壳牌公司“在野心驱使下”的行动。之后,在1936年,亨利。德特丁得知新泽西标准公司正在讨论把它的全部墨西哥企业出售给在美国和欧洲都有股权的独立生产者威廉。戴维斯。戴维斯是使执行“按现状”协定陷入那么多困难的一位“外围”人局者。德特丁愤怒地写信给新泽西,“我们正在一起从事对抗戴维斯的活动;把一整套极端需要的军火售给敌人,。使他用来更有效地同我们进行战争,这肯定是同正常的交战彻底相悖的。”实际上,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在新泽西同壳牌讨论合作期间,它时断时续地认真考虑把它的国外业务同纽约标准公司合并,从而能更好地与壳牌较量。   
    而且,在履行已经商定的事情中,甚至在商定已经商定的事情中不断爆发冲突。1934年原则备忘录草案规定,外面查帐员要检查各拥护者的交易一共有多少笔。这激起了新泽西和纽约标准在亚洲的合营企业标准一真空公司的一位高级经理的气愤。他在1934年12月说道,他和他的同事“一致对此表示反对。让外面查帐员检查我们帐册这种想法不仅由于明显的原因而引起反感,而且在我们看来,如果有关的参加者甚至在提供交易额的正确情报方面都不能互相信任的话,那末‘按现状’是建立在很脆弱基础之上的”。他又说,“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使‘按现状’经营限制在有利益关系者的‘私墙’之内(即内部)进行之。”但是,甚至在那些“私墙”之内,事情也并不很容易和顺利。1934年12月,壳牌公司董事弗雷德里克。戈德伯在远东时报告说,“贸易数字清楚地表明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无端地太积极,到这一年结束,它的贸易份额将超过它应有的份额。”他还说,其他公司将不得不实行“较严厉的措施”来对付离格的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尽管有协议,它们不能完全制止竞争的驱使。   
    分配过程本身有何等成就呢?例如,对联合王国来说,结果表明有相当大的不平衡。壳牌公司和英波公司在英国形成联合的销售体系,即壳牌一墨西哥/英国石油公司这个体系。除有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外,那个集团和新泽西的附属公司之间的销售比率相对地保持不变。但是,由于石油从种种来源进入英国时,这两个集团占全部市场的合并份额却有相当大的波动。   
    尽管“按现状”协定并不稳定,但从1934年起,有了备忘录草案,它就变得更起作用了。它所以比较成功有三个因素。在美国,由哈罗德。伊基斯领导的联邦各州当局,终于把生产纳入控制。在苏联,迅速的工业化步伐刺激了国内的石油需求,压缩了输出。而大公司对罗马尼亚产量施加一些控制终于获得成功。即使这样,暂时的喘息并没有持续好多年。在1938年初,新泽西标准公司提出终止“按现状”协定的口头通知。1939年9 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按大部分来说,任何残存的“按现状”活动都告终了。   
    民族主义“按现状”协定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它的用意不仅要防止石油供过于求和抵御以后的大萧条,还要防御欧洲和别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出现。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整个欧洲大陆和政府政策都面对着那些私营的外国石油公司——而且对抗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它们之间以防御方式,讨论如何应付反常的贸易状况的手段,这是不足为奇的。”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对石油公司的政治压力有许多形式。政府强派进口限额,规定价格,并对外汇施加限制。它们强迫公司把过剩的作物制成的酒精掺进汽车燃料,以及使用其他石油代替品。它们征收多种新税,并进行干预,控制石油输出入贸易的方向,来配合双边贸易协定和较大的政治环节。它们限制利润汇款,强迫投资于经济上提不出正当理由的国内设施,并坚持各公司保存额外存货。作为大萧条的结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期自给自足和互惠对等都蔚然成风,随之而来的是要求约束大石油公司的压力。伦敦贸易委员会的会长警告说,因为“现在在所有别的国家里都有一种普遍趋势,就是在它们自己土地上强迫或鼓励设立国家公司,以取代非国家的子公司。”   
    强迫外国公司参加国家的卡特尔和在外国公司与当地公司之间划分市场,已成为欧洲政府的标准惯例。在一个接一个国家里,政府坚持外国公司要帮助逐步建立当地的炼油能力。法国政府按照1928年的立法,把市场的具体份额分配给每个公司。一位新泽西标准公司的高级经理说,在法国,“不与国家的商业事业合作——不管在金钱上还是在原则上作出多大牺牲——定然会激起报复性的立法,这种立法对私人利益来说,要比政府原来提出的建议付出更多代价。”在纳粹德国,由于那个政府在准备战争,各种控制条例和操纵都在增加。总的说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下半期,随着大萧条的最坏年代的逝去,大石油公司的最重要目的是隔绝和戒备政府的干预。“我们现在在几乎所有外国国家都面临民族主义的政策,以及许多国家中明显的社会主义趋势,”新泽西公司的副总经理奥维尔。哈登在1935年说,“这些问题都是以政府为一方和以作为单位的工业为另一方之间的问题。它们正在不断变得更为严重,而且管理人员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努力求其解决上面。”   
    同一年,石油工业的一位观察家注意到欧洲政治上和经济上民族主义的加强,很简明地加以概括,他说:欧洲石油企业的运行“90%是政治,10%是石油”。在世界的其余地方,看来都确实如此。   
    伊朗国王的新条件在大萧条到了低谷时,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波斯国王礼萨。巴列维发现“在这些日子里石油并不是黄金”而万分激怒。伊朗国王的国家已成为一个石油国;来自英波公司的石油开采权使用费提供了其出口收入的2 /3 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但是,由于大萧条,来自英波公司的开采权使用费已猛降到19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既惊恐又激怒的伊朗国王责备英波公司,并且决定亲自处理开采权问题。在1932年11月16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使他的大臣们惊奇的是,他突然宣布单方面取消英波公司的特许开采权。这是晴天霹雳,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伊朗国王敢这样做。他的行动威胁英波公司本身的存在。   
    伊朗国王的宣布虽然出乎意外,却是波斯和英波石油公司之间四年谈判和紧张关系的最高潮。1928年,约翰。卡德曼已经注意到,“特许权受益人可以把他们的未来看作在经济民族主义高涨的浪潮面前是有保障的,保障的程度是按国家利益同他们自己利益趋于一致的比例程度而定的。”但是,卡德曼觉得最困难的是造成这种一致。实际上,波斯人谴责威廉。诺克斯。达尔西的1901年特许开采权侵犯了国家主权;他们也想从特许权上要更多的钱——多得多的钱。1929年,卡德曼认为已同伊朗国王的宫廷大臣阿卜杜勒。侯赛因。帖木儿塔什努力作成一笔交易,从中波斯政府不仅得到高得多的钱款,还会得到公司股票的25%,此外还有董事会代表权和公司的全球总利润的份额。但提议的这笔交易从未能成交。双方都有反责和谴责。双方继续讨论,但每当协定似乎即将达成时,波斯人会提出新的补充和修正,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能达成最后协定的主要原因,在于波斯具有高度个人独裁的性质,以及站在顶端的那位巨人。礼萨。汗利用他对哥萨克旅的指挥权来帮他成为这个国家毫无异议和无可反对的领袖。他是个坚强、专横、粗暴和直率的人;据一位派往德黑兰的英国大臣说,国王“不浪费时间去使用优美但完全无谓之词来表达波斯人非常珍视的相互问候”。礼萨。汗于1921年成为陆军大臣,然后于1923年担任首相。他有戏称自己为总统之意,但后来决定不这样干,在1925年自立为礼;萨。巴列维国王,成为新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此后他开始使他的国家现代化,但方式无定而杂乱。帖木儿塔什说,国王的最大毛病是,“他对谁都怀疑。全国没有一个人是陛下真正信任的,这引起那些一贯对他忠心耿耿的人很大的不满。”   
    国王蔑视他的臣民;他对一位来访者说,波斯人民都是“顽固和愚昧的”。他也一心想巩固这个难驾驭的国家,把控制权集中在他自己手里,这意味着削减所有其他对抗的权力中心。他首先从教士毛拉着手,他们是领导那些强烈反对他努力创建一个现代化、世俗化国家的传统主义者和宗教上的基要主义者的一帮人。在他们眼里,这位国王是犯了许多罪的;他终究废除了强迫性的妇女必须戴面纱的规矩。他们指责他花钱于公共卫生设施,并扩大教育机会。但他不愿受阻止。他有一次甚至亲自殴打一个阿亚图拉,此人责问他:当他的女眷走进圣坛时,他是否认为她们的服装是合适的。毛拉作为一个集团被打翻在地,他们屈服了,虽愠怒不语,但仍然桀骛不驯。一位来访者评论说,“常听说国王的最大成就是他对毛拉取得的胜利。”   
    照国王的看法,英波公司像毛拉一样,是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他也想削减其权力和影响。但他也依赖特许开采权使用费来满足他的野心。随着波斯财政收入的剧降,响应国王命令的当地报纸和政客们加强他们对公司的攻击,大至达尔西原来取得特许开采权的合法性和小至在阿巴丹炼油厂把食物冷冻一事(这被认为是反宗教的),事事都批评和指责。   
    再者,国王早已在其他问题上对掌握英波公司的股票半数以上的英国政府感到生气。他试图行使波斯对巴林群岛的主权,而英国却坚决主张维持对这个岛屿酋长国的保护关系。他对英国人在外交上承认伊拉克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发明创造。尽管英波公司的管理部门可以不断重申公司是作为一个商业实体经营的,独立于政府,但没有一个波斯人会相信这种表白。听到这类声明,他们“只能认为这是表里不一两面派与串通一气的合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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