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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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梅兰芳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名声”和鲁迅 作为著名作家的“名声”，都拥有各自不同却又不可替代的生命力和号召力，迄 今为止并没有发展到“灭”的地步。《新青年》时代的戏剧论争，迄今已经九十个 春秋。撇开当事人意气用事的人事之争，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传统 戏曲还是现代话剧都有其不可替代的艺术生命力，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的相互 促进、和谐共存，才是中国戏剧事业健康发展的最为正当的路线图。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页。
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页。
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5页。
④傅斯年在1919年1月1日创刊的《新潮》1卷1号中，专门开辟了“出版界评”的栏目，他 所评论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其中有“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 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的说法。
《新青年》时代的戏剧论争｜ 207
⑤引自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四期，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⑥《鲁迅全集》第6卷，第38页。
⑦《鲁迅全集》第5卷，第580页。
《新青年》同人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当然是爱国的，但是他们大胆超 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的片面与极端，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人类 大同的高境界，进而张扬了自己所拥有的反对狭隘“爱国”的自由人权。应该 说，除了极端主义的恐怖教条，天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是只允许别人爱而不允 许别人不爱的。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娇妻爱子，一个正常男性也总是会处于爱 恨交加、亦喜亦怒的情感波动之中的。
1914年11月，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1卷4号公开发表了署名“独秀”的 《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三个字为世人所熟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陈独秀首先对欧美文明国家的“爱国心”表示肯 定：“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近世欧 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 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 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
接下来，他沿着此前所说的“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的思路极 端推演，从而实现了 “自觉心”对于“过昵感情，侈言爱国”的“爱国心”的颠覆 性置换：“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 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以吾土地 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 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
文栽《同舟共进》，2008年第2期。原标题是《陈独秀：“我们究竞应不应4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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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 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其实并不是陈独秀的发明创造，中国传 统儒教的祖师爷孔丘早就有过“苛政猛于虎”的经典名言，而且还明确表示过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人生态度。
沿着《甲寅》时代的《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路走下去，《新青年》时代的陈 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把“国家”列为应该加以破坏的一种“偶像”：“国家是 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教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 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 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哪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 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 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 小国的权利罢了。……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 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 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
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以“只眼”的署名在《每周 评论》发表《公同管理》一文，其中写道：“无论铁路问题，青岛问题，大而至于 全国政权问题，不用说我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让 列强公同管理。我们最反对的，是让日本管理。……老实不客气，我们中国若 免不得亡国的运命，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联合亚洲的 黄人；抵抗欧美的白人的鬼话；我们绝对不相信。”
在随后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陈独秀更加彻底地表白 说：“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 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 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 暗罪恶，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 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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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学两界人和事
士，都当作迷妄疯狂。……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 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 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当时大都是以“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 是相信世界主义”的“思想高远的人”自居的。就连曾经在《甲寅》杂志中发表 《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尖锐批评陈独秀的李大钊，也在《我与世界》中表白说：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 界中间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1919年8月2日，鲁迅在周作人和孙伏园影响与建议下，开始翻译日本白桦 派作家、“新村”运动发起人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戏剧《一个青年的梦》，并于当 天写作《〈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这是他笔下最富于人道主义大同理想的一 篇文字，其中与陈独秀一样，把国家的存在认定为“一种骗人的偶像”：“我对于 ‘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 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 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 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 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同年12月20日，蔡元培阅读由周作人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来信《与支那未 知的友人》之后，专门写作了一段跋语：“我读了周先生所译的武者先生的信和 诗，很有几种感想。……武者先生与他的新村同志……决没有日本人与中国 人的界限，是我们相信的。……不但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肓从了他们政府、 赞成侵略主义的人；也一定有觉悟的一日。”
在此之前，胡适也根据《太平洋》月刊第10期“劫余生”的通信，写作了一首 白话诗《你莫忘记》，其中以更加极端的情绪彻底否定了狭隘盲目之“爱国”：
我的儿子，
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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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一 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齐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一 都可以…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1918年9月的《新青年》5卷3号，写成后曾送给《新青 年》同人中的沈尹默、陈独秀看过，收入《尝试集》时为缓和语气删除了前三 行；并在末尾添加了“总该不至^如此！ ”一句话。
在随后的岁月里，《新青年》同人由于各不相同的路径选择而走出了相互 歧异的路线图，他们对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价值判断也一直处于反复调 整之中。在创办《新青年》杂志之前，已经有过由启蒙先驱到革命党人、由革命 党人再到启蒙先驱的曲折经历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共产 党。胡适坚持的却是《新青年》时代已经初步定型的易卜生式的“健全的个人 主义”：“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 国家争人格！ ”
政学奇人陈彬和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彬和（龢）以既爱国又革命的斗士面目出现在 北京街头，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他与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易 培基、顾孟余、陈启修、朱家骅、蒋梦麟、鲁迅、周作人等政学两界知名人士一 道，被段祺瑞执政府列入一份备选通缉的黑名单。南下上海后，他继续以既爱 国又革命的斗士面目混迹于政学两界，先后被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 通缉追杀。到了 1942年，斗志依然昂扬的陈彬和却在日本侵略军的支持下出 任《申报》社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神风特别攻击队”的献媚者。更加离奇的 是，作为学者，陈彬和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由像胡山源那样的枪手代写的。
一、陈彬和的传奇人生
收人《鲁迅全集》第3卷的《而已集》“附录”《大衍发微》，讲述的是由《京 报》公开披露的一份供段祺瑞执政府备选通缉的黑名单。鲁迅为名单中包括 自己在内的48人分别加写了籍贯和职务，其中前六名依次为国民党及共产党 的领袖人物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鲁迅和周作人兄 弟位列第21、22名。鲁迅给位列第31名的陈彬和加写的籍贯是“江苏”，职务是 “前平民中学教务长，前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现中俄大学总务长”。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上海通”中，刊登有陈彬和的完整简 历，现予抄录：陈彬和〈1897—1945〉曾用名乐素素、昌蔚、松轩。江苏吴县人。 民国6年〔1917年）到上海，任仓圭明智大学附属小学教师。20世纪20年代去北 方担任中俄大学总务长、天津南开学校总务长等职；因参加民国15年〔1926
政学奇人陈彬和｜ 213
年〉3月18日的反帝爱国运动遭段祺瑞政府通缉。民国17年0928年）与日本驻 沪总领事馆的岩井英一拉上关系，成为日本的职业特务。民国18年0929年） 起在日本特务支持下编辑出版《日本研究》。民国20年〔1931年）春进申报馆工 作，任社评主撰，以左派“爱国志士”的面目出现，曾撰文谴责日军暴行。民国 21年〈1932年）底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戈公振、郞韬奋等一起发起筹备 出版《生活日报》。民国25年〔1936年）夏去香港。民国31年0942年）由日本海 军部支持出任《申报》社长。民国32年〔1943年）1月发起组织“上海市新闻联合 会”，自任理事长，专门替日伪宣传，吹嘘日本海军武力。民国34年〔1945年〉8 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他潜逃日本，后在东京郊区的一家精神病院中以狂疾 毙命。著有《申报评论选》、《孔子》、《中国书史》、《日本历史大纲》等。
如上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