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剧界的‘旁观人’、‘门外汉’，我的议论，自然难以　得人信服，欧阳君是戏界中人，欧阳君的说话，是从亲身体验得来的。反对戏　剧改良的人，可不能再说改良戏剧仅仅是理想之谈了。”
张厚载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认识，主要集中于美学价值。其一，“中国旧　戏是假像的”即写意的。其二，中国旧戏“有一定的规律”，如台步、身段、板眼、
《新青年》时代的戏剧论争｜　201
语调之类的程式化，“都可以说是中国旧戏的习惯法”。其三，中国旧戏的一大　特征，是“音乐上的感触和唱工上的感情”。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旧戏，　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社会急进派必　定要如何如何改良，多是不可能。除非竭力提倡纯粹新戏，和旧戏来抵抗。但　是纯粹的新戏，如今很不发达。拿现在的社会情形来看，恐怕旧戏的精神，终　究是不能破坏或消灭的了。”
张厚载反对戏曲改良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他提出的现代话　剧可以另起炉灶与传统戏曲公平竞争的建议，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迄今为　止，中国现代话剧并没有替代传统戏曲的艺术地位，而是与传统戏曲处于相　互补充、并行不悖的共存局面之中。傅斯年在《再论戏剧改良》一文中，使用　大量篇幅对张厚载的《我之中国旧剧观》进行逐项批驳，然后得出了自己的　结论：
综合繆子君全篇的意思，仿佛说道：“凡是从古遗传下来的，都是好的。”　我们固不能说，凡是遗传的都要不得。但是与其说历史的产品，所以可贵，毋　宁说历史的产品，所以要改造。……中国旧戏，只有一种“杂戏体”，就是我在　前面说的“百衲体”。这是宋元时代的出产品。如果要适用于20世紀，总当把这　体裁拆散了^纯正的“德拉玛”㈦访！！^？；），纯正的“吹拉伯”〔欧拍拉0严13？〉，　纯正的把戏，三件事物，各自独立。况且中国旧戏所以有现在的奇形怪状，都　因为是“巫”、“傩〃、“傀儡〃、“钵头〃、“竞技”……的遗传（见王国维《宋元戏曲　史》〉。如果不把这些遗传扫净，更没法子进步一层。西洋戏剧进化的阶段，可　以参证。
中国传统戏曲作为一种“杂戏体”和“百衲体”，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超稳　定、慢节奏的一乱一治的历史轮回之中，一直找不到打破改朝换代的专制僵　局的宪政民主之路，从而养成了慢节奏的审美惰性息息相关。西方戏剧中话　剧、歌剧和杂技的各自独立，主要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而不是戏剧创作者的人
202　良阖噶“I　二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力所能够实现的。作为不同历史阶段的戏剧品种，西方现代话剧的引进与创　新是完全可以另起炉灶的，而没有必要以根除消灭中国传统戏曲为前提条　件。傅斯年所谓“如果不把这些遗传扫净，更没法子进步一层”，即使在西方戏　剧史上也没有可供“参证”的依据。应该说，《新青年》同人的最大误区，就在于　把人类社会的自然进化简单理解为用新的东西人为消灭旧的东西的“破旧立　新”，而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新”与“旧”之间所存在的循序渐进的求同存异。
从另一方面说，胡适和傅斯年虽然是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的旁观者和门　外汉，他们的相关意见都是经过对十中外戏剧的深人研究才公开发表的。他　们的言辞虽然有过激谬误之处，却很少学术讨论之外的人身攻击与敌对排　斥。④同样是“不值一驳”，胡适表现出的是求同存异的容忍和自信，钱玄同以　“记者”身份对于张厚载的公开答复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充满敌意的人身攻击：　“我现在还想做点人类的正经事业，实在没有丁夫来研究‘画在脸上的图案’。　张君以后如再有赐教，恕不奉答。”
由此看来，即使在《新青年》同人内部也依然存在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　则性分歧。一旦把求同存异的良性互动绝对化为势不两立甚至于你死我活的　仇恨敌对，新旧戏剧的学术论争就会演变成为学术范畴之外的人事之争和人　身攻击。
五、封戏馆、废旧戏的极端话语
《新青年》5卷5号是由钱玄同代替沈尹默编辑的，在前一期杂志中刚刚对　张厚载表示过“再有赐教，恕不奉答”的钱玄同，对于周作人署名“启明”的来　信“赐教”，却以《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为标题给出了高规格的“奉答”：“启明　兄：你来信的话，我句句都赞成。末段‘其实将他国的文艺学术运到本国，……　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数语，更是至精至确之论。”
周作人的来信是这样说的：“玄同兄：《随感录》第十八中所说关于旧戏的话　及某君的话，我都极以为然。我于中国旧戏也全是门外汉，所以技工上的好坏，
《新青年》时代的戏剧论争｜　203
无话可说，但就表面观察看出两件理由，敢说：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
为了证明“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即“旧戏应废”，周作人提出了两项　理由：第一是“从世界戏曲发达上看来，不能不说中国戏是野蛮”。第二是“有　害于‘世道人心’”。关于第二项理由，周作人解释说：“我因为不懂旧戏，举不　出详细的例，但约略计算，内中有害分子，可分作下列四类：淫，杀，皇帝，鬼　神。（这四种，可称作儒道二派的思想的结晶。用别一名称，发现在现今社会上　的，就是：一‘房中术，，二‘武力，，三‘复辟，，四‘灵学’。丫，
指责中国旧戏“野蛮”的周作人，为废旧戏和封戏院提供的罪名本身就是　孔门儒教“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理杀人”的道德罪，以及“欲加其罪，何患无　辞”的“莫须有”的思想罪。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所有的法律条款都是为了保障　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财产自由等正当权利的。“有害于　‘世道人心’”的罪名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是根本不能够成立的。能够以“有害于　‘世道人心’　”之类的罪名废旧戏、封戏院的社会力量，只能是中国传统社会中　以“奉天承运”、“替天行道”自居的“家天下”的极权皇帝和强权官府，而不是　现代文明社会中依法执政的有限政府。何况早在1908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　就曾经在《河南》杂志4至5期连载过长篇论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　国近时论文之失》，其中针对作为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教员林传甲“言　必宗圣”的极端话语指责道：“尤可骇者，乃曰‘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夫何仇　之深也！论文之士，不惬于小说，至不惜呼吁王者，罗织文字之狱，以兴大戮，　亦有说乎？吾闻波兰、俄国官司检文，类极严厉，听者或为之不平，顾尚鲜以文　网杀著作家者。今论者坦然言之；窃无以测其旨也。（比来日本警视厅严检自　然派小说，多禁止者，评骘之士或反称快，亦此类也。〉”十年之后，周作人自己　反而在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青年》杂志中重演“必将戮其人而火其　书，’的文化闹剧，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
在同一期的通信栏中，还以《渡河与引路》为标题刊登有唐俟与钱玄同的　来往通信。唐俟是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鲁迅的另一笔名，他在来信中写道：　“例如见鬼、求仙、打脸之类，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
204　I礼闺嘴农
｜　^政学两界人和車
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　可怜。”
在此之前的《新青年》4卷4号通信栏中，以《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为标题　刊登有钱玄同与陈独秀的来往通信，钱玄同在来信中写道：“欲使中国不亡，　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　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此外尚有　一法，则友人周君所言者：即一切新学问，亦用此‘新体国文’达之。而学术上　之专名，及没有确当译语，或容易误会的，都用！：印^！！^嵌人。”
钱玄同一再提到的“吾友某君”、“友人周君”和周作人所说的“某君”，都　是不愿意公开真实姓名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鲁迅。钱玄同和周作人笔下的　废汉字、烧旧书、废旧戏、封戏院之类的极端言论，其实是鲁迅、周作人、钱玄　同等人的共同意见。到了　1923年7月9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回忆说：
我近来耳闻目睹有几件事，觉得梁启超壬寅年的《新民丛报》虽然已成历
史上的东西，而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九一七年的《新青年》中的议论，现
在还是救时的圣药。现在仍是应该积极去提倡“非圣”，“逆伦”，应该积极去铲　除“东方化”。总而言之，非用全力来“用夷变夏”不可。我之烧毁中国书之偏谬　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即张勋败后，我和你们兄弟两人在绍兴会馆的某院子　中槐树底下所谈的偏激话的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焉。⑤
1934年8月10日，《文化与教育》旬刊第27期刊登记者熊梦飞的文章《记钱　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在谈到〃《新青年》第四卷某期中，有钱先生一　篇主张废除汉字，而代以世界语（！：叩^^协），或英德法语的通信，害得那时一　班新旧人物为之大惊咋舌！　”时，钱玄同更加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老实告诉你罢！那篇东西中的话，并非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有几句话是　“代朋友立言”的。朋友是谁？就是鲁迅先生。民国六七年我对于文学革命，乃
《新青年》时代的戏剧论争｜　205
至文化改革，有过极高度的狂热，有一天，到绍兴会馆里去访鲁迅先生，我与　他原是在章太炎先生门下的老同学，我们谈到文学革命了，我还是说那改用　白话文和普及世界语的主张。鲁迅说：“中国的语言根本就要不得，文法是那　样的粗疏，字义是那样的昏乱，要想拿它来发表精密的思想，记载新时代的事　物，是绝不能胜任的。”我说：“目前只要把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孳去掉，便是一　大解放。一面鼓吹大家学世界语，等到世界语普及了，便可废除汉字了。”鲁迅　似乎不大看得起世界语，他是学德文的，他说：“德文便很好。因为文法很麻　烦。”他是认为文法麻烦即愈精密的。他又说：“法文也还可用。唯有英文最不　行，因为文法太简单了，但英文的文法和字义，较之中国语言文字，固已远胜。　现在中国最好改用一种外国文字如德文；若办不到，则仍写汉字而多搀入外　国文的字句，则当可勉强对付着用。”
我听了他这话，便怂恿他把这用一种外国文来代汉文的主张做篇文章，　登在《新青年》上，他一定不肯。我说：“那么，我来发表吧。”他说：“不能说是我　的主张。”我觉得那不好办，于是改变方针，把他的主张和我的主张混在一起，　写成那篇通信。所以那信里大骂旧文化，大骂汉字，主张汉字应即废灭而代以　世界语，却没有主张用一种外国文^如德文^来代汉文，因为我心中实　在不赞同此说也。但又想了用一种外国文为辅助语的办法。此信的最后，又把　鲁迅“仍写汉文而多多搀入外国文的字句”之主张说出，而改外国文为世界　语，这又是混两人主张为一。但此节中竟露出“友人周君”四字，此周君即豫　才，亦即鲁迅。
在《新青年》5卷5号的周作人来信中，另有引进和创作“欧洲式的新戏”的　观点：“现在有一种大惊小怪的人’最怕说欧洲式，最怕说‘欧化’。其实将他国　的文艺学术运到本国，决不是被别国征服的意思；不过是经过了野蛮阶级蜕　化出来的文明事物，在欧洲先发现，所以便跳了一步，将他拿来，省却自己的　许多力气。既然拿到本国，便是我的东西，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倘若亚洲　有了比欧洲更进化的戏，自然不必舍近求远；只可惜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206　良阖噶“I　二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周作人的这一观点到了　1934年6月4日，又被鲁迅概括为“拿来主义”。正是　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把梅兰芳到苏联演出中国传统戏曲全盘否定为“送　去主义”。⑥随着《新青年》同人团队分裂解散，坚持不懈地对中国传统戏曲及　其演员加以否定性批判的，只剩下了鲁迅一个人。
查阅《鲁迅全集》，涉及梅兰芳的文字有《坟。论照相之类》、《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二心集。宣传与做戏》、《南腔北调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伪自由书^最艺术的国家》、《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花边文学丨法会和　歌剧》、《花边文学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花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