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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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根本不用护照，与在国内旅行差 不多。到神户后，在中国领事馆办了护照，便搭船去苏联了。”
高仁山遇难时，陈翰笙夫妇正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里 当研究员：“一九二八年一月，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好友高仁山被杀害的消息， 十分悲愤。后来才知道，高仁山在北京天桥被杀后，他的家属不敢去收尸，还 是顾淑礼出面去收尸，将他葬在西山卧佛寺的东面东沟村。……高仁山的儿 子在成都当工程师。女儿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银行工作，女婿在海军研究所 工作。七十年代初，这对夫妇回国，到东华门寓所看我，我领他们去卧佛寺凭 吊了高仁山的坟墓。”③
与陈翰笙的相关回忆相印证，时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委的中共地下党 员李秋生，更加真切地回忆了自己在李大钊遇难之后，与高仁山、陈翰笙的直 接交往：“约在当年八月初，陈翰笙来到天津，准备创办一座中学，藉以推动他 们的运动。无如天津依旧只是保守的商业城市，北大的红教授在当地并无号 召力，办学计划亦即胎死腹中。他同时要和津地国民党联络，协调双方活动。 津方即由笔者和他周旋。记得有一次曾在特一区（前德租界）起士林餐馆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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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小时，交换有关策进组织活动的意见。不久笔者又应邀前赴旧京，作进一步 的具体商谈。一天晚间，我们假挪威银行买办某人寓所从事正式商谈，参加者 有高仁山、陈翰笙和北京农业大学一位教授（姓名已记不起，只记得他是四川 人，对农业经济和我国土地问题很有兴趣。若干年前，据亡友黎天才告知，其 人即是董时进〉，和笔者四人，纵谈政治纲领和进行方式。那是一座北京旧日 内城式的豪华住宅，坐落在东城史家胡同东首路北第一家。……那晚谈到深 夜，分手时还约定次周再继续商谈。乃不久即传来仁山被捕消息。”
关于高仁山在革命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英雄本色，李秋生接着 写道：
在当时故都那种肃杀气氛之下，从事革命运动要冒绝大风险，如共党组 织即完全转入地下。高、陈等人要在文教界中发展，自难严守秘密，尤其是他 们都负有教学责任，高仁山还要兼顾艺文中学校务，身份更难隐秘，乃遭当局 的警骑侦知，高氏即遭逮捕。艺文中学亦被封闭。陈翰笙立即逃避，乃波及北 新书局，亦被封闭并逮捕店员。不久仁山即以进行赤化共产活动的罪名判处 死刑，那是天大的冤枉。他当时和中共负责人至多只是略有交往，他只是从事 国民党左派运动。对他执行死刑不像李守常诸人之秘密绞杀，而是绑赴天桥 刑场枪决。我家一位老家人曾目击那次“出大差”，他从永定门外到我家来，途 中听说要枪决一位北京大学教授，便在路旁观看；据他说高君态度从容，面无 惧色，并向路旁观众说：“给我个好儿吧”，于是众人立即高呼“好！ ”“好！ ”，有 如平剧戏迷喝彩一样。按过去北方盗匪在绑赴刑场途中，每多显示愍不畏死 气概，高呼“再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观众即大声喝彩。押送的军警向 不干涉，不想仁山先生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到临命时也表现出这种草 莽英雄气概。同时也可见他不仅是一位只知教书办学的书生。此案似乎并无 许多林连。其实高、陈运动仅在发轫，并无重大发展。而北方的所谓国民党左 派运动，自此也就烟消火灭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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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生，本名李希逸，又名李玉书，早年在北京大学文科读书期间，与李 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等人同为“北京大学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先后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 委和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负责人。由于长期在天津从事地下政党活动，更由 于地下政党活动的特殊性质，李秋生对于陈翰笙1924年春天应蔡元培邀请， 携妻子顾淑型回国担任北大教授的经历；以及陈氏夫妇自1926年起秘密为共 产国际从事情报工作的真实身份，都不知情。他对于自李大钊遇难之后已经 处于地下潜伏状态的陈氏夫妇，于1927年10月从塘沽码头前往日本神户再转 往苏联的具体行程，以及陈氏夫妇于1951年1月31日从美国回到北京定居 的人生经历，也同样是不知情的。但是，他与高仁山、陈翰笙的直接交往，足以 证明陈翰笙所说的“我和高仁山于1925年一同加入了国民党，并领到一个党 证，但从来没有开过会”并不属实。李秋生所说的高仁山“当时和中共负责人 至多只是略有交往”，应该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臆断。当年的高仁山至少与李 大钊、于树德等中共负责人之间，还是有着密切交往的。
直到2000年8月，高陶与一直侨居美国的妹妹、妹夫再次来到北京时，才 从北京市党史研究室的史建霞那里，获得了高仁山从事教育活动及革命活动的 较为完整的信息：高仁山1894年9月生于江苏省江阴县观音寺一个书香世家。 17岁时随在铁路局工作的父亲迁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1917年春自费赴日 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文科。在日本求学期间，与童冠贤等人发起组织以天津南开 学校及天津法政学校校友为主体的新中学会。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留学日 本的高仁山制订了五步计划。第一步，调查中国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江苏、浙 江等七省的教育与实业的关系；第二步，在调查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赴 美国学习教育，再考察英、美、德等国教育状况，然后回国实践；第三步，在本国 实践的基础上再赴欧美进行研究，吸收各国合理的教育思想；第四步，回国调査 西北与云南的实况；第五步，创议中国的新教育制度。随着五步计划的逐步落 实，他于1922年底从欧美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
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大学校长“由教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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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聘任”，学校设董事会，董事“由教育部长就部员中指派”。条例颁布后，高仁 山与李大钊、顾孟余、谭熙鸿、沈尹默、钱玄同、高一涵等六十多位大学教授公 开表示反对：“教育部之所以欲聘任及其所得聘任者，……不外于在野之官 僚，或有力之政客。此等官僚政客，于学术上既未有任何之专长，其对于校内 一切情形，又皆隔不通。”这一条例“蔑视学校及教员之人格，殊为可愤。”
1925年12月，高仁山与陶行知等人创办《新教育评论》，并且在《苏俄教 育制度》一文中，极力赞美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苏俄〉自政治人轨 道以来，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努力求教育的普及。……在俄国教育制度下， 人民完全有同等的机会受教育，决不受贫富或阶级的限制。”苏俄的教育“推 行之广、收效之速，那是不仅在教育行政的本身，实由于政治改革以后彻底 的主张。”
1926年3月18日，艺文中学教务长顾淑型，带领未成年的中学生参加由国 共两党策划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下午一时左右，执政府卫队开枪镇 压，造成打死四十七人、打伤数百人的“三一八”惨案。艺文中学女学生陈时芬 在惨案中当场牺牲；顾淑型本人也受了轻伤。第二天，高仁山与国立九校教职 员代表蒋梦麟、马名海等人，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向政府 当局办理交涉事宜。
同年10月，高仁山在《这是什么政府》一文中愤然写道：“最不堪的，就是 在首都之下，外人经营的协和医学、燕京大学、汇文大学等等，开学开得有声 有色，上课上得兴高采烈，堂堂的中华民国的国立学校，居然逼得奄奄待毙， 鸦雀无声，怪矣哉，……请问这样的政府是不是摧残国家的最重要、最根本事 业^教育^的一个政府？！“
李大钊等二十名国共两党高层人士于1927年4月28日牺牲后，中共地下 党组织在北京建立北方最高统战组织“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高仁山出任 该联盟主席。当时有朋友邀请高仁山出任河南中州大学校长，他始终不愿离 开北京：“我既许身教育，志在救国，就不能畏惧任何艰险。”
1927年9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加入政党、散发传单、有反对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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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嫌疑等罪名，将高仁山逮捕，先后关押在北京侦缉处、警察厅、军事部、陆军 部等处。同年12月9日，高仁山在写给妻子陶曾谷的家书中表示：“自被捕之曰 起，身处囹圄之中，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生三十四载，以十六年之光阴从事 教育研究，以所学所知，未能有裨于社会国家，苟以圄长逝，诚死亦不瞑矣。我 之全部教育计划，因此夭折，思之殊可惜也。……我如‘坐罪而死’，望你将此 信转告教育界诸友，暨予之学生，得知予之心志，或可完成一部分之希望。”
1928年1月25日，高仁山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枪杀于北京天桥。⑤
二、高仁山与新中学会
据张次溪著《李大钊先生传》介绍，在李大钊生前，已经有过一个由中共 地下党组织牵头的统一战线组织“左派联席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 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死硬派（即西山会议派）以林森、邹鲁为首，在南花园一 号，作反共的活动。李先生与劳会同志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各团体，组织了左 联〖左派联席会议〉。当时参加左联的有实践社〔邓文辉等负责〉。新军社（谭 祖尧负责〕。四川革命青年社（杜炎负责〕。新溪社（杨立贤负责〕。革新社（刘 愈负责〉。琼岛魂社（莫同荣负责〉。琼崖协进会（郑兰积负责〉。中山学社（姚 彦负责〗。新中学会〈于树德、刘耀南负责〉。以上九个团体，均有多数共产党 员参加。李先生派李渤海用民校二字为代表号，与各团体联系。谢质如奉李 先生命，与各团体均有接洽，当时各团体在北京翠花胡同开会，有将革命交 给左派的口号。”⑥
李渤海，原名李伯海，山东蓬莱县人。“五四”时期投身于政治活动，与天 津的韩麟符等人共同组织“澄社”，取义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后经胡适 介绍，他与韩麟符一同以旁听生的身份进人北京大学文科学习，进而成为北 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后经高君宇、何孟雄介绍，加人社会主义青年 团及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天，李渤海负责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工作，兼国民 运动委员会书记。此时的李大钊及国共两党的高层人士，已经由北京东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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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胡同迁往苏联大使馆的旧兵营。李渤海作为使馆内的中共组织与外界的 联络人，代理着李大钊兼任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主席的职务。李 大钊遇难后，他又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27年秋天，李渤海被奉系军阀逮 捕，因为身份暴露而投靠军阀当局，从此改名黎天才，后来成为张学良发动 “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
这里的“民校”二字，其实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党组织秘密开展统一战 线工作时使用的一个代号。他们把国民党视为革命团体的第一级，简称“民 校”。把成立于192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5卩500131181 ！^！出 …！^〉，以及于1925年1月改名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丫。即（：出朋记0001…爪110；31 丫011出（：。！〃^〉，简称为“中学〃。把中国共产党〔（：。？。即丨0）01111111^1 ？时丫），简称为“西校”或“大学”。这样一来，被称为“民校”的国民党，便成为中 共党组织的预备队。中共地下党团组织在“民校”中开展工作时，要求党、团员 积极宣传左派的政治主张，对于右派言行要“不懈地加以攻击”。在吸收党员 方面，有左派倾向的人才可以被介绍加人“民校”即国民党。国民党中有阶级 觉悟的人，才可以被进一步介绍加入“中学”⑴义。或（：。丫0及“大学”（（！？。）。与 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统战工作相比，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虽然人多势众，却 表现得软弱无力。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的邵元冲，在1925年12月23 日的日记中表白说：“晚阅《（：；^。之决议案及组织》等，具见其工作之已切近实 际，吾党中散漫无绪，各逞私图，尚何言耶？ ”⑦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政府的极端措施大大刺激了民意的反弹，从 而导致加人国民党及共产党的人数急速攀升。据张次溪介绍说：“当时这九个 左派组织，共有党员一千一百余人，再加上（：。？。同志，有一千余人，总合起来共 有二千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