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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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民困錄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复次到杭州，看看西湖北湖之类，而且可以畅谈。但这种计画，后来也许会变 更，此刻实在等于白说。”
“孑公”就是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院长的蔡元 培。在此之前的6月12日，鲁迅已经在致章廷谦信中明确表示了对于这位同乡 前辈的不满情绪：
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寻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 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 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 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 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这里的“鼻”指的是以《古史辨》闻名的鼻头通红的顾颉刚，“研究院”就是 当时正在筹办的中央研究院。鲁迅尽管表白自己到南京并不是“谋饭碗”，他 到上海后先与易培基保持联络而不是先与同乡前辈蔡元培进行联络，所表现 出的却恰恰是自己的求职意向：在他的心目中，易培基才是自己谋求职位的
第一主顾。
1927年12月7日，鲁迅在日记中留下“午后有麟来，付以致蔡先生信”的记 录。这封书信收入《鲁迅全集》第11卷第600页，全文如下：
孑民先生几下，谨启者：久违雅范，结念弥深，伏知贤劳，未敢趋谒。兹有 荆君有麟，本树人旧日学生，忠于国事，服务已久，近知江北一带，颇有散兵， 半是北军旧属，既失渠率，迸散江湖，出没不常，亦为民患。荆君往昔之同学及 乡辈，间亦流落其中，得悉彼辈近态，本非夙心，倘有所依，极甘归命，因思招 之使来，略加编练，则内足以纾内顾之劳，外足以击残余之敌。其于党国，诚为 两得。已曾历访数处，贡其款诚，尤切希一聆先生教示，以为轨臬。辄不揣微 末，特为介绍，进谒台端，倘蒙假以颜色，俾毕其词，更赐指挥，实为万幸。肃此
鲁迅与易培基的合作与交往｜ 99
布达，敬请道安。后学周树人启上十二月六日
“倘有所依，极甘归命”，既是报效“党国”的荆有麟的心愿，同时也是他们 想象中的江北散兵的心愿。与这封信中的请托口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迅 三天之后在致章廷谦信中的另一种表态：“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 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⑥
“太史”即蔡元培。在支持国民党“清党”的四老中，真正的主谋是张静江、 李石曾、吴稚晖三个人，蔡元培只是附议者，他与浙江同乡蒋介石的关系从来 都没有亲近过。在文化教育界的权利争夺中，李石曾、易培基一派人当时占据 着明显的政治优势，鲁迅所说的“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正是由此而来。也正 是因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鲁迅在三个月后一连两次给易培基写信介绍 荆有麟，只是在易培基不肯提供帮助的情况下，他才把荆有麟介绍给了蔡元 培。由此看来，所谓荆有麟“1927年5月开始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先在南京办 《市民日报》，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以及“1928年任国民党军第 二十二独立师秘书长”，是鲁迅帮助他求职失败之后的另一种选择。按照倪墨 炎的统计，从1924年11月16日起至1931年7月16日间，《鲁迅日记》中提到荆有 麟多达322处。
被鲁迅看好的李石曾、易培基一派人并没有给他安排合适的职位，反倒 是蔡元培于1927年12月18日主动派人送来“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 百”。与此同时，已经被鲁迅视为仇敌的《新青年》同人胡适，也在默默地替鲁 迅“谋饭碗”。蒋梦麟在写给胡适的落款时间为“廿九日”的信件中，透露了相 关信息：“你到南京的时候，我刚刚到了上海。我同象贤、秀贞到你的寓白走了 一次。你提及伯商现在家闲居，我已与裴子商妥准定聘他担任化学，请你托慰 慈转告。裴子担任文理学院院长，他现在正在物色教员，……你前介绍通伯， 因为此间英语……尚未需要，……鲁迅的需要，只须在一二年后，割鸡尚用不 着牛刀也。”⑦
到了 1929年6月29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谈到荆有麟时，表示出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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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的多疑警戒之心：“前几天有麟信来，要我介绍他于公侠，我复绝他了，说 我和公侠虽认识；但尚不到荐人程度。……因为他虽和我认识有年，而我终于 不明白他的底细……”
“公侠”就是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常任次长的陈仪，又称“公洽”。 1927年国民党北伐军占领浙江后，陈仪任第十九军军长、江北宣抚使，对于荆 有麟整编江北散军以报效“党国”的设想，应该是最有帮助的一个人。鲁迅不 把荆有麟直接介绍给陈仪反而舍近求远地先介绍给易培基，再介绍给蔡元 培，大概就是出于“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的疑虑和警戒。
鲁迅于1931年2月5日写给荆有麟的书信，是两人之间现存的最后一封通 信：“顷见致舍弟书，知道上海之谣，使兄忧念……”“舍弟”即鲁迅的三弟周建 人，“上海之遥”指的是天津《大公报》1931年1月21日刊登的“鲁迅在福州路被 捕”的谣言。《鲁迅日记》中与荆有麟的最后交往，是1936年4月18日的“得荆有 麟信”。鲁迅逝世后，荆有麟写作的《鲁迅回忆断片》，于1943年11月由上海杂 志公司出版。关于鲁迅与陈仪的交情，书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后来在上海同先生谈起离北平的事故，先生曾说：“……到南京才糟呢， 晚上检查旅馆，我们带的箱子很多，宪兵不要全查了，他只指定一个箱子，要 我打开。不巧，那只箱子里面，偏偏有广平的党证在里面。我想：‘这糟了，在他 们开手翻检时，我就在想主意，想来想去，只有一个陈公侠在徐州做师长。， ……幸而，广平的党证，装在空白信封里，没有被检出来……”
由此看来，正是由于鲁迅对荆有麟谈到过自己与陈仪的交情，荆有麟才 会产生通过鲁迅去结交陈仪以报效“党国”的愿望，却遭到鲁迅婉言拒绝。有 趣的是，曹聚仁在《鲁迅与我》中却提到鲁迅对于另一位朋友黎烈文的热心帮 助：“鲁迅的知己朋友，除了五位姓许的以外，我应提到一般人所想不到的陈 公洽（仪）将军。鲁迅每逢碰上了挫折，总是长叹息道：‘我要到公洽那边当兵 吃粮去了！ ’后来，黎烈文兄在上海抑郁不得志，介绍他到福建去做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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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了改进出版社的便是鲁迅之力。后来又随陈将军到台湾去了。” 五、鲁迅笔下的《学生和玉佛》
1928年2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薛笃弼为内政部长，赵丕廉为 次长代理部务，易培基为农矿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长，于右任为审计院长。 随后，易培基奉派前往巳经被北伐军占领并且改称北平的北京，接收故宫博 物院，同年六月任博物院理事、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当时的易培基一身兼农矿 部长、劳动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院长三大要职。鲁迅笔下最后一次出现易培 基的名字，是在1928年9月19日致章廷谦信中：
杭既暂有饭碗，敝意以为大可不必北行。学校诸要人已见报，百年长文， 半农长豫，傅斯年白眉初长师范，此在我辈视之，都所谓随便都好者也。玄伯 欲“拉”，“因有民众”之说，听来殊为可骇，然则倘“无”，则不“拉”矣。嗟呼，无 民众则将饿死，有民众则将拉死，民众之于不佞，何其有深仇夙怨欤？！
据报，云蔡公已至首善，但力辞院长，荐贤自代，将成事实。贤者何？易公 培基也。而院则将改为部云。然则季市不知如何，……
“玄伯”即李石曾的侄子、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在女师大风潮中，李宗侗 与徐炳昶共同主编《猛进》周刊，与鲁迅之间曾经有过密切合作。1928年8月28 日，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废止大学院设立教育部的提案。同年10月19日，国民 政府国务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特任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王正廷为外 交部部长、易培基为农矿部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部长、蒋梦麟为教育部部 长。鲁迅所说的“贤者何？易公培基也”，显然是出于当时的一种流言即小道消 息，从中折射出的却是教育界内部权力之争。
随着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一派与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一派人的权力 之争步步升级，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于1930年11月28日被迫辞职，李石曾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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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合适的人选接任教育部部长，不得不由行政院长蒋介石亲自兼任。鲁 迅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的特约撰述员的职位，很快便遭到裁撤。
关于当时的情况，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以见证人的身份介绍说： 1930年11月，“接行政院秘书长电嘱，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 既至则知蒋公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人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 （石曾〉、蔡（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 但对蔡不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谥之曰吉祥系〉。然石曾 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 （上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办学成绩不佳，且常蔑 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去蒋梦麟甚力。吴稚老 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⑧
据易培基的老同学和老同事吴景洲（瀛）在《故宫盗宝案真相》一书中介 绍，易培基在最辉煌鼎盛时兼任了三个实职，即农矿部部长、劳动大学校长、 故宫博物院院长，只可惜好景不长，“劳动大学交给熊梦飞在办，成绩不佳而 去职；农矿部为孔庸之（祥熙〉吞并变为实业部。他有信告诉我：故宫博物院将 为他的终生事业，不久将来平。”⑨
1933年1月30日，鲁迅在以周动轩署名的《学生和玉佛》中，虽然没有公 开点出易培基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把易培基当作“骂”的对象了：
一月二十八日《申报》号外栽二十七曰北平专电曰：“故宫古物即起运，北 宁平汉两路已奉令备车，团城白玉佛亦将南运。”
二十九日号外又载二十八日中央社电传教育部电平各大学，略曰：“据各 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经调查确实。 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 近宽纵，亦属非是。仰该校等迅将学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详报核办，并将 下学期上课日期，并报为要。”
三十日，“堕落文人”周动轩先生见之，有诗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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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 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 惊扰讵云妄？奔逃只自怜： 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⑩
1933年1月31日，鲁迅以何家干的署名写作《崇实》一文，继《学生和玉 佛》之后进一步发挥道：“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发令的有 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说一句老实话， 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 随时卖出铜钱来。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 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 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1932年就开始准备的古物南迁，是在易培基的主持下进行的，吴景洲曾经 劝告说：“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 易培基的答复是：“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该考虑这些问 题，推卸责任！”由此可知，鲁迅采用化名批评“故宫古物”的迁移，其实就是在批 评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曹聚仁的“鲁迅从来没有骂过易培基”的说 法，应该改写为“鲁迅从来没有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点名骂过易培基”才算准确。
故宫文物运抵上海后不久，在权力斗争中与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等人 结下私仇公怨的汪精卫、张继等人，通过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公幵发难， 控告易培基、李玄伯、吴景洲、萧蘧等人盗取故宫文物，致使易培基于1933年 10月15日主动辞职。1933年12月30日，易培基受到通缉，只好躲避到天津 和上海的租界区度过余生。1937年9月22日，易培基去世，终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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