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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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两羿人和事
接下来，鲁迅把矛头指向“几个论客”：“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　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呢，是卖弄　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　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　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　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为了证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鲁迅还专门引用苏联共产党领袖人物托　洛茨基的观点：“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　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为什么呢？托洛斯　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　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　艺术。”
按照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谓“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首先是　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　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　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　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报》刊载的梁　启超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鲁迅与孙中山一样，是主张“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的一名“战士”。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原信中表白说：“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　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　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人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　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　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在写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面
对来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蒋光赤等“革命文学家”的政治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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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依然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　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　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　烦别人敷药。”
二、《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专门为　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写作的表态文章，这也是他第　二次公开提到孙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　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　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　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　方。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　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教育史上颇为著名的　“党化教育”。在为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党化教育”的政治训育部所编印的《政　治训育》第七期“黄花节特号”而写的《黄花节的杂感》中，鲁迅再一次提到孙　中山。
所谓“黄花节”，就是用来纪念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　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节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把每年的公历3　月29日定为“黄花节”。鲁迅在文章中写道：“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　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　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渐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　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岗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了表示自己与国民党当局在“党化教育”方面立场一致，鲁迅回忆说：　“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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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却遇见过了　：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　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为了达到“训育”的目的，鲁迅特别谈到孙中山的政治遗嘱：“以上的所谓　‘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　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　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　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　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查《鲁迅日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当天的记录是：“晴。上午寄赵　其文信。复许广平信。得梁生为信。午高歌来，……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人　院费三十六元二角。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的记录是：“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复。晚紫佩　来。”在1926年3月12日前后，《鲁迅日记》中并没有留下参加大型集会或观看　演剧的记录。所谓“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在鲁迅自己的《日记》中，并　没有留下确凿的文本依据。
由于拒绝与《语丝》周刊同人、前厦门大学同事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共事，　鲁迅于1927年4月21日愤然辞职并且搬出中山大学。在他此后发表的文章中，　再也没有出现孙中山的名字。
三、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鲁迅笔下最早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私信　中：“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　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鲁迅笔下最后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杨霁云信中：　“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　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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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
“足不履危地”，是鲁迅对于孙中山最为真切的盖棺论定。比起“只往来于　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孙中山，黄兴、陶成章、宋教仁、汪精　卫、胡汉民、陈炯明、赵声、秋瑾、徐锡麟这些人，才称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线”　冲锋陷阵的革命斗士。
长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区的鲁迅，之所以要指出孙中山的“足不履　危地”，根源于他极为复杂的革命意识。1928年，他在江湾实验中学演讲时回忆　说：“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却要问‘你呢’，当我年青时，人家叫我去暗杀，暗杀之　后怎么样呢，我想不出……”
另据增田涉介绍，鲁迅晚年曾对他说过，“他在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　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　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　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然而，当增田涉把这段　话写人《鲁迅传》并请鲁迅审定时；鲁迅把它删除了。
在此之前，鲁迅也曾经向许广平表白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　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当许广平问　到关于暗杀的意见时，鲁迅的回答是：“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　现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二回类此的事件，实　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　事，就不大赞成。”
在《学界的三魂》中，鲁迅对于暴力革命另有解释：“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　……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　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　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　‘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　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　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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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写作的《通信》里，鲁迅又表白说：“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　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　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　‘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一他　那时是委员一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　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　’便做定了。拍手之　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　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　‘阵亡’不可么？　’’
由此可知，在鲁迅的革命意识中，是充满着行动上的拒绝与思想上的怀疑　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　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　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鲁迅笔下的孙中山，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要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政治史上不　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应该依据他作为同盟会创始人和国民党最高　领袖的全部历史事实，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国总算是　好人”之类既难以量化又难以操作的道德判断。要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不　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也同样不应该采用“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　以及“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的道德判断，而应该依据他作为现代杂文和现　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的历史事实。
前往苏联的宋庆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是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　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是20世纪最为伟大的女性之一。借用盛永华的话说：　“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是她以孙中山的战友与伴侣的身份支持、　继承、捍卫和发展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是她　在新的革命阶段发掘和赋予孙中山的思想以更深广的内涵，使孙中山的思想　具有不息的生命力。她始终高擎孙中山的旗帜，将国内不同的阶层及不同意　识形态的爱国进步人士和社团，凝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成为一支中国革　命与建设大军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并率领他们投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她的人格的魅力，成为　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①
在宋庆龄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向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不断进步的过　程中，她于1927年8月22日从上海乘船前往苏联的一段经历，起着非常关键的决　定性作用。本文主要依据盛永华主编的《宋庆龄年谱》集中展示的最新文献资　料，对宋庆龄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交往合作进行必要的归纳与整理。
一、孙中山时代的国共合作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正式批准建立俄共（布）远东局，负责领导远东　各国的革命工作。同年4月，远东局征得共产国际同意，派遣中文名字为“吴庭
文栽台北《传记文学》，2007年8月，总第91卷第2期，原标题为《宋庆龄与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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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在中国翻译杨明斋陪同下来到中国，　计划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并组建革命组织。11月20日，维经斯基　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在上海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