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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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但经济学界认为这是一个争论，其前提是通胀有利于缓解失业。否则治理了通胀同时
也解决了失业，就不成其为争论。而且国外宏观经济中比较公认的理论也认为适度通胀可以
缓解失业，因而才有菲律普斯曲线的提出。但宏观规律随一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而
异，何况近几年美欧一些国家都经历了滞胀的痛苦，一方面有高通胀，同时又存在高失业。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是否存在类似于菲律普斯曲线的关系，不仅具有政策意义，也存在理论
意义。
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胀能够减轻失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通胀意味着货币供应增加。
其后果之一是经济活动的加速，产出的上升，显然有利于增加就业。但这也是有前提的，即
此时设备的开工率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原材料的供应也还可能增加。然而在一个动态的市
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界对增加货币供应会造成通货膨胀早已有了经验。当局
增加货币供应时企业界预见到成本的上升，未必会增加其产量。这就是合理预期派的贡献之
一。
就这一关系而言，我国经济一直在结构上存在问题，即交通。能源（特别是电力）等长
期以来是国民经济的瓶颈。每当经济活动活跃时，这些瓶颈部门总是受到强大的压力，设备
都在超负荷运转。所以增加货币供应时对于必须直接间接依靠瓶颈生产的行业，增加就业的
机会很少。但也不能说完全不起作用。因为总有一些行业对瓶颈业的依赖程度很微弱，而且
还有各种替代办法，避开瓶颈的制约。至于我国企业界是否根据预期通胀调整自己的生产，
我缺乏专门研究，无法作出判断。从印象中感觉，虽然企业对通胀是十分敏感的，但企业的
生产主要由销售导向。只要有销路，原料有保障，设备有潜力，总会增加生产，不大去计算
如何调整产量以扩大利润。因此似乎可以假定企业对通胀的预期并不影响其生产计划，只要
生产销售有机会，企业倾向于增加生产。因而增加货币供应有可能导致短期的市场繁荣。
然而从理论看，货币供应增加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交换，货币只
是交换的手段。一方面如果手段不够，会使交换受阻；但另一方面货币已经足够多了，再增
加货币供应，并没有增加交换，而只能增加交换的竞争，也就是物价上涨。所以通胀未必促
进有益的经济活动，反而促进了价格竞争。所以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胀、增长、就业之间
的关系。
让我们拿过去10年内我国经济的统计来检验一下，可以发现通胀并不一定促进经济增
长和就业。虽然个别年份有三者一致的记录，但更多的是相反的变化。例如1988、1989两
年通胀从1987年的7％跳到18％上下，而GNP的增长从11％跌到了5％以下，就业的增长
也从3％降到2％。再如通胀从1991年起逐步攀升从2％跃到了20％以上，GNP的增长则从
1992年起的14％逐年下跌到今年的9．5％，同时就业增长也从2．8％降到2％左右。只有
1985～1987年出现过三者同时缓慢下降又缓慢上升同步变化的局面。所以拿我国的经济结
构而言，我们决无理由认为通胀必能促进就业。
回顾过去10年的记录，平均的通胀为10．4％，GNP增长为10．1％，而就业的增长仅
为2．5％。在此期内劳动年龄的人口平均每年约增1500万人，而就业的增长每年仅1300
万人。我国虽然有高速经济增长的良好形势，但失业的绝对人口数却在上升。这一形势不能
不引起我们严重的关注。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这样快是历史造成的，现在每年人口增加幅
度已降到1200万人，但这一历史包袱还会继续若干年。在高增长形势下就业尚且如此严
峻，万一增长降下来，将出现什么局限，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靠什么来增加就业？或者反过来问，是什么妨碍了就业的增加？劳动要有工具和对象，
或者要有资本和资源。这二者我国都不富裕。所以增加就业很难从扩大资本和扩大资源的使
用（例如开荒）来实现，而只能从改变这三者的搭配来解决。换句话说，要努力发展劳动密
集型产业，应该追求资本和资源高效率的使用，而不必要求劳动的高效率。从价格导向上
看，一定要大幅度提高资本和资源的价格，并保持工资的低水平。这个严醋的事实是我们必
须接受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
回过头来讨论厉以宁和吴敬琏先生的意见，他们的主张并不互相对立。治理通胀有利于
解决失业。问题是二者都要有更明确的政策方针。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内，要实现两个转变：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和从粗放经营转化为集约经营。对于后一个转变，我希望理解为提
高资本和资源利用效率，而不要去片面追求自动化和机械化。
1995年12月23日
中间产品的价格未必与通胀有关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不是个别商品价格上升。因为可能有些商品的价格在
降低，虽然个别商品涨价，未必物价总水平会上升。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仅当社会总购买力
（居民、政府、外商）超过了可供应商品总价值时才有可能。所以嫌物价上升的话，首先想
一想是不是自己口袋里的钱增多了，尽管你并没有为社会多生产。
从纯粹经济学理论来看，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可靠的通货膨胀系数。细分起来各种计
算方法各不相同，又各有其根据，我们无法判定哪一个更正确。产生此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
不同时期人们的效用函数无法相比。对通胀的测量，大体上可以分为消费物价指数及国内生
产总值的折减系数两类。但不管是哪一类，它只涉及最终产品而与中间产品无关。消费物价
指数仅涉及最终产品中的消费品，而与用于投资的资本品，用于出口的出口品，用于国防的
一部分公共产品等无关。所以折减系数更全面地反映物价水平的变化。
我们知道，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互相关连的。在均衡状态下，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
都会直接间接地波动到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间产品的价格会影响最终
产品。因此会对通胀发生影响。即使如此，在计算物价水平变化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并不会
直接对通胀率发生作用，只有最终产品价格变化才会影响物价总水平。然而在非均衡状态
下，物价的关连关系未必存在。此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不会影响最终产品的价格。
举一种典型的此类产品为例，即化肥。化肥不可能成为最终产品（除非出口，但我国不
出口化肥，倒是有大量进口），它必定是中间投入品。化肥的价格一直偏低，所谓高低原是
相对的。化肥价低是说相对于以它为中间投入品的产品价格而言的。换句话说，投入一公斤
化肥所能增产的粮食（或其他用化肥生产的农作物）价值高于这一公斤化肥的价格。因此此
时化肥涨价并不会推动粮食价格上升，而只会使一部分利润从农民手中转移到化肥生产厂手
中。这原是价格应该起到的功能。学过微观经济学的同志大概都能记得，在一般均衡状态下
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最高，同时一切产品的经济利润为零。当化肥的价格达到供需均衡时它
能被最有效地利用。或者说，一定数量的化肥可以增产最多的粮食（参见拙著《择优分配原
理》）。我国化肥的定价政策有严重的误解，一直采取压低化肥价格的方针。其原因或者希
望保持粮食的低价格，不要让化肥涨价引起粮食涨价。或者希望减轻农民负担。出发点都是
好的，但事与愿违。己如前述，在非均衡状态下中间投入品涨价不会推动最终产品的价格。
至于农民的负担能否降低，只要看火车票低价的后果。旅客并不能享受低价优惠，差价被票
贩于赚去了。化肥的情况完全相同。火车票涨价以后，价格涨到了需求线上，差价变为零，
票贩子无利可图。如果化肥价格上升到均衡价，农民负担并不会增加，只会将倒卖化肥的二
道贩子赶出市场。经济学家们常常怀疑，面对复杂异常的现实世界，经济学究竟有什么用
场。确实，经济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必能提出什么真正有用的政策建议，但化肥定价问题可
能是一个例外。
只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才决定通胀率的概念似乎并未为我国的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
因而在分析物价水平时常常拿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来讨论，而又不顾及这些产品是否处于均
衡状态。特别是讨论价格调整方案时，对生产资料（大多为中间产品）的调价顾虑多端。其
实，有必要调价的商品都是价格低于均衡点的商品，他们的涨价并不会传递给最终产品的价
格，因而不会影响通货膨胀率。严格来说，这些产品的涨价反而会降低物价总水平。因为在
均衡价格下，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总供给会增加。上例化肥涨价的话，会增加粮食总产量，
从而使粮价降低。这种看似反常理的结论只有经济学才能给出准确的解释。
1996年1月20日
引进外资失败的教训
我曾去非洲访问过十多次，到过许多非洲国家。从首欢访问到现在已有7年，亲眼看到
这段时间内非洲大陆的变化，他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经常在我思想中盘桓。从表面上看到的
印象，非洲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一方面她有漂亮整洁的街道，有效率极高组织严密的企
业；另一方面她又是混乱、无序、百姓受饥寒煎熬之苦的地方，在政治上，非洲的民族独立
的呼声非常高昂；然而在经济上，在日常生活中，殖民地的遗痕无处不在。近二十多年来，
尤其是近六七年来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事实似乎说明了这种尖锐对立的两个侧面无法互相协
调，而且从过去造成的既成事实中，没有显露出朝乐观方面演化的迹象。
我第一次到非洲是1987年；第一个到达的城市是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第一个和当
地打交道的机构是航空公司。当时我要将一张从哈拉雷飞往哈勃罗内的直通机票换成以布拉
瓦约为分界的两张短程机票。这里牵涉到两国的航空公司，两种票价，三种货币（包括我在
北京以美元付的票款）。原来我根据在中国办票的经验估计完成这过程至少要半个钟头，但
事实上统统花了不到10分钟，当我参加的国际会议结束之后有约50名代表要坐飞机回国。
航空公司专门派一位职员到会场来办票。这位先生头脑清楚，记忆力极强，工作非常有条
理。初次接触非洲人给我的印象是，黑人不但在音乐舞蹈体育方面有过人的能力，他们在办
事方面的聪慧才智也决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以后多年来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我的初
步印象。
在非洲坐了几十次飞机，我发现乘飞机的旅客大部分是白种人。航空旅客中白人与黑人
的比例大大超过百姓总数中白人与黑人的比例，而且其中黑人多半是政府高级官员。不少非
洲大城市中有豪华宾馆、极奢侈的购物中心，那里的商品90％以上是进口品。出入这些高
档场所的人和坐飞机的人的结构相似。我也访问过几家大的外资公司，他们控制钻石，煤
炭、电力、冶炼方面的生产。这些企业都在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内，占据着城市里最繁华的
地段，内部陈设之豪华超过西方大企业的水平。从企业的年度报表可以看到每年都有巨额利
润汇往国外。我也参观过一些企业的生产现场，如煤矿、电站、屠宰厂、炼铜厂。那里设备
先进，生产效率极高。从事实际操作的工人是清一色的黑人，管理人员中黑白都有，而且层
次越高白人的比例越高。在企业里通用的文字是英文，白领职工彼此用英语交谈。置身其间
仿佛处于西方的一个企业里。
然而在企业之外或工厂外，情况就很可悲。失业的青年人成千上万仁立在街头，他们多
数衣着褴楼，面黄饥瘦，神情沮丧。有时候他们就在马路边上支起一个三角架。燃烧几根木
柴烹饪他们那极简单的饭食。他们用不着案板，更没有调味品。这种膳食结构把强健的躯体
变得瘦骨嶙嶙。在农村情况更糟糕。我虽然没有专门去访问过，但乘汽车经过农村也可以见
到一鳞半爪。这种贫富尖锐对比的情况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一个共有的特点。形成这种现象
的一个直接原因，正是“引进外资”。外资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造成经济停滞，贫富
悬殊。这里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资金是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劳动一般是过剩
的，缺的只是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