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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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天，高岗看书、学习，散步、玩牌，与张秀山等交谈，似乎还平静，实际上他内心仍很不安。
1954年2月28日，送来毛泽东对周恩来总结发言提纲的批示：
恩来同志2月25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同时，他对周恩来的总结作了修改补充（修改补充之处以黑体字表示）：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　突出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注4　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51页。】
高岗看了，激动、委屈、不平，一股脑儿涌上心头。
第二天（1954年3月1日）中午，高岗说：这几天睡得不好，心里不是滋味。看了总理的总结发言，觉得党票完了，政治生命完了。3月3日那天，当他得知东北、西北都已开会传达，便唉声叹气，说：实际上对我已做了结论，还有什么检讨可言？就等着听党处理了！
平时，高岗每晚服用两粒安眠药（速可眠）才入睡。出事之后，他更睡不好，一再要求给他安眠药。经请示同意，每晚在李力群的监督下给他服用。这几天晚上，高岗多次说，给他的安眠药是假的，吃了不管用，有时甚至退回不要。
1954年3月5日下午，高岗刻意找管教人员说：放心吧，我决不再走绝路了。他很郑重地对周恩来总理1954年2月25日的总结发言作了几点不同意是申诉，并表示从今天下午开始，一面学习，一面联系自己进行检查反省。
座谈会结束后，张秀山、贺晋年回沈阳之前，分别来看高岗，彼此都很难过。那天贺晋年告别时，高岗送他下楼，两人紧紧握手，贺晋年忍不住热泪盈眶，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急忙把头侧向一边，唏嘘着说：“希望在陕北再见到你。”
高岗激动的哽咽了，说不出话来。多好的老战友啊！真的还能再见吗？难道从此诀别，再难相见？
贺晋年匆匆上车，向他挥挥手，走了。他久久站在楼门前望着，不肯上楼去。
送走贺晋年，高岗心头久久回荡着贺晋年的最后那句话：“在陕北再见到你。”他猛然醒悟：对！回陕北去，要求回陕北去……他又陷入了胡思乱想。
（二）准备检查
从1954年3月5日到3月19日，高岗基本上都是每天上午看书学习，下午对照学习内容进行检查反省，边学边谈，赵家梁在一旁记录。
看书学习是作为高岗稳定情绪和准备反省的一项措施。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管教人员拟定了学习计划（共分五个单元），安排了学习进度，每个单元都具体开列了书目和章节，经周恩来同意后执行。如：
第一单元——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文件：
1、斯大林：《论批评与自我批评》；
2、斯大林：《在联共第15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3、毛主席：《关于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4页）；
4、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第351页）；
5、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第953页）；
6、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的修养》；
7、刘少奇同志：《论党》；
第二单元——增强党性，虚心学习文件：
1、毛主席：《红四军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稿》，关于个人主义部分，《毛泽东选集》第95页；
2、《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错误思想举例部分；
3、《论党》；
4、《增强党性锻炼的决定》；
第三单元——党的纪律，学习文件：
1、斯大林：《论干部政策》；
2、毛主席：《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67页）；
3、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89、490页）；
4、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1948年版第948页）；
5、刘少奇同志：《论党》（干部问题）；
6、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7、《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在组织上的错误部分；
第四单元——党的团结：
1、列宁在联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统一决议草案；
2、《联共党史》（第四、第五两节）；
3、《列宁主义问题》第112页；
4、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报告；
5、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决定；
第五单元——经济建设。
学习方法是边学文件、边看书、边对照检查，边谈边写。起初是安排每天上午自学。几天后，高岗表示，这样好，学有所得，愿意学。后来，他要求赵、董二位秘书与他一起学习，并增加了谈国际国内时事的内容。
在管教期间，这样学习一直坚持下来。
1954年3月16日，距离高岗自杀未遂整整一个月，周总理派人送来刘少奇在高干座谈会的报告和周总理在座谈会总结发言的正式文件，并要赵家梁向高岗传达周总理的话：“这两个文件，是经过毛主席建议，中央政治局批准通过，作为初步结论。这个结论是根据确凿的材料归纳起来的共同认识，是无可置辩的；但也还是初步的，因为材料还在调查中，还有待你自己的彻底交代。在你面前有两个前途：或者彻底交代，沉痛认罪；或者抗拒到底，死不认罪。希望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要杜绝三件可能发生的事：自杀、杀人、逃跑。”
两个文件都列举了高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主要罪状。
高岗听了传达，沉默不语，要求把文件留下，并且不无怨气地对赵家梁说：那么多内容，记也记不住，以后又会说我检讨反省不彻底啦。
他认真阅读了这两个文件和总理谈话记录，心里很不服气，当晚直到次日凌晨一点半，他都不能入睡，独坐沙发抽烟沉思。
第二天，1954年3月17日，高岗找来赵家梁反复谈他对两个文件的意见。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确实犯了严重错误，认为刘少奇不能掌舵，不能做毛主席的接班人；说他并不是要打倒刘少奇，只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让刘担任荣誉职务。另一方面，他又反复说，议论和反对刘少奇的，不只我一个，而且主要的不是我。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上纲那么高，实在是冤枉。他认为两个文件中列举的关于他的错误和罪行，有许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并逐一作了说明和辩解，提出不同的意见。这天上午和下午，他分别谈了五个小时，特别是上午的情绪很激动，委屈、气愤、抵触，对立情绪很明显。下午情绪稍平和。
对于文件中说他搞“军党论”，他根本不同意。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名词，不记得在哪里说过。在财经会议上批评一波时我讲过‘枪杆子造政权、枪杆子造党’这句话，那是引用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的话”。他承认确实散布过“白区党”、“苏区党”之类的话，但他说这不是他的发明创造，由此来说他“制造军党论”，不符合事实。
赵家梁如实向周恩来汇报了高岗的说法，并问：
“‘军党论’的根据是不是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
“是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根据？”
“没有。”
“高岗的这个发言稿，是马洪和我们几个人帮他准备的，其中关于‘枪杆子造党’的一段话，是引用《毛泽东选集》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有关内容。”
周恩来认真听着，没有再说什么。
后来，高岗专案组的李波人对赵家梁说起“军党论”的问题，赵也对他作了解释。李波人说：“高岗只说‘我们的军队’，没说‘共产党的军队’。”
赵说：“从引用的全文看，‘我们的军队’自然就是指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不会是其他党和国民党的军队。”
高岗还认为文件中所说“利用各种机会”、“有计划”、“寻找矛盾”、“今天反这，明天反那”等等，这些话都不符合事实，讲得过分。
他坚决否认自己反对刘少奇是要“取而代之”，否认有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野心。他说他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比他能干的，比他威望高的，大有人在，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当领袖。他坚持说自己只是想帮毛主席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只要不是刘少奇，谁上去都行。
在交谈中，赵家梁有时提一些问题，有时劝慰一番。两人意见没有统一，也没有闹气。最后他茫然自问：我真的有这么坏吗？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为什么至今还不能交代？唉！欠了党和人民的债，今后怎么还呀？
尽管他面对中央文件心情很激动，感到万般无奈，有委屈、气愤、抵触情绪，但他还是与赵家梁商量下一步怎么进行反省。
晚上十点半，他自问：是不是要写个信给总理？
半夜以后，他仍独坐起居室沉思流泪，李力群多次催他休息，至凌晨四点才上床就寝。
以后连续好几天，他睡不好，吃不下，不停地想心事：——什么“确凿材料”，什么“无可置辩”？不见得！既然材料还在“调查集中”，为什么现在就匆匆作结论？
等到调查清楚再作结论也不迟呀。看来，有些人其实不关心事实究竟怎样，而是只要给我高岗作一个“要造反”的“结论”。至于我是不是真的“要造反”，是我自己“要造反”，还是有人让我“造反”，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并不重要。这样事实依据不充分的结论，又怎能令人信服呢？
——照这样下去，我的党票没了，政治生命也完了！无论我怎样交代，他们都不会放过我。前途？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至于杀人、逃跑，太看重我了，我绝不会干这种事！至于自杀，已经有过一回，以后会不会再有？那得看情况，但愿不再发生……
周恩来很认真地听取有关高岗情况的汇报，一再提醒管教组，要提高警惕，注意他的安全，不要再出问题；要尽量挽救他；同时在原则问题上，该争的要争，该刺的要刺，不要怜惜他，要说得狠些，这才是真正为他好，真正帮助他，当然，要注意搞好关系。
1954年3月19日，高岗根据中央要求，写了关于家庭有没有问题的材料。当天下午，他主动提出：从明天起，开始进行反省。
（三）反省、检查
从1954年3月20日到4月30日这段日子，高岗的生活平稳有序，每天看书学习、反省检查，与赵家梁交谈，也玩牌下棋，调剂生活。
1954年3月24日及随后的几天，高岗心神不定，显得沉闷，下棋、打牌也不那么专心，晚上都在凌晨一、二点钟以后上床休息。他自己说：心里很沉痛。
1954年3月25日中午，高岗来到赵家梁卧室，无奈地说：“北京时期的错误和犯错误的思想动机，我自己写了七八条，这是我的真心话。如果自己替自己做结论的话，应该开除党籍。”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地说：“中央对我是仁至义尽了，我听从总理的指示，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一个党员。今后，党籍如果没有了，给我任何艰苦的工作都可以。党可以长期考察了解我今后的行动表现。如果党还要对我长期管教，我坚决服从”；“我只要求做个公民，看看社会主义建设，就知足啦！”这天，他还提出换房搬家的问题。他说这些时，满眼泪水，十分悲伤。
尽管高岗的态度比较认真，但对北京时期的错误性质及其危害性的认识，跟中央的结论意见有相当距离。在好几天的交谈中，都是摇头叹气，一再表示没有搞“军党论”，没有反对周总理。在整个反省过程中，根本没有说到他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位”及有“野心”的问题。直到1954年4月2日，仍无多大进展。
赵家梁建议：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再谈。不然顶牛了，检讨不下去，这样不行。
这个建议引起高岗的误解，以为赵不愿帮助他了，以后好几天不找赵交谈。
当时，高岗以为赵家梁很快就要离开，便征求赵对他的意见。赵坦诚地说了对他的看法，高认真倾听，频频点头。他虽未忘记赵是管教他的组长，不无戒心，但似乎更多的是把赵当作秘书、朋友。
1954年4月2日晚上，习仲勋、贾拓夫一起来跟高岗谈话，说到：
你要有接受长期考验的思想准备；
搬家的问题，要你自己给中央写信提出；
李力群可以考虑安排工作。
从此以后，除了习仲勋以外，再没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