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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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挥一下手，赵家梁便扼要汇报了事发和抢救经过。
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作了检讨，然后详细汇报了1954年8月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她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恩来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让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又让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助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进行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他口述，齐燕铭执笔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
周总理非常细心，在齐燕铭写到倪伟时，总理说：“你把‘倪’字写得太潦草，不好认。”齐燕铭便在草写的“倪”字旁边又写了一个正楷的“倪”字。
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第7~10 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第11~17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第18个高克林和第19个张苏，是周总理想了一会儿才提出来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最后，周总理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
齐燕铭立即去安排，打电话通知名单中的人，当晚八点半到东交民巷八号开会，说明是周总理召开的，只许本人准时前来参加，没有说明凯什么会，为什么在这里开会。
那时，总理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厅，而且都要事先告诉开什么会，为什么开会。唯独这次例外，是电话通知，这么紧急，这么晚，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还只许本人参加。当时，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感到此会非同寻常。
晚上八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彭德怀站在高岗遗体旁久久不忍离去，含着泪，跺着脚说：“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
人到齐了，大家静坐在楼下大厅中央，周总理向大家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在座的几位负责解剖检验尸体的大夫。在杨尚昆、安子文等起身带着一行人上楼去以后，周恩来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的经过情况。
这时，高岗遗体和冰块等已经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大理石桌面的红木写字台上，解剖和经验就在这里的强光下进行。整个过程进行顺利，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杨尚昆、安子文基本不在场，而是去听李力群汇报，检验快结束时才回来。
当晚十点多，大厅里四面的壁灯和中央的三盏树形玻璃大吊灯全亮着，而通往大厅的长长的走廊里，却灯光暗淡，显得有些凄惨。监督小组和大夫们一起下楼。来到敞亮的大厅时，一扫压抑的气氛。这时参加会议的人全部屏息静坐，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
一位穿白大褂的大夫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解剖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还残留有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散会后，人们没有立即散去。周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要坚强些，要跟党走，把孩子抚养好。你现在是从天上掉到地下，可能以后人家会不理你。你要有思想准备。”
他转身对杨尚昆小声说：“我已请燕铭同志告诉国管局的同志，不要火葬，要善殓厚葬，叫他们买最好的馆材，1200的那种；要立碑，碑上不刻别的，只刻‘高岗之墓’。他们可能已经去办了。”
可见总理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对待。后来经办的同志跑遍北京城，只买到一个1100元的柏木棺材，六大块板材的，也很好。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大量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仔细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一种可能是，高岗把平时服用的安眠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用）积攒起来。尽管高岗每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安眠药，其实，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再一种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在被管教之前就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把20粒“速可眠”亲手缝在毛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
那么，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可能是高岗自己身上。不过，天热时，不能长时间放在身上。可能先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临用时取出放在身上。那么，这个隐蔽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事发前两天，工作人员还曾仔细检查过各个房间及被褥、沙发等，但却忽略了两个地方。一个是盥洗间挂满毛巾的那根金属管，它很容易卸下来，中间是空的，可以隐藏大量的安眠药。再一个可能是卧室隔壁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的某个地方，高岗在服药前12小时，曾偷偷去过那里。
这些，只是事后的推测，究竟高岗服用的安眠药事先隐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恒的谜。
1954年8月18日上午，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的罗瑞卿把赵家梁叫到他的办公室，再次听了关于事情经过的详细汇报后说：毛主席知道高岗自杀身亡的消息以后很生气，说：“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条狗！”
罗检讨说：“高岗死了，我们有责任，工作没做好。”
主席说：“你不要检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谁也挡不住。这事不关你们，你们检讨什么？不要检讨。”
从以上的话看，当时都没有把高岗当敌我矛盾。
二、简单安葬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也没有亲朋好友送别，人们为他举行了最简单的安葬……
1954年8月17日深夜，东交民巷八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人车纷纷离去，院内又恢复平静，但庞大的主楼依然灯火辉煌，人影摇曳。
几个年轻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入大楼东门门厅停放的棺柩里。这棺柩是崭新的，还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当时北京市场上买的最好的本色柏木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狭长的板条拼凑起来的。
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衣裤，里面是白衬衫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方形的石灰和木炭小包，至少也有几百个。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严严实实。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具160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也有七八百斤，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到卡车上去，费了很大的力气。
1954年8月18日凌晨一点，入殓完毕，大卡车权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八号大院。
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到现在如此这般地运走，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既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也没有他的故旧好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和其他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1954年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李力群原本不想去，经过劝说，还是去了。高岗的胞兄高崇义特地从陕北赶来参加他的弟弟安葬，19日刚到北京。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安葬他父亲。
当 天上午九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起出来，载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这就算是灵车了。卡车头前没有按照惯例挂黑纱和死者的照片，车上也没有花圈或鲜花；送灵的人们有的扶车帮而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大家都没有戴黑纱。从外边看去，这不过是一辆极普通的载人货车。唯有那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棺柩告诉人们，它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
车上的人神态严肃，都不说话，更不谈笑。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此时，正是上午十点多钟，骄阳似火，热气灼人，但卡车飞驰在郊外的田野间，地旷人稀，迎面扑来猎猎凉风，使人不觉得烈日之可畏。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卡车停在了万安公墓门前，人们跳下车来，才感到地面热气蒸腾。阵阵热浪扑面而来。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确实是个极好的地方。高岗之所以能够在此安葬，是因为周恩来有明确的交待：要善殓厚葬，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低处可见雨水浸漫的痕迹。安葬高岗的墓穴，选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而且向阳，位置很好。
几个青壮年从卡车上将棺柩抬到到墓穴处，缓缓放入已砌好的水泥墓穴，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毕。没有隆重的遗体告别，没有扣人心弦的哀乐，没有覆盖棺柩的党旗国旗，没有鲜花、挽联和花圈，也没有亲人撕心裂肺的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人们最后不声不响、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
当一切都结束时，已是下午一点半过了。
当天来不及建碑，后来做了一个由碎卵石和水泥混制的碑，外表包一层砂砾混凝土，样子极像花岗石，碑上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也没有碑文和立碑人，是一副真正的无字碑。就这样一块墓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躲过劫难，被砸成半截，至今依然残立在那里。如今，有谁会想到，在这块半截残碑下面，掩盖着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悲惨的历史故事。
1954年9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给苏共中央发去通报，正式通知他们，高岗自杀身亡。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
第七章 了犹未了
高岗虽然死了，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却了犹未了，“高饶事件”也了犹未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明里暗里，斗争仍在继续……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是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少奇一下。
矛盾依然围绕着两个阶级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指名的是邓子恢，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注1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5页。】他再次批评“四大自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反对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注2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8页。】
1955年12月，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加的按语中说：“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注3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9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批语之三。】
这是1953年财经会议争论的继续，不同的是，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刘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