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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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梁对董文彬说:“我坐志文的车一起去报告,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回去休息了,不要让人知道我去哪儿了。”
董点头:“行,你放心去吧,我会注意的。”
赵家梁上车时故意大声说:“志文!我搭你的车,回去休息!”
一上车,安志文立即对司机老杨说:“去政务院西门!”
中南海西门传达室里,安志文和赵家梁正焦急地等待着。刚才他们已给总理办公室的李琦打了电话,请求总理紧急接见。虽然只过了三四分钟,可他们却觉得好像过了很久很久。
很快,李琦出来把我们接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坐下,自己到隔壁请总理过来。
时针指在下午三点一刻。
座谈会刚刚开始一会儿,大家注意到,高岗今天没来。
总理快步跨进办公室,坐在他的转椅上,带着严肃诧异的目光问道:“有什么急事?”
安志文说:“高岗开枪自杀未遂,我们特来报告!”
总理一惊:“怎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刚才还通过电话嘛!”
“就在您打电话前不久发生的。他在电话里说的话,是我教他那样说的。”
总理沉吟片刻,点点头:“怪不得我觉得他说话有点不大一样!好吧,你说吧。”
“详细情况由赵家梁向您报告。”
总理侧过头来对赵家梁说:“好,你讲吧。”
赵家梁扼要地讲经过情况。刚讲了了十来分钟,总理说:“你等一等再讲!”
他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彭德怀、习仲勋等中央、军队和地方的不少负责人从隔壁会议室进来,挨着三面墙边的椅子坐下,看到安、赵二人,都感到诧异。有认识他们的,在这种场合也不便多问,只点点头打个招呼。
待大家坐定,总理环视一周,说:“高岗今天中午自杀未遂,现在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把经过情况讲一下。”
赵家梁又比较详细地从头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他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多分钟。大家感到此事重大,来得突然,都不知该说什么。总理让大家回去继续开会,自己留下来跟安、赵谈话。他说:“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你们现在站到中央这边来,挽救他,向中央报告,做得对。现在你们要注意,一是防止他再自杀,二是防止他杀人,首先是杀你(指赵),三是防止他外逃,跑到外国使馆去。你们回去之后,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已来报告,更不要对高岗说什么,中央会另外派人去跟他谈话的。他自杀这件事,不要外传,注意保密。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我。我有什么事,也会直接找你(指赵)。要密切注意他的情况,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他想了想,又问:“高岗楼上有空房间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你们两个,还有张秀山,都住到他楼上去。”最后,他问起那封已烧掉的信,并叮嘱赵家梁,尽快把那封信的内容复述出来,交给中央。
他们从总理那里出来,已经是下午四点一刻了。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同志报告了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
这段时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同样坐卧不安、心情紧张,据罗瑞卿后来讲,那些日子,毛泽东几乎每天听京剧“逍遥津”(汉献帝时曹操逼宫的故事)的唱片。当他听到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消息时,既震惊又气恼。沉默片刻,说:“告诉高岗,他的错误严重,自杀更是错上加错!他必须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停了一会儿又说:“让他先休息三个月,好好反省,尽量挽救。”
下午五点多,周恩来给赵家梁打电话,要他向高岗转达毛泽东的指示。
下午六点半,书记处会议。会后,习仲勋、马明芳、马文瑞、张秀山代表中央向高岗正式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对他实行管教、待遇不变等决定。同时成立了管教组,并派公安部的干部进驻东交民巷八号院,增加了警卫队的力量。
晚上九点,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至此,毛泽东精心策划的“联刘除高”计划终于有惊无险地实行了。
五、株连冤案
高岗的问题定了案,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按照一些人的推理,高岗决不是孤立一人,他必定有“帮凶”,有“同伙”,还有他的“反党老窝”。那么,就去抄他的“老窝”,去揪他的“同伙”吧。于是,便株连到更多的人。
(一)周恩来谈话
中央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找林枫、张秀山和张明远就如何召开东北高干会议,深入揭批高岗的问题谈过一次话,下面是谈话的主要内容:【注24 这是根据张明远当时的记录整理的,原记录稿无日期,从内容判断,应在1954年2月底至3月上旬间,中央高干座谈会结束后,他们返回东北之前。】
群众团体应参加党委和会议。
中央对你们那个草案【注25 指即将召开的东北高干会议决议草案。】的意见是:
对高岗在东北时期的错误,要有所揭发。
东北局应从东北角度揭发高岗的罪行,对其本质揭发应更深下,揭发他“一贯正确”、“政治对组织错”的事实,以引起广大干部的愤慨,耻于与其为伍。
从草案的内容看,平淡无力,揭发不深,动员力量不够。原因是着重了个人检讨,而未得出集体的共同认识。高岗在东北已有反党活动,以后野心大起来,到北京后仍指导东北的工作。你们孤立的个别检讨,缺乏共同的历史的认识。决议草案未把他的反党活动集中起来,引起共同愤慨。
总的来看无动员力量。
要有集中的、历史的认识,主要要打破高岗“政治上对,组织上错”、“东北正确,到北京不好”的观念。
原则上讲,不可能一个人在政治上对,组织上不对。党员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政治性的,把政治和组织对立起来是不对的。这个思想是高岗反党活动的理论。不仅如此,高岗对少奇有意见,在中央不谈,背后乱说。如说他与少奇有争论,说少奇派他到东北,是已看到彭真对东北的工作拿不下来。【注26 日本投降后派高岗去东北,当时彭真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到东北后不是帮助彭真,而是看着彭真垮台。少奇信任高岗,才派他到东北工作,但他却说少奇袒护彭真。
高岗说,少奇在香山说合作社可以少分红、股少入。
高岗反对中央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电报,【注27 指1949年5月31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并发给东北局的电报,其中转发了邹大鹏的信,并批评东北局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有“左”的错误。详见本书附录之“新的分歧”。】事实证明少奇对,高岗不对。
在莫斯科,高岗对苏联、斯大林说,苏联海军可否到青岛活动。少奇批评了他,他即发脾气。此事刘对,高错。
高岗对少奇有意见,1949年有四次——资产阶级问题的信;【注28 指1949年5月31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并发给东北局的电报,其中转发了邹大鹏的信,并批评东北局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有“左”的错误。详见本书附录之“新的分歧”。】莫斯科谈话;合作社问题谈话;在东北关于富农问题的谈话。
少奇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谈话有毛病;富农问题,推迟合作化的意见有出人;对生产合作社的意见不对。在这些问题上,高岗与少奇有争论,但有些并不是高岗的意见,所以也不能由此说他政治上对。
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少奇只是对时局估计过早。
延安审干,高岗也很(左);整风时西北高干会也过火了。
土改问题上,高岗也是“左”的,并不是正确的。
高岗在东北支援战争并不突出,打锦州是毛主席的意见,百万大军入关也是毛主席的意见,高岗却说是他提议的。其实他很计较个人得失,经常动摇。
资产阶级问题的电报证明中央是对的。东北城工会议有错误,东北局对资产阶级政策有问题,对资产阶级不能孤立,东北城工会上对此未很好讨论,强调东北特殊。对统战政策,东北局根本不讨论,政府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
少奇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不能说是原则错误,只是推选处理的时间。在农村座谈会上,高岗是同意中组部对富农党员的规定的,并无不同意见。
生产合作社问题,高岗并不高明(如批评农业社会主义)。
工矿党委制【注29 当时高岗接受苏联经验,主张厂长负责制,曾引起争论。】是毛主席的主张。
要认清高岗的政策思想是不稳的,他的思想历史根源,是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因此不可能在政策上正确。思想意识指导其生活作风,政治上如何能正确?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有正确的一面,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正确面逐渐缩小。
凡是在组织上搞分裂的,政治上而是错误的;政治上正确的,组织上也是正确的。
对高岗是否要经过批评达到团结?对他应该长期管教。要批判“高岗对,刘少奇错”的观念。
高岗在东北就有阴谋活动,到东北后,养成特殊化,独揽大权,中央稍一过问就不满。
对高岗错误要更深入地挖,像挖毒瘤。这样可能会损害大家一些健康的肌肤。要采取一致的态度去检查。
关于东北的问题,东北局负什么责任,每个人如何交代?
对高岗的揭发必须彻底。
高岗的错误与东北局,与每个人要有区别。东北局过去与其他各大区一样,但高岗在东北局仅有一份,并且是搞阴谋活动。他的阴谋活动超过了他过去对革命的功绩。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责任,错误要交代。在这次会上先作原则交代。东北局所负责任与一般中央局及中央不同,中央是失察,财经会议发觉,即进行批判。不是路线、宗派错误,而是强调总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中央失察与东北局责任不同,东北局责任重。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犯有原则错误。
个人检讨要深挖,陷下去的要拔出来。陷下去的不要有顾虑。不要计较有人责备。
东北不少干部受高岗的影响,这些干部的好处是有朝气。中央可以多说好的方面,但东北局和个人应多检讨。
要使干部认识到社会存在的黑暗面,党存在的黑暗面和缺点;他们的警惕性不够,他们的历史经验不足。要使他们知道,个人主义会发展小集团习气;要鼓励他们发扬光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的错误,认识其罪恶,鼓舞大家的斗志;要分清东北局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启发教育大家增强团结。
高饶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党外性质,资产阶级代理人性质,是反党的宗派活动,不少路线问题。过去路线错误是利用政治纲领团结一些人,无另外组织。高岗的反党性质的党外的,反党的,不需用一个纲领团结一部分人,是搞阴谋的。但他的思想作风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在这种影响下做了一些错事。
“七大”以来,疏忽了党内思想教育,一些人产生骄傲情绪,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高岗的野心之所以能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党有弱点。
会议要着重揭发高岗,并联系自己作检讨。
(二)“高岗反党集团”
1954年3月下旬,周恩来奉了党中央的指示,亲自到沈阳召开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要求深入揭发高岗的问题。他特意带知情人马洪和安志文来参加会议。罗瑞卿作为联络员一同到达。
东北高干会于1954年3月26日至4月25日举行,参加者与东北党政军群一级机关负责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以及 “与高、饶问题有关”的一些人;会议主席团由东北局常委和各省市委书记组成;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主持会议。周恩来于3月27日作了报告,第二天即回北京。罗瑞卿留下继续参加会议。
如果说,中央的两个座谈会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那么东北高干会在揭批高岗的同时,还要搜罗高岗的“同党”,揪出一个“高岗反党集团”。
东北高干会对同高岗一起工作的同志,会上大轰大嗡,乱批乱斗,会下跟踪盯梢,捕风捉影;对揭发的“问题”既不许当事人说明事实真相、进行申辩,也不许进行调查核实;大帽子压顶,随意株连。整个会议没有党内民主可言,更谈不上什么事实求是的原则。以至人人自危,担心自己不知何时也会被“划进去”。
在这样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会议于1954年4月24日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认为“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从而把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打成“高岗反党集团”成员,还捏造出所谓“高岗的五虎上将”。
然而,抓“反党集团”这么大的事情,岂是东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