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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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和陈正人。
1953年12月29日，刘少奇派人把《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定。
1954年元旦刚过，1月3日，毛泽东就把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到杭州，接连两个下午同他们长谈，并透露了一个惊人信息。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许是国内要出乱子。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发展，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指了一下翻译师哲），楚就是我们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注11　1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89页。】
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何等紧张忙碌！他不但已经给高岗定下了“要造反”的大罪，并通报给了下面，而且又急急忙忙向苏联客人透露这个连中共党内都尚未正式定案、公布的消息，这是为什么？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毛泽东主要是关注四中全会的问题。他接二连三地给刘少奇写信、发电报，千嘱咐万叮嘱，交代如何开好这次会议，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则往返穿梭于北京与杭州之间，传达着两地的各种消息。
1954年1月7日，杨尚昆带着毛泽东修改过的决议草案和两封信返回北京。两封信对四中全会的议程及刘少奇如何检讨，都提出了具体建议。【注　12　12两封信的内容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32~433页。】
第一封信是毛泽东写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的：
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1月下旬为宜，会议的议程可有三个：1、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2、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3、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第二封信是给刘少奇个人的：
如各同志同意开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拟宜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要扼要，有四五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担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一个党的副主席来说，实在显得有点多余了。
相比之下，他对高岗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冷淡。
高岗看到《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以后，认为是针对自己的，急忙给毛主席又打电话又写信，要求到杭州面谈，他总是从好的方面着想，以为根子并不在他本人；以为毛泽东对他只是有些误会，只要好好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误会就会消除，他还会像过去一样受到信任。
毛泽东在电话中对高岗说：你不必来杭州了，就在北京好好检讨吧，以后还是有出路的。有什么话，对刘少奇讲是一样的。
这里，他既表示出对刘少奇的信任，又让高岗感到一点抚慰之意。他明知高岗想和他谈什么，却故意装糊涂，好像自己与高岗的种种行为毫无关系。他也分明知道高岗无意与刘少奇深谈，却偏把他推给刘少奇。
关于中共中央核心层在四中全会前的一些活动，已公开发表的《杨尚昆日记》有一些非常精彩，非常生动的记载。但这个谈话记录非常简要和隐涩，不了解内情的读者很难理解。在此笔者愿同读者一起尝试着解读它。【注　13　《杨尚昆日记》，第100—103页。】
1954年1月19日，高岗将他给毛泽东的信交给杨尚昆，杨转手给了刘少奇。刘即约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一起研究并提出意见。
当晚，杨尚昆带着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和高岗的信登上南下的火车，于21日晚上十点到达杭州，当即向毛泽东汇报。
22日，晚八点，杨尚昆去主住处商谈毛泽东给刘少奇回电，电文说：
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注14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40页。】以后，毛泽东分别于1954年1月23、25、26、28日同杨尚昆谈话，同时，杨尚昆除了参加讨论，修改全会文件和刘少奇的报告及检讨等文件外，并给刘少奇打电话通报情况，还要同林彪、陈正人等谈话。
下面是1954年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与杨尚昆谈话记录的相关部分（括号内除注明外，均为笔者所加）【注15　《杨尚昆日记》第100页。】
1、如何处理高岗请求去杭州于毛泽东面谈的问题？
杨尚昆汇报刘少奇等人提出的“四个方案”：
（1）（高岗）去杭（州）——不好处理。
（2）主（席）回（京）——也不好处理。
（3）由主（席）指定书记处谈话，组织（出面），目前太重，也不好处理。
（4）主（席）指定刘、周与（高）谈，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
具体提议：如主（席）同意第一方法，请回（复）高（岗），并告刘（少奇），周（恩来）：来信已转，（高岗）不必来（杭州），委托什么人（与他）谈。
毛泽东确定同高岗“谈话方针”：
听他说，避免“对质”。
按决议精神“自我检查”。
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
（高岗）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可说。
小平可以参加。
2、对于会议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及相应措施：
杨尚昆汇报：
“冲”：（冲突）
（1）几位主要同志不冲，可保证。
（2）到会人不冲，事先招呼好，这可以。
（3）他（指高岗）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
（4）他攻刘，自己拉开，牵涉多人（可能不大，但准备着——原注），则会期拉长，开小会，报告主（席）回（京）处理。
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事先打）招呼──可以不发生问题。
准备有人冲，可以避免。
（高岗发动）攻势──也不要紧，力求避免主（席）回（京）。
“全会方针”：
照主（席）指示，只作正面说明，说话人不要太多，开两天。
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之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
（陈毅说：高岗）“无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
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三天为好，必要（时）四天，看情况。
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争取：逐步改变，改变环境，决议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薄（一波）亦要作（自我）批评（财经错误——原注）。
林枫应讲。
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分配人帮助。对林（枫），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由）小平帮助。
他（指高岗）力免不冲（突），自己是不愿扩大的，如向彭真攻，让其攻下去，也可以过去。自己避开，说不清楚。扩大，开小会。
其目的在过关。
我们从这个谈话看到，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千方百计地稳住局面。他们既不愿激化矛盾，激怒高岗；又担心高岗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势，牵涉别人；更担心万一高岗或军队的一些人不顾一切公开发难。这是他们最不愿看到，也是最为担心的事情。所以，要尽量让会议开得和风细雨，避免火药味，以达到“和平会议”。
这次，毛泽东与杨尚昆还谈到关于是否向苏共通报，及如何通报四中全会内容的问题：【注16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记录中，括号内字除注明者外，均系笔者所加。】
文件应交尤金、报告、决议（登党刊——原书注）。
问：（高、饶的）自我批评，（是否）交（尤金）？登（党刊）？
答：请考虑。准备登（党刊）、交（尤金），在必要时。
问：对尤金是否说内容（会议或高饶问题）？说就要泄密。
答：会后考虑，书记处或说，或不说，或另一次说，（团结问题或高饶问题）同我们党是息息相关的。看情况急否，即三种可能情况。
这里，至少可以肯定两点：1、会议文件应交尤金；2、高岗、饶漱石自我批评的内容，在必要时也可交给尤金。
正是根据这次谈话精神，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决定在1954年2月1日，将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决议》（草案）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第二天（2月2日，农历春节）下午，即四中全会开会前四天，刘少奇、周恩来邀请尤金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会谈，让苏共中央了解召开此次会议的原因和文件（草案）准备的情况，以及中共党内出现高岗、饶漱石派别活动的严重的状况。出席会议的还有朱德，陈云和我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17　《尤金日记》，1954年2月23日，绝密、正本。文号：149。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25~35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28~130页。】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正式通过，毛主席如果不在北京的话，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次刘少奇要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是否有其特殊的含义：因为高、饶的派别活动主要是反对刘少奇，他跟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至少可以避嫌，是较为妥善的做法。会谈时，刘为主，周为副；刘主持，周唱主角；而朱、陈、张的参加，则表明这个会议十分隆重，是中共中央的一致作为，也表明高、饶是孤立的。【注18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28~130页。】
周恩来通报了召开全会的目的；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及其性质和根源；高、饶对自己错误的态度，以及我党中央对高、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会议期间，在报告和决议里都不点他们的名字，全会对他们也不做任何组织结论。如果高、饶在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党将对他们继续批评教育，并观察他们以后的表现。周恩来还说到，高岗可能会拒不承认全会上揭发的事实；也不排除他自杀的可能性。【注19　四中全会前，高岗在毛裤裆里藏了20粒安眠药，被李力群发现。】
四中全会结束后，1954年2月13日，尤金受莫斯科的委托，拜会刘少奇和周恩来。谈话进行一个多小时，师哲和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20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30~133页。】
刘、周向尤金通报了四中全会的情况，并说全会结束后，将继续对高岗、饶漱石进行批评，力争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还说到高岗仍坚持错误，并扬言要自杀，向中央施加压力；也说到最近高岗有精神崩溃的迹象等。周恩来最后说：如果高岗或其他人在反党宗派活动中走得太远，蓄意危害党的事业，那么，无论他们在过去有过什么大的功绩，党中央都会逮捕他们。
（二）一封绝密信
求见不成，高岗仍不死心，他又让安志文转告王鹤寿，找个理由到南方去给林彪带口信，请他在毛泽东面前说说话。但此时王鹤寿已是避之犹不及，哪还愿意再为他效劳？他把此时告诉陈云，陈叫他不要去。
1954年1月24日，高岗在别人的帮助下写出了《我的检查》稿，内容有四部分：
1、完全拥护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2、对照决议草案检查自己，承认自己有宗派情绪、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有非组织活动和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行；党没有说有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3、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思想方法片面、偏激，组织修养差，政治原则性差，骄傲自满等；
4、今后方向：加强学习，提高修养。
这就是高岗后来在四中全会的检查提纲。它与毛泽东定的调子相差甚远，自然过不了关。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言提纲的旁边，有两行批语：“不要涉及别人，除非他自己提到”；“问题说清楚，实事求是，主动积极”。从语气和1954年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电报，以及毛泽东与杨尚昆的谈话内容来看，两行批语极像是毛泽东的意思。那么，这“别人”又是指谁呢？
遵照毛泽东1954年1月22日电报的指示，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于1月25日和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