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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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添油加醋，也散布一些有关安子文和刘少奇的流言。高岗偶尔插几句话，主要是询问情况，没有发表意见。
后来在揭发高岗时，这位老同志把自己说的话栽到高岗头上，并把这次很平常的工作汇报会说成是“有赵德尊参加”的所谓“杭州八人会议”。
当天中午，中共浙江省委在刘庄宴请高岗；晚上在大会堂举行舞会。11点左右，高岗等人上了专列，由王芳陪送，前往广州。
25日抵达广州，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高岗住的小楼就在陶铸的西邻。他与陶铸很熟，交谈较多，一谈就是两三小时，期间自然会谈到刘少奇的问题。
在广州，高岗受到很热烈、隆重的接待。
26日，广东省委交际处举行午宴和晚会，当地许多负责干部都去了。午宴十分丰盛，茅台酒、“龙虎斗”，杯觥交错。舞会在露天，秋夜凉爽，花香醉人。
27日上午，他们乘扫雷艇去虎门，未靠码头，已见两行官兵肃立。刚上岸，鼓乐齐鸣，欢呼骤起。穿行夹道，掌声不绝。高岗当场就劝请停止如此欢迎。午饭在虎门，鸡鸭鱼肉，“大块文章”。傍晚回黄埔，在海军司令部礼堂晚宴，至少30来桌；接着举行盛大舞会；极尽热情招待。听说这次招待是叶剑英、谭政等安排的，他们都与高岗有所交谈。
高岗在广州前后不过四天，确实受到十分隆重热烈的接待。他丝毫没有想到，两三个月后，会发生“高饶反党事件”。
1953年10月29日，高岗结束了他为期一个月的南方之行，登上了北归的列车。
从广州回北京的路上，高岗在长沙下车，到湖南省委招待所休息。当天，他怀着一片虔诚和崇敬的心情，冒雨去湘潭参观了毛泽东故居。然后去武汉，住军区招待所，李雪峰等前往相见后，由李水清等陪同参观黄石市的工厂和矿山，查看武汉郊区青山的武汉钢铁厂选址。在郑州，住河南省招待所，参观纺织厂工地。邙山大桥选址，和吴芝圃等当地领导干部谈了治理黄河的设想。可见他关心的是各地的经济建设。
读者想必还记得，高岗离京南下时，由于惦记着毛泽东的病情而焦虑不安、忧心忡忡，一路上很少说话的情景。而当他归来时，却是兴致勃勃，心情特别好，不时同赵家梁和梅行聊天、讲笑话，或是谈一些他所想到的重大问题和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年10月24日去广州的路上，虽然白天忙碌了一天，上车时已是夜间11点左右，但高岗却毫无倦意，叫赵家梁和梅行到他的包厢里又聊了许久。他谈话的内容广泛，有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高岗在杭州的这段日子，赵家梁和梅行主要是在上海搞调研，10月20日才到杭州。而他每天忙于应酬各方面的人和事，一直没有机会和他们交谈。现在只有他们两个在他身边，他更像是随意，又像是早有准备地和他们聊起来。
他的思路似乎还在上午的汇报会上，话题也似乎由此而发，但有超出了汇报的内容。他说：
关于明年（1954年）的工作，主要抓四项，一是经济建设，二是编写党史，三是选“八大”代表，四是制定宪法、召开人大。他说这是别人提出来的，他觉得不错，是为召开“八大”的准备工作。
说到经济建设，他说：
我们领导经济建设，没有文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可不行。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农村党员占很大比重，不少老干部也来自农村，他们文化低，缺乏现代科技知识，甚至不懂现代生活方式。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搞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学不行啊！
说到这里，他停顿下来，沉思片刻，笑着问：你们知道崔田夫吧？就是铁道兵的那个崔田民的哥哥，是陕北的农民领袖。抗战前，有一次他到北京汇报工作，北方局安排他住在旅馆里，第二天早上起来，茶房（服务员）送来一杯水，一把小刷刷，一喜爱管“糊糊”。崔田夫心想，那管“糊糊”大概是早点吧，他觉得城里人真怪，这么一点东西，咋能填饱肚子？他把“糊糊”挤出来，咽下肚，凉凉的，有点甜，不好吃！又把水喝下。小刷刷是做啥用的？猜不透。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给他刷牙漱口用的牙膏牙刷。可是他从未见过，从未用过，也没人跟他说过。后来他来到大街上，更是惊诧不已——只见一座座“房子”在马路上跑，跑的可快哩！他想：这北京城咋这么怪哩，房子还会跑？原来那是有轨电车，农村人没见过这“怪物”，还以为是房子在跑呢。他回到陕北，说起这件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高岗一边讲，赵家梁和梅行一边跟着笑，笑出了眼泪，笑弯了腰。等他们笑够了，他又接着说：
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学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在城里住上一阵就懂了。难学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没文化不行，文化低了都不行，那要下苦功夫钻进去才行啊。就说咱们鞍山钢铁厂，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复杂的设备，谁见过？更不要说掌握它了。那年，王鹤寿从鞍山回来讲三大工程建设，讲到轧钢机的地脚螺丝，一、二吨重的东西，上下对孔，摆正水平，不能有分毫差距，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觉得新鲜得很。后来到中央开会时讲给大家听，也都没听过，没见过。像这样的新东西，该学的多着哩。我们搞现代化建设，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当然要学，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建设知识也要学。可是，不提高文化，什么也学不成。你们说是不是？作为经济建设的领导人，更要努力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经济建设的内行。否则，还用过去指挥打仗的那一套来指挥建设是不行的。有些领导同志不懂经济建设，有不学习，只 满足于浮在面上，批批点点，那不行，要掉队，要误事！所以，对党员和老干部的培训工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定要抓紧，不能拖，要安排到明年的计划中去。
说到这里，他话题一转，说：明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召开“八大”做好准备。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结党的历史，搞一个完整的党史稿子；二是考虑“八大”代表的人选问题。
关于总结党的历史问题，他说：我们党经过了30多年的历程，这是个艰难曲折的，然而是胜利光辉的历程，值得总结的东西很多。苏联党曾经搞过几次党史，最后写了个简明教程。我们也应该写出个像样的、反映实际的党史来，内容肯定要比苏联的更丰富。我们“七大”时搞了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只是个片段。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党史。不过我们党的斗争历史牵涉到各个方面、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要写好它，也不容易。这需要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而且一定要做好。总结好党的历史，对统一党的思想、教育全党、全国人民，都是头等大事。
对待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抗战前的历史，要有统一的认识，不能把党的历史分切成两大块，一块根据地的历史，一块白区的历史，而应当是统一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实际上，白区斗争在党的全部斗争史中来说是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区斗争和根据地斗争对等起来相提并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就是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过去只讲南方的斗争，不讲北方的斗争，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有些人一讲到革命斗争，就好像只有南方，北方的革命斗争只是些“痞子”、“流寇”（说到这儿，他有些愤愤不平）。至于白区和根据地的党组织，有相互配合促进的一面，也有互相扯皮促退的一面。比如当年陕北的革命斗争，名义上是北方局领导，实际上北方局只搞城市工作，没有搞农村根据地斗争，甚至相反，对根据地斗争又害无利。1935年，在敌人十几万重兵围剿陕北根据地的紧要关头，北方局先派郭洪涛，后来又派朱理治，到陕北强制推行“左”倾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杀了那么多好同志，把陕北根据地搞得一塌糊涂，险些断送掉！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及时赶到，及时抢救，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历史情况，大家都知道。上海的中央，主要也是搞城市白区的工作，对于江西苏区的斗争也是害多利少。这个历史没有认真总结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主要是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或者说，应该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为主线；白区工作有成绩，有作用，但作用不大，不能与根据地相提并论。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史。南方是这样，北方也是这样。
他一边抽着烟，一边侃侃而谈，时而停下来深思，时而直视着他们，似乎是想看他们是不是在注意听他讲，又似乎在琢磨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他的意见。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近两个小时，赵家梁打断了他的谈话，说该休息了，到广州还有很多应酬呢。他看看手表，说：好吧，其他问题另找时间再谈。
但是，到广州以后的活动十分繁忙，根本没有时间，直到返京的路上才有机会继续未了的话题。
关于党的“八大”代表问题，高岗说，“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所以，当时一军团只选了林彪一个，其余像邓华、肖华、刘亚楼他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师长，虽然都是很难得的人才，毛主席都把他们压下来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现在全国统一了，不能再像“七大”那样。如果再以照顾山头为主，那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这次“八大”，应该从全国通盘考虑，从实际出发，适当照顾山头。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人上去。除了军队的和原来的老代表以外，还有选一些优秀的新代表上去。比如各省的省委书记（他一一历数了各位书记的名字），他们各有千秋。毛主席经过对他们实际工作成绩的考察，认为比较突出的有这么几个：广东的陶铸、山东的向明、河南的张玺、山西的赖若愚。按照毛主席的这个原则和思路，我认为在咱们东北的几个省委书记中，比较能干的，突出的是赵德尊和郭峰。尽管有的书记比他们资格老、年龄大。中央各部的部长中间，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主要是要从工作实际来考察，要通盘考虑，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
接着，他讲了对一些中央同志的看法，讲得比较多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他说：
“七大”时，实际上确定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但后来，毛主席对少奇感到失望，不满意。尤其是这几年，少奇没有帮主席什么，没有做什么工作。而且不少意见与主席不“合拍”，毛主席深感少奇不是个好帮手。中央也有不少同志有这个看法。
他说，少奇不那么稳。“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他提出来的。土改时，中央工委的决定由“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他的错误。富农可以入党的问题，东北顶了他。农业合作化，对山西的批示是右倾的表现。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也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来套。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总之，“左”“右”摇摆，很不稳。要不是毛主席掌舵，而由少奇掌舵，那是危险的。有些理论性的东西，回北京以后，再好好琢磨琢磨。
在干部问题上，少奇有摊摊，主要是原来华北的那些干部安插在各个方面，乘“八大”之机，肯定要安排他的人，不是从全局出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这是很危险的。
高岗在讲毛泽东对刘少奇不那么满意时，带有一种深为忧虑的表情。
显然，他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这些意见如他所说，是别人提出来，他觉得不错而捡来的，但也都是经过他自己深思熟虑的。他是否同林彪、陶铸等人交换过意见？我们不得而知。
1953年11月2日，高岗回到北京，又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的周围已是杀机四伏，一场灭顶之灾正等着他。
高岗的南方之行，一直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后来他专门派陈云去进行调查。【注23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陈云年谱》中记载：陈云于1953年12月，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委托，代表中央专程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并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其中，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六、组织会议
1953年秋，财经会议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