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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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年轻的女人不肯放弃婴儿萨菲乌拉,于是,母亲只好把他留下,而正是这么一留,令她抱憾终身。几天后,萨菲乌拉发高烧,没人给他吃,也没人安慰、照顾他,就这么孤零零而又凄惨地死去了。后来我们听说他一连哭了好几个小时,小脸蛋上都是苍蝇,而他的继父竟然不允许他母亲去抱。恩内亚特一直没有走出这一悲痛的阴影,为了纪念这个小弟弟,后来把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萨菲乌拉。
和我母亲非常谈得来的哈尔太太幸运多了。她改嫁给了当地的一名领袖,人很善良,没有孩子。他竟然视哈尔的两个孩子如己出,甚至在死后还把财产留给他们,这在阿富汗的文化里真是闻所未闻。
跟我母亲合不来的尼亚兹太太嫁给了一位老师,依旧住在库夫。尽管尼亚兹太太和我母亲有矛盾,但多年后,当我参选议员时,那位老师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为我安排交通,还在竞选途中一路护送我。这么庞大的家庭结构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但在我看来这是件好事:这种关系纽带超越了世代,消除了小分歧,跨越了地理隔阂。家毕竟是家。
祖尔迈沙哈,哈利法的孩子,也是我父亲最大的儿子,继承了呼利大宅。后来他遇害,二儿子纳迪尔——五太太(被我父亲休了的老婆之一)的儿子,继承了这所房子。他住在那里一直到现在。
父亲遇害几个星期后,我们甚至都没来得及哀悼,大山之外的世界渐渐向我们逼近,政权迅速瓦解,局势恶化的不良后果很快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来。
父亲遇害之后没几天,凶手头目回来找我们。我们跑到饲养奶牛的地里,躲在一块巨石后面,看着他们洗劫房屋,掳走一切能掳的东西:收音机、家具、锅碗瓢盆。
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天半夜里,我们正在叔叔的屋顶上睡觉,这帮人又来了。他们用步枪的枪托把我们吵醒,大喊大叫,要求我们把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儿子交出来。我哥哥穆基姆当时才7岁,我们知道,如果这帮人发现了,就会杀死他。我母亲不知怎的,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交给一个住在隔壁的堂姐,堂姐把他藏在裙子底下。与阿富汗其他地方的妇女不同,巴达赫尚省的农村妇女常常里面穿一条宽松的马裤,外罩一条长长的夏尔瓦克米兹裙子。多亏了那条裙子,我哥哥才逃过一劫。
我姐姐马里亚姆和我的一个嫂子,两人都才16岁,游击队员抓住她们一顿暴打,我叔叔试图上前阻止,被他们打退了回去。叛军(游击队员)带着两个女孩离开屋顶,朝呼利大宅走去。叔叔和几个堂哥堂弟大声对他们说,这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暴行。根据教义,除了妻子和有亲缘关系的女人外,伊斯兰男人不准去碰任何别的女人。
我们只好在屋顶上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打了这两个女孩一整夜,手枪落到她们身上,步枪枪托砸在她们身上,一遍又一遍地要求她们讲出武器的藏匿位置。两个女孩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说知道。我母亲面如白纸,神情凝重,但什么也没说。他们还把刺刀放到我姐姐的胸口,慢慢地压进去,直到胸口开始流血。我们家有一条看门狗,名叫钱伯,被链条锁在呼利大宅的大门边。为了保护家人,它猛拉链条,挣脱束缚,朝那些恶徒奔去,大声狂叫。几个恶徒转身开枪射击,钱伯当场死亡。
那些游击队员一直打到黎明,直到山上响起了祷告召集声,他们这才离去,大概是回去做晨祷了。
两天之后,他们又来了,威胁说要把我们统统杀掉。这次他们胁迫纳迪尔说出藏枪的位置,母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上一回女儿和儿媳妇虽然遭到毒打,但依旧没有说出藏枪的处所,当时她也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心里明白,如果枪没了,我们就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武器。他们已经抢走了我们的一切,下次来就会要我们的命。
村里的男人看到游击队员的暴行后吓坏了,就派人给他们捎信说,如果还敢再来,村民就拿起铁锹、鹤嘴锄、木棒等只要能用来当武器的物件,来保护女人。游击队员答应不再到村中恐吓,但他们想让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家人死,他们的头头下令要除掉我们。在我短暂的生命里,我将第二次直面死亡,但最终我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早早地来了。那时,哈利法和她的孩子们已经搬到了一个名为豪汗的村庄,父亲在那里有一间房子,比库夫区的还大,需要有人照看,所以我母亲是唯一一个留在呼利大宅的妻子。我的哥哥恩内亚特和穆基姆幸好在外面玩耍,所以能够躲到邻居家的屋子里避难。母亲一把抓起我,跑去躲进奶牛棚。邻居拼命地往我们头顶上堆牛粪作遮掩。牛粪气味难闻得令我窒息,那感觉简直就像是被活埋。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吓得连咳嗽都不敢,就怕被他们听到。我们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保持了好几个小时,气都不敢出,胆战心惊,唯一的安慰就是能感受到母亲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们听到他们的搜索声,有一次就在我们藏身点上方。只要他们轻轻拨弄牛粪,粪堆就会掉落,我们就会暴露无遗。天知道他们为什么没去拨弄牛粪呢?等他们最终走了,我们马上从那里走出来,却发现外面已经是一片狼藉。母亲抓紧时间收拾衣服,她一把抱起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拼了命地跑。我们穿过花园,进入干草地,跑到河岸边。我们什么都没带上,甚至连头都不敢回。
母亲每跑一步,似乎就离昔日的生活远了一步。所有的毒打、所有的疼痛、几年来为这个家和生活而做的辛苦工作,这样的生活正随着我们向河岸逃生而结束。
正如我们所料,那帮人果然杀了个回马枪,还看到我们在逃跑。他们开始追逐我们,比我们强壮,跑得也快。我跑累了,开始磕磕绊绊,拖了后腿。姐姐开始大声对母亲说: “如果你不把她丢进河里,那帮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所有人都得完蛋。干脆把她丢进河里吧。”母亲几乎要照做了。她抱起我,举在半空中,做出扔的动作,可就在刹那间,她盯着我的双眼看,想起了我刚出生不久时的承诺——永远不会让我再受一点点伤害。她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抑制住了那股冲动的劲儿,不但没有扔下我,反而把我抱到肩上,以便牢牢抱着我逃命。我们已经落后了其他几个人,我也听到了那几个游击队员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心想: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我们,将我从母亲背上拉下,杀死我。时至今日,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依然能够感觉到那冰冷、恐惧的一刻。
突然,一名苏联士兵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时我们已经到达山谷的另一侧,这里是政府军掌控的领地,前来追杀的游击队员不敢再往前,转身回去了。我们累得瘫倒在地,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母亲哭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经常看到苏联人,那天见到的苏联士兵是第一个。他们是来侵略阿富汗的,尽管给某些地区带来教育和发展,但也对无辜的阿富汗人犯下了许多暴行。不过,这个苏联人对我还是友善的。他高个子,金黄色的头发,穿着制服,看上去挺帅气。他喊我过去,我迟疑不决地走上前去,他递给我一包糖,我接了,跑回来递给母亲。那是我母亲第一次从一个陌生人那里领受慈善,但那绝不是最后一次。
刚开始,我们5个人住在河边一名叫拉姆拉的老师家里。他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人之一,双眼透露着热情,笑起来眼角起皱纹,灰白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他家很贫穷,实际上供养不起额外的人口,但是,他是我父亲政治上的支持者,他觉得瓦基勒的家人能到他两居室的房子里住是他的荣幸。
他家花园的一侧直接对着河流,我还记得跟他的女儿们玩水玩得很开心。我和他家的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多年后,拉姆拉为了帮女儿解除一段强迫的婚姻关系,特地跑来向我求助。这段婚约是在他女儿还很小的时候订立的,但是,那个男的长大了之后是出了名的暴力,所以他女儿不想嫁给那个男的。男方家庭坚持要结婚,而拉姆拉支持女儿的决定。我在双方家庭之间做调解,最终,男方同意解除婚约。这样一来,拉姆拉的女儿就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接受教育,将来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老师。为了报答我,拉姆拉在我竞选时给予全力支持。如今,每当我造访该地,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和这个热情好客、富有爱心的家庭一起在河边吃上一顿简单的米饭和鸡肉餐。
在拉姆拉家待了两个星期之后,我母亲开始有点焦躁不安,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也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听到消息,说我们家房子被焚,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嫂子遇害。不过,万幸的是,这些消息都不可靠,后来证实两人都还活着。
我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名叫贾迈沙哈,当时是个学生,另一个叫米尔沙卡伊,时任警察总长。游击队员袭击我们之前,他们两人就已经搬到省府法扎巴德去了。后来,他们听到我们有难的消息,马上租了一架直升机来接我们。
直升机一着陆,母亲抽噎着松了一口气。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心情无比兴奋。我跑到了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前面,直升机内有两张木椅,我一屁股就抢了一张,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母亲和姐姐则坐到另一张上面。因为恩内亚特和穆基姆没有坐,我还得意地朝他们笑了笑。
米尔沙卡伊在法扎巴德租了间房子给我们住。他是警察,收入微薄,能做到这分儿上已经相当不易。房子是两居室泥土棚屋,当地居民给母亲配备了一些最基本的厨房用具,她在呼利大宅用进口瓷器餐具的时光早已成为历史。母亲开玩笑说我们住的是间玩具屋,实在太小了,她费了好大力气在墙上糊了纸、挂了花毯,房间才亮堂起来,也才像个家。
那个时候我已经7岁,可看上去依然是个典型的农村女孩:蓬乱的头发,脏兮兮的脸,鼓鼓的及膝长袍,长长的围巾老是在泥巴里拖着,脚上穿着一双惠灵顿长靴。我与这个大城市格格不入。
在“玩具小屋”里,我经常看到女孩子们上学。她们是那么聪明、阳光,叫我异常羡慕。我们家还从来没有哪个女孩接受过教育,因为父亲觉得没这个必要。如今父亲不在了,于是我问母亲我是否可以上学。她盯着我,仿佛看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朝我微笑道:“可以啊,法齐娅宝贝,你可以去。”其他人没有一个不反对的,尤其是我的几个兄长,但母亲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二天,我跟着穆基姆去了他的学校,进了校长办公室,咨询他是否同意我上这个学校。办公室干净整洁,椅子都放了垫子。我觉得自己又矮小又肮脏,鼻子里的两行鼻涕进进出出,脸上东一块灰尘,西一块土的。突然我觉得尴尬,于是就用围巾拭去一大把鼻涕。
校长见了,皱紧了眉头,凝视着我。他一定在想,这么脏的乡下女孩也想到我这里来念书?“你是谁家的孩子?”他问我。当我自豪地说出自己是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女儿时,他惊讶得眉毛一扬。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我们都落魄成什么样子了呀!和蔼的校长说我被录取了,第二天就可以到学校来上课。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跑着回家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的,围巾在泥土里拖着,还把我给绊倒了。我心里满是兴奋,将父亲的死、家庭蒙难之痛、生活窘困等一概抛到九霄云外了。我法齐娅 · 库菲要上学了!在学校,我专心学习,充分利用在这里的分分秒秒,所以很快我的成绩就赶上了其他女同学,成绩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们的课程很基础:半天综合学习,半天到当地的清真寺听阿訇讲授《古兰经》。我母亲尽管目不识丁,但对《古兰经》的学习非常感兴趣。
夜里,我和哥哥穆基姆睡在母亲的床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差不多:母亲每天都会问我们学了什么,我们把学到的一一说给她听,还背诵《古兰经》给她听,不对的地方她都会一一纠正。这是她间接体验我们的教育的方式,而她对此也是乐此不疲。
等我去法扎巴德第一高中——帕米尔高中就读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自信的女孩。为了与其他女孩保持一致,我剪短了头发。几个兄长看不下去了,可母亲说服了他们,还因为我有这样的信心和进步大加鼓励。
有时候我们也能看上电视。通过电视,我认识了英国的玛格丽特 · 撒切尔和印度的英迪拉 · 甘地,两人至今仍然是我心目中的政治英雄。那时,我会张着嘴全神贯注地看着荧屏上的她们,心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