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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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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璉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知新报》,第62册。 〔2〕张之漘^《劝学箱。奩逋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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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有影响的士人被他们的宣传所吓走,他们接受不了世界马 上就变成“西化”天地的事实,因此远远地避幵了去,或者像王 先谦、梁鼎芬那样,从赞同走向反对维新派的彳?列中去。 五、启蒙的困境
既然政治启蒙与实地操作之间的角色冲突会有这么大的麻 烦,那么有没有可能设法避免这种尴尬呢?从理论上讲当然亦无 不可,但在实际上却非常之难。虽然,述在万木草堂时期康有为 和他的弟子就有改变中国之志,但变法的契机却是甲午惨败而突 然提供的,说它“突然”,是指对一般士人和老百姓而言的,也是 对整个中国而言的,中国没有准备,只好容忍当时来说“还算有 备而来的康门弟子粗糖的启蒙和同样粗糖的变法操作。事实上,其 他的选择即使有,可能性也非常之小。
刚刚从长期的文化优越地位上跌落的中国人,特别容易产生 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绪,他们急于扳回失去的分数,比分愈是悬殊, 情绪就愈发不耐。中国人什么都想“毕其功于一役”,康梁想毕启 蒙与改良于一役;孙黄想毕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然而,在 近代化过程中,最艰难和最漫长而枯燥的事业就是启蒙。
启蒙,也可以说是近代教育,它有很多渠道和层次,人们可 以通过学校、报刊、小说戏曲等等中介完成启蒙过程。近代性是 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失去了这点,就不称其为启蒙。所以,它不 是一般性的文化(识字〉教育,但又与之有关系,也不是通常的 社会化过程,也与之有关系。
中国人在前近代时代的教育状况据说并不像我们一般想象的 那样惨。据戴维‘约翰逊等人的研究,明清时代中国农村成年男 子的识字率相当高,“就学者要占适龄男性儿童的1/3 —1/2广〔〗〕
〔1〕戴锥“约爾逊等:《帝制晚期的中国通俗文化》英文本,加州大学出版社;
19^5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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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识文断字的人很多,因此印刷业也很发达,农村拥有相 当多的书籍:善书和历法书(皇历相反,“在欧洲许多农村地 区,直到铁路出现之前。一直没有见过印刷的东西。结论是,只 有相当少的欧洲人的生活受到早期印刷业的影响,而乡村的广大 农民以及固执地区方言的人口则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广〔1〕美 国学者伊夫材丨3罗斯基的专门研究告诉我们,晚清中国农村的 成年男子的识字率为30—45 8,妇女为2—10乂。〔2〕又据中国著 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1股8年著名的定县调查,40—44岁年龄 组的识字率为2冗,45—49岁年龄组为2仏33拓(这两个年龄 组受教育的时间为晚清显然,外国学者的估计要偏高,他们 所谓的识字率中的识字者,实际上包含许多半文盲。不过至少说 明在清代,由于传统教育费用偏低和受教机会相当多:即使贫苦 之家的农民也会尽可能让家中的男孩去识两年的字’
然而,这么高的识字率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近代启蒙负担会 由此变轻。因为,农民所受的教育除了一些农村常用宇外,就是 些粗浅的儒家伦理常识。既无科学常识,又无必要的世界历史地 理知识,更缺乏近代民族国家意识。而由传统教育带来的落后的 封建意识,反而会成为接受近代观念的障碍。不仅如此,那些聚 拢科举阶梯底层的下层士人,尽管书读得多,能读能写,但于近 代化所需的常识却和农民一样的无知,而且偏见更深,对近代知 识排拒更甚。因此,中国启蒙的负担不是轻了,而是重了,在维 新变法时期;就显得既重又急迫。
诚然,在维新变法时期对农民的启蒙还提不上议程,农民对 变法的进程暂时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要在中国摘近代化,
〔1〕《帝制晚期的中国通俗文化丨第页6
〔2 1罗斯基:《清代中国的教育和识宇率》英文版,密执安大学出飯社,第”页;
〔3〕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査》。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重印本,第237—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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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老百姓的启蒙则是必需的要务。整个民族的近代教育水平决 定了这个民族的近代化的程度。维新变法期间,一位居住在乡间, 颇为幵明的且倾向于维新派的士大夫在日记中谈到了对农民启蒙 的问题,他说:“现在以下乡开化为宜,论個其愚,不忍不教9欲 资其力,不得不教。且官场之因循,世家之骄奢,市侩之游滑,名 士之贵重,无可与成事者。不用乡人,而谁用乎?欲用之,必教 之。无事至乡,择乡民之秀者,与之约曰:‘每日田事毕来听讲,, 视为常理,日渐月摩,听者愈多,则服从者自众。…复与之约曰: ‘汝有争论来,必为平之;不待劝解辄控官,有罚7平心气以调 和之,励节行以讽谕之,演论说以浚发之。如是,则一年成聚,二 年成都,气象可观矣!然后思所以用之法。罾如,与以指南针、尺, 授以测向记簿之法,令出村三十里试之。归视其簿记,授以钱数 曰文,而彼跃然矣! ”〔1〕显然,“下乡开化”并不这么容易,十年、 二十年,也许三十年才能见成效。然而,对于这一点,不仅当时 的维新派没有足够的认识,后来,一代代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做的 不够。梁启超在办时务学堂的时候,曾经希望他的学生回到乡下 后广泛宣传他们之所学,大力鼓吹变法,结果却道到了接声四起, 舆论大哗。他还设想过先开“绅智”再开“民智”的方案,通过 学会,先每县择数名“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集中培训,然 后再通过这些“种子”带动其他人。后来,也许嫌开“绅智”还 是奏效慢,于是又提出“开官智”的设想,通过毎省一所的〃课 吏堂”(干部学校)直接把官吏开化了。然而,启蒙是来不得急功 近利的。假使戊戌变法成了功,维新派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推行 启蒙,将这些方案都落实,恐怕没个几十年也难见成效,康有为 五年十年成霸业的幻想,注定是要落空的。更何况,这些方案基 本上都行不通,尽管有官方的襄助,在湖南试行就处处碰壁,也
〔1〕《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八^一号,第〗08—109页; 128
说明了启蒙的艰巨性。不经过几代人默默无闻的艰苦工作,不经 过几次大的阵痛,中国人就不可能从巫术迷信、落后愚昧中解放 出来。日本的近代化启蒙从明治之前就已开始,明治后借政权之 力推行几十年,到了甲午战后他们还说刚刚走了第一步。《马关条 约》二亿多两白银的赔款,大部分用在了基础教育之上。中国人 口比日本多4倍,底子比日本薄得很多,又加上长期半殖民化造 成的普遍贫困,而新式教育的费用又大大超过旧教育,所以启蒙 之难是多方面的,不仅是制度问题、文化问题,还有经济问题。
然而,启蒙的最大困境还在于它总是扮演一个工具的角色,为 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突击运行,急功近利的功利色彩是蒙在它身上 难以去掉的标记。在每次历史重大变革之前,总会伴随一段快速 的启蒙运作,然而事过境迁,大家也就忙于其他“要务” 了。中 国的确也有一些抱定教育救囯宗旨的教育家,像维新时代的张元 济,新政时代的严修以及后来的蔡元培、晏阳初、陶行知等等,但 却真的缺乏启蒙思想家,也许能有资格担当此任的人都拥有了其 他更伟大的头衔。
四、再世尼山与说经野狐
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和学术往往是混淆不清的,当朝的元老 和书院的山【都忌讳人家说自己不学无文(死后谥号里加个 “文”往往是最高的奖赏〉。而政治的状况好坏也往往扯到学风或 者学术上去。明之亡,有人怪罪说是由子心学之空疏;而清之衰, 也有人将板子打到汉学考据的屁股上。无论汉学、宋学、今文、古 文几乎都挨过这种似乎挨不上边的责骂。
反过来,明明素师经世之志,存心搞政洽的人也非得在学术 上弄出点名堂,以学术的砖头敲打政治之门。康有为在维新期间 的两部“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就是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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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为目的的“学术砖头’’或者干脆夸张一点就如梁启超所说是学 术飓风也未尝不可。这“两考”加上他万木草堂的政治预备期的 种种设想,事实上构成了康有为自比马丁…路德,在中国搞近乎 原教旨主义倾向的“慊教改草”的整体方案。
“儒教改革”与兴议会,倡民权一样,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 但后者表现的是民主倾向,而前者剡是一种思想定一尊的思想专 制主义。欧洲具有民主意味的人文主义和具有专制意味的宗教改 革,都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但是中国确实有中国 的国情,这种他人的老路在中国的确很难走通。更何况欧洲倡行 这两种思潮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而康有为他们却想一肩挑两 副担子。而这两副担子恰恰是不能由一种人来承担的。这两种角 色不仅仅扞格、冲突,而且根本就不能相容6
一、说经与政治动员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台较早,主要内容是为很多人所 熟悉的,以其大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述为准:“一、 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 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 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 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 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总而言之,所谓古文经就是刘歆一手炮制山来的赝品,@的就是 为了帮王莽篇汉建立新朝〖王莽国号曰新〕,为达此目的,刘歆在 继承其父刘向校理群书的几个月中,不仅造出了一捆捆的古文经, 而且将其他古书也添加有关记载,甚至连同朝代司马迁的《史 记》也加以改窜(其实《史记》早有其他传本,断非某一人可以 垄断〉,甚至刘软还使人预先在地下埋好钟鼎彝器,以备后人发掘 证明有古文经的存在。所以古文经就是“伪经”,古文经学就是 “新学即王莽新朝之学。 130
稍后出的《孔子改制考》,实际是康门高弟的集体创制,由康 有为总其成。全书以《新学伪经考》为立论前提。主要内容是:一、 春秋时节诸子百家并起创教救世,纷纷托古改制;欲按照自己的 理想,假托古人创构一套社会理想蓝图。二、孔子同样是托古改 制,其著作就是《六经》,所以孔子非“述而不作”。《六经》假托 先王,事实上均为孔子自道,“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 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务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广〔1〕三、诸子百家论 战互攻,由于儒敎教义最完善,思精虑博,创制最完善,因而信 从最众,从而“天下归往,大道统一”,孔子便成为无冕的却高出 有冕帝王的“素王”和“万世救主夂
中国一向不乏离经叛道之徒,从古以来疑经证伪者也大有人 在。但是像康有为这样的胆大妄为者的确少见(虽然《新学伪经 考》不少观点从豫平而来,但廖作绝赶不上他的大胆、已经大大 超出了 “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范围。是说一出,立即惊世骇俗, 说它是“思想界一大厢风”或者“火山大喷发”(两喻均出自梁启 超)均无不可。当时学界、政界都有强烈的震感。出头驳议者有 之,御史弹章有之,官方出面査禁毁版亦有之〖这反而加速了 “两考”的流布
康有为作“两考”,实际上与他炮制的刘歆形象一样,不过是 借学术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为政治服务”的 学术考据。后来的学者,对它有肯定的(如钱玄同〉,更多否定的 ^如钱穆、梁启超作为弟子,给老师很留面子,说它们在学术上 “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广〔。然而,这两部书如果离 开了维新变法的政治大题目,在学术上的价值实在是很可疑的。 《新学伪经考》前提就很难成立,将继承父志校理群书的刘歆说成
0〕康有为:(孔子改制考V,中华书局,第284贝。 12〕梁启超‘湥Т醺怕邸罚128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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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王莽篡汉的吹鼓手,理由很不充分,王莽篡汉,或迫于威势,或 出于心服,附合他的文人何止千计,刘歆不是小角色,可也算不 上是要角,只因为他参与整理皇家图书就把他打成“戈培尔” 一 流,实在不能令人信服。如果是这样,按理应该有王莽的授意才 是,可是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授意。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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