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 作者:张鸣-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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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璉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知新报》，第62册。 〔2〕张之漘^《劝学箱。奩逋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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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有影响的士人被他们的宣传所吓走，他们接受不了世界马 上就变成“西化”天地的事实，因此远远地避幵了去，或者像王 先谦、梁鼎芬那样，从赞同走向反对维新派的彳？列中去。 五、启蒙的困境
既然政治启蒙与实地操作之间的角色冲突会有这么大的麻 烦，那么有没有可能设法避免这种尴尬呢？从理论上讲当然亦无 不可，但在实际上却非常之难。虽然，述在万木草堂时期康有为 和他的弟子就有改变中国之志，但变法的契机却是甲午惨败而突 然提供的，说它“突然”，是指对一般士人和老百姓而言的，也是 对整个中国而言的，中国没有准备，只好容忍当时来说“还算有 备而来的康门弟子粗糖的启蒙和同样粗糖的变法操作。事实上，其 他的选择即使有，可能性也非常之小。
刚刚从长期的文化优越地位上跌落的中国人，特别容易产生 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绪，他们急于扳回失去的分数，比分愈是悬殊， 情绪就愈发不耐。中国人什么都想“毕其功于一役”，康梁想毕启 蒙与改良于一役；孙黄想毕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然而，在 近代化过程中，最艰难和最漫长而枯燥的事业就是启蒙。
启蒙，也可以说是近代教育，它有很多渠道和层次，人们可 以通过学校、报刊、小说戏曲等等中介完成启蒙过程。近代性是 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失去了这点，就不称其为启蒙。所以，它不 是一般性的文化（识字〉教育，但又与之有关系，也不是通常的 社会化过程，也与之有关系。
中国人在前近代时代的教育状况据说并不像我们一般想象的 那样惨。据戴维‘约翰逊等人的研究，明清时代中国农村成年男 子的识字率相当高，“就学者要占适龄男性儿童的1/3 —1/2广〔〗〕
〔1〕戴锥“约爾逊等：《帝制晚期的中国通俗文化》英文本，加州大学出版社；
19^5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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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识文断字的人很多，因此印刷业也很发达，农村拥有相 当多的书籍：善书和历法书（皇历相反，“在欧洲许多农村地 区，直到铁路出现之前。一直没有见过印刷的东西。结论是，只 有相当少的欧洲人的生活受到早期印刷业的影响，而乡村的广大 农民以及固执地区方言的人口则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广〔1〕美 国学者伊夫材丨3罗斯基的专门研究告诉我们，晚清中国农村的 成年男子的识字率为30—45 8，妇女为2—10乂。〔2〕又据中国著 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1股8年著名的定县调查，40—44岁年龄 组的识字率为2冗，45—49岁年龄组为2仏33拓（这两个年龄 组受教育的时间为晚清显然，外国学者的估计要偏高，他们 所谓的识字率中的识字者，实际上包含许多半文盲。不过至少说 明在清代，由于传统教育费用偏低和受教机会相当多：即使贫苦 之家的农民也会尽可能让家中的男孩去识两年的字’
然而，这么高的识字率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近代启蒙负担会 由此变轻。因为，农民所受的教育除了一些农村常用宇外，就是 些粗浅的儒家伦理常识。既无科学常识，又无必要的世界历史地 理知识，更缺乏近代民族国家意识。而由传统教育带来的落后的 封建意识，反而会成为接受近代观念的障碍。不仅如此，那些聚 拢科举阶梯底层的下层士人，尽管书读得多，能读能写，但于近 代化所需的常识却和农民一样的无知，而且偏见更深，对近代知 识排拒更甚。因此，中国启蒙的负担不是轻了，而是重了，在维 新变法时期；就显得既重又急迫。
诚然，在维新变法时期对农民的启蒙还提不上议程，农民对 变法的进程暂时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要在中国摘近代化，
〔1〕《帝制晚期的中国通俗文化丨第页6
〔2 1罗斯基：《清代中国的教育和识宇率》英文版，密执安大学出飯社，第”页；
〔3〕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査》。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重印本，第237—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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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老百姓的启蒙则是必需的要务。整个民族的近代教育水平决 定了这个民族的近代化的程度。维新变法期间，一位居住在乡间， 颇为幵明的且倾向于维新派的士大夫在日记中谈到了对农民启蒙 的问题，他说：“现在以下乡开化为宜，论個其愚，不忍不教9欲 资其力，不得不教。且官场之因循，世家之骄奢，市侩之游滑，名 士之贵重，无可与成事者。不用乡人，而谁用乎？欲用之，必教 之。无事至乡，择乡民之秀者，与之约曰：‘每日田事毕来听讲，， 视为常理，日渐月摩，听者愈多，则服从者自众。…复与之约曰： ‘汝有争论来，必为平之；不待劝解辄控官，有罚7平心气以调 和之，励节行以讽谕之，演论说以浚发之。如是，则一年成聚，二 年成都，气象可观矣！然后思所以用之法。罾如，与以指南针、尺， 授以测向记簿之法，令出村三十里试之。归视其簿记，授以钱数 曰文，而彼跃然矣！ ”〔1〕显然，“下乡开化”并不这么容易，十年、 二十年，也许三十年才能见成效。然而，对于这一点，不仅当时 的维新派没有足够的认识，后来，一代代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做的 不够。梁启超在办时务学堂的时候，曾经希望他的学生回到乡下 后广泛宣传他们之所学，大力鼓吹变法，结果却道到了接声四起， 舆论大哗。他还设想过先开“绅智”再开“民智”的方案，通过 学会，先每县择数名“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集中培训，然 后再通过这些“种子”带动其他人。后来，也许嫌开“绅智”还 是奏效慢，于是又提出“开官智”的设想，通过毎省一所的〃课 吏堂”（干部学校）直接把官吏开化了。然而，启蒙是来不得急功 近利的。假使戊戌变法成了功，维新派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推行 启蒙，将这些方案都落实，恐怕没个几十年也难见成效，康有为 五年十年成霸业的幻想，注定是要落空的。更何况，这些方案基 本上都行不通，尽管有官方的襄助，在湖南试行就处处碰壁，也
〔1〕《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八^一号，第〗08—109页； 128
说明了启蒙的艰巨性。不经过几代人默默无闻的艰苦工作，不经 过几次大的阵痛，中国人就不可能从巫术迷信、落后愚昧中解放 出来。日本的近代化启蒙从明治之前就已开始，明治后借政权之 力推行几十年，到了甲午战后他们还说刚刚走了第一步。《马关条 约》二亿多两白银的赔款，大部分用在了基础教育之上。中国人 口比日本多4倍，底子比日本薄得很多，又加上长期半殖民化造 成的普遍贫困，而新式教育的费用又大大超过旧教育，所以启蒙 之难是多方面的，不仅是制度问题、文化问题，还有经济问题。
然而，启蒙的最大困境还在于它总是扮演一个工具的角色，为 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突击运行，急功近利的功利色彩是蒙在它身上 难以去掉的标记。在每次历史重大变革之前，总会伴随一段快速 的启蒙运作，然而事过境迁，大家也就忙于其他“要务” 了。中 国的确也有一些抱定教育救囯宗旨的教育家，像维新时代的张元 济，新政时代的严修以及后来的蔡元培、晏阳初、陶行知等等，但 却真的缺乏启蒙思想家，也许能有资格担当此任的人都拥有了其 他更伟大的头衔。
四、再世尼山与说经野狐
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和学术往往是混淆不清的，当朝的元老 和书院的山【都忌讳人家说自己不学无文（死后谥号里加个 “文”往往是最高的奖赏〉。而政治的状况好坏也往往扯到学风或 者学术上去。明之亡，有人怪罪说是由子心学之空疏；而清之衰， 也有人将板子打到汉学考据的屁股上。无论汉学、宋学、今文、古 文几乎都挨过这种似乎挨不上边的责骂。
反过来，明明素师经世之志，存心搞政洽的人也非得在学术 上弄出点名堂，以学术的砖头敲打政治之门。康有为在维新期间 的两部“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就是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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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为目的的“学术砖头’’或者干脆夸张一点就如梁启超所说是学 术飓风也未尝不可。这“两考”加上他万木草堂的政治预备期的 种种设想，事实上构成了康有为自比马丁…路德，在中国搞近乎 原教旨主义倾向的“慊教改草”的整体方案。
“儒教改革”与兴议会，倡民权一样，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 但后者表现的是民主倾向，而前者剡是一种思想定一尊的思想专 制主义。欧洲具有民主意味的人文主义和具有专制意味的宗教改 革，都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但是中国确实有中国 的国情，这种他人的老路在中国的确很难走通。更何况欧洲倡行 这两种思潮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而康有为他们却想一肩挑两 副担子。而这两副担子恰恰是不能由一种人来承担的。这两种角 色不仅仅扞格、冲突，而且根本就不能相容6
一、说经与政治动员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台较早，主要内容是为很多人所 熟悉的，以其大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述为准：“一、 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 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 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 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 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总而言之，所谓古文经就是刘歆一手炮制山来的赝品，@的就是 为了帮王莽篇汉建立新朝〖王莽国号曰新〕，为达此目的，刘歆在 继承其父刘向校理群书的几个月中，不仅造出了一捆捆的古文经， 而且将其他古书也添加有关记载，甚至连同朝代司马迁的《史 记》也加以改窜（其实《史记》早有其他传本，断非某一人可以 垄断〉，甚至刘软还使人预先在地下埋好钟鼎彝器，以备后人发掘 证明有古文经的存在。所以古文经就是“伪经”，古文经学就是 “新学即王莽新朝之学。 130
稍后出的《孔子改制考》，实际是康门高弟的集体创制，由康 有为总其成。全书以《新学伪经考》为立论前提。主要内容是：一、 春秋时节诸子百家并起创教救世，纷纷托古改制；欲按照自己的 理想，假托古人创构一套社会理想蓝图。二、孔子同样是托古改 制，其著作就是《六经》，所以孔子非“述而不作”。《六经》假托 先王，事实上均为孔子自道，“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 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务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广〔1〕三、诸子百家论 战互攻，由于儒敎教义最完善，思精虑博，创制最完善，因而信 从最众，从而“天下归往，大道统一”，孔子便成为无冕的却高出 有冕帝王的“素王”和“万世救主夂
中国一向不乏离经叛道之徒，从古以来疑经证伪者也大有人 在。但是像康有为这样的胆大妄为者的确少见（虽然《新学伪经 考》不少观点从豫平而来，但廖作绝赶不上他的大胆、已经大大 超出了 “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范围。是说一出，立即惊世骇俗， 说它是“思想界一大厢风”或者“火山大喷发”（两喻均出自梁启 超）均无不可。当时学界、政界都有强烈的震感。出头驳议者有 之，御史弹章有之，官方出面査禁毁版亦有之〖这反而加速了 “两考”的流布
康有为作“两考”，实际上与他炮制的刘歆形象一样，不过是 借学术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为政治服务”的 学术考据。后来的学者，对它有肯定的（如钱玄同〉，更多否定的 ^如钱穆、梁启超作为弟子，给老师很留面子，说它们在学术上 “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广〔。然而，这两部书如果离 开了维新变法的政治大题目，在学术上的价值实在是很可疑的。 《新学伪经考》前提就很难成立，将继承父志校理群书的刘歆说成
0〕康有为：（孔子改制考V，中华书局，第284贝。 12〕梁启超‘湥Т醺怕邸罚�128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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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王莽篡汉的吹鼓手，理由很不充分，王莽篡汉，或迫于威势，或 出于心服，附合他的文人何止千计，刘歆不是小角色，可也算不 上是要角，只因为他参与整理皇家图书就把他打成“戈培尔” 一 流，实在不能令人信服。如果是这样，按理应该有王莽的授意才 是，可是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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