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约阿希姆斯塔勒 -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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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裉煳一谷衔夷茄鍪怯薮赖模蛭诤罄闯中�1948年的整个监禁过程中，我的行李没再被检查过。然而佐勒却牢牢地抓住那些设计图不放，经我多次催要，他才还给了我约50张，最值钱的他保留了下来。
1945年12月12日。我进行了一次体检。在体检过程中，波兰女看守奥尔加发现了缝在我制服裙子里的一个装有氢氰酸小瓶子，这使我深受打击。对于我来讲，这个小瓶子既起一种镇静、又起一种安慰的作用，它使我处于某种安全和独立的状态之中。
于是，女看守叫来了她的上司卡恩。这位年轻的美国军官问我知不知道怎样把小瓶子打开，我说不知道。问我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会不会爆炸？我只是微笑着耸耸肩膀。他们俩望了望我，便拿着小瓶子和奥尔加取来开瓶子的锤子走了。
体检过后不久，一位海军军官用一辆吉普车将我拉到纽伦堡的司法宫内一个大房间里。等了一会儿，安德鲁斯上校走了进来，他表情冷谈、拘束，头戴钢盔，胳膊上挎着警棍，通过译员赫尔曼问我：“你是作为重要的证人来纽伦堡的。你的口供很重要，你对此要负法律责任，你将单独住一个牢房！你必须服从命令！你吃的是好饭好莱！你想要一位律师吗？你身上有没有自杀或杀害别人用的工具？你想要一本祈祷书吗？”
接着我被两名卫兵带走，穿过长廊关进底层的一个牢房里。走过长廊的时候。我设法向两侧的牢房里望，牢房门口的牌子上的名字许多都是我所熟悉的。进了牢房之后，他们命令我脱光衣服，盖上被子。我脱了衣服，但是还有一件衬衣没脱，然而不行，衬衣也得脱掉。之后，五六个美国人走了进来。一个墨西哥医生与另外两个人对我进行检查。抬起胳膊，张开嘴，侧身躺着，脚趾叉开。耳朵和头发细细检查，连发卡也被取下来。在发现我的伤疤和由于色素沉着造成的雀斑后，提出了一连串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在对我进行检查的同时，另外几个人彻底检查了我的衣服。后来我得知那位名叫赫尔曼的译员在我的制服领子里发现了5000马克。这是我缝在里边的。
在他们对我进行了令我难堪的检查这后，我穿好了衣服。然后在办公室里一连填了16张表格。我始终没弄清楚我所填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由于我患有坐骨神经痛，所以允许我从存放在地下室的行李中把在贝格霍夫用的骆驼毛被子带在身边。这床被子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一直陪伴着我，后来把它改成了一件大衣。所有的带子、鞋带、就连服装上的金属纽扣我都不能带，凡是玻璃和金属制品我都不能保存。然后我带着被挑选出来的、允许带走的东西穿过转梯和铁的狭长走道进入转梯附近的一个牢房。从里面我可以准确地看见走上转梯的人。
我刚刚踏进牢房，门就关了，并且从外面锁上了。当我看到光秃秃的寒冷的牢房时（门旁边的墙角上有个没有任何遮挡的厕所），我一下子愣住了。然后开始嚎叫，直到我逐渐镇静下来时，已过了很长时间。透过门缝，看到卫兵每隔几分钟就走过来一次。牢房本身是很暗的。然而从门缝和窗外射进来的光线则十分耀眼，墙上映出了铁窗栅的影子。监狱的小教堂里不时响起管风琴的音乐声。
我失望地哭泣着，哪里想到我居然还有重温达段牢房生活的时刻。假如没有这段经历，我怎么也体会不到遭监禁并辗转于几个俘虏营生活的滋味。我曾被安置在木板房里居住，例如在黑尔斯布鲁克，80名女犯挤在一个房间，只用一个脸盆，睡的是上、中、下三层铁床，床上没有垫子，由于人多，空气不好，真让人担心会憋死，对大小便也不得不加以控制。前途莫测使人们忍受着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
在坐牢期间，我曾两次恭听安德鲁斯上校训活。1945年9月19日下午4点钟，我们被集中到监狱的大厅里，在那里除了我和我的同事沃尔夫以外，还有冯·布洛姆贝格陆军元帅、泽尔特部长、比尔芬格先生、沙伊特先生、厄廷先生、康拉德博士、拉胡森将军、博莱思将军。安德鲁斯上校还是以往那身装束，再次向我们训话：“你们是作为重要证人来纽伦堡的，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安排你们住在监狱里，因为本来安排证人住的房子还没有腾出来。今天你们将搬到另一个大楼里去住，在那里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在那里也必须服从命令，但是你们会方便得多。”
我们乘囚车来到菲尔特的兵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安置在看上去根本就不曾有人住过的、一座遭到过炸弹破坏的大楼内二层楼一间房子里，室内有两张铁床和一个窄柜。我们俩与那些先生们都在地下室进餐，服务员是从“德国饭店”调来的。在单独关押几周之后，大家又可以相互讲话了。我们感到真像进了天堂。我们也可以在哨兵的陪同下出去散步。
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晚上，一个美国人向我们的房间走过来，身上只穿件网眼衬衫和裤子。他拿手电筒先照了一下约翰娜·沃尔夫，然后照我，我喊了起来。于是这个美国人匆匆跑掉了。这件事所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又被用囚车送回了纽伦堡，再次关进了单人牢房。
安德鲁斯上校对我们进行的第三次训话是1945年9月27日在监狱的接待室里。他当着一大群医生、女军官和精神病专家的面宜布说，“莱伊博士于今天夜里自杀了。”美国人认真地观察着莱伊博士过去的女秘书、对马德莱娜·万德勒恨之入骨的布吕宁霍夫女士的反应。安德鲁斯详细地谈了莱伊博士如何在厕所里悬梁自尽的经过。
布吕宁霍夫女士被允许离开接待室。在约翰娜·沃尔夫的搀扶下，她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在我看来，布吕宁霍夫是在逢场作戏，因为她对莱伊博士的印象并不怎么好。
审讯我时，他们问我希特勒是否向我口授过1939年他向军官们发表的讲话，说约翰娜就此已做了交待。我如实地回答说，在他计划采取某种行动之前，他从不口授任何讲话。然后又问我，绍布是否曾威胁要把我送进集中营。1945年9月27日，精神病专家凯利博士要求我写一份关于希特勒的书面材料，经他多次催促我才写了出来。
一段时间以后，单人监禁结束了。也就是说，白天牢房的门一直敞开着，我们可以按照时间表从事劳动（为美国人打扫办公室，为犯人缝补被褥和衣服）。有一天我们听说孔蒂博士用一件毛衣将自己吊死了。此后又对我们的牢房进行了搜寻，检查有没有危险物品。在犯人们住的大楼里，窗台都被拆掉了，牢房里的凳子也都被拿走了。
1945年11月13日下了第一场雪，这天下午，“首脑人物”的女秘书们如里宾特洛甫的女秘书布兰克小姐、弗兰克部长的女秘书克拉夫特齐克小姐、莱伊博士的女秘书布吕宁霍夫小姐、欣斯特女士、一位女护士和我被带上一辆卡车，向着不明的方向驶去。像往常一样，谁也没告诉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不过，不久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去向，因为美国司机半路上曾向站在路边的美国大兵询问通向黑尔斯布鲁克俘虏营的路。正在这时，海伦娜·克拉夫特齐克（美国人称之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谈到某件事情放声大笑了起来，站在路边的美国大兵对着她说：“别看你今天笑，明天就笑不出来了！”这句听起来带有威胁口吻的话使我感到恐惧。
我后来才知道，在“黑尔斯布鲁克四号文官俘虏营”里监禁着3000至4000人。俘虏营里全是木板房子，其中有两座木板房容纳了几百名女俘。这两座木板房的四周又外加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与男俘隔离开。只有一个小门能够通过铁丝网。因为这个地区泥泞不堪，所以在木板房周围铺设了一条条狭窄的木板，供人们行走。
安排我住的这个木板房分成两个房间，一间住60人，一间住80人，上中下三层的铁床上都没有床垫，连草褥都没铺，只有光秃秃的木板，床与床紧挨在一起，几乎没有活动的余地。
房子里的空隙处拉着晾衣服的绳子，上面挂满了洗过的衣服。管理人员常常来查房，在这以前就必须解下绳子。床下边和阳台上堆满了纸板、箱子和各种包裹。整个房子里只有一个白铁制的脸盆。许多妇女用铁皮盒洗脸。1946年2月才建起了一个淋浴间。
大房间里也只有一个炉子，冬天总是被人们围得严严的。另外还有一张桌子。凳子也为数不多，所以我们不得不坐在床上吃饭。大家希望炉子总生着，因为一方面可以取暖，另一方面也可以烤面包片。
“厕所是用木头围起来的，上面没有顶。在一块木板上面挖几个洞，洞下边就是便桶，厕所里撒满了煤灰。只要人们从厕所前路过，就能看到坐着上厕所的人。例如1946年3月19日我生日的这一天，我正在那里“方便”，一位由此路过的伙伴站在我面前，握住了我的手，高兴地说：“施罗德小姐，你今天过生日，衷心祝贺你！”
隔着铁丝网是不能与男人们讲话的。岗楼上全副武装的哨兵严密地监视着。谁要是被抓到，无论如何也得被送进水牢里。就连在圣诞节晚上和除夕之夜隔着铁丝网问候一声自己的丈夫或父亲的女人也都得被关起来。甚至只要犯人弯下腰捡岗楼上扔下来的烟头，哨兵们就开枪射击。好多人都死于这种情况。
哪些女人属于被监禁的呢？一般说来是指那些战后在美管区被自动管制起来的、政治上负有责任的人。这些人全都是女助手、女职员、党卫军成员和纳粹保安部成员、地方妇女组织领导人中的所有党的女干部、集中营的女看守、纳粹女青年会的领导人、部长、纳粹党区领袖们和希特勒的女秘书等等。最年轻的是一个名叫吉德龙·希姆莱的、头上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孩子，最老的是来自苏德台地区的已年过花甲的赖宁格教授。
我们每天有三次点名。自1946年2月起，我们每隔两天就被带到男俘虏营去淋浴一次，同时可以用一块小小的肥皂洗一下少得可怜的内衣。我们常常冒着寒冷站着等两个小时，哨兵才把我们带到男俘虏营去。由于在既潮湿又寒冷的环境下长时间地等着，我的坐骨神经痛又发作了，使我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参加点名。
记得我病愈后第一次参加点名的情形。由于地上泥泞不堪，人们都站在房前的木板上，这时一队全副武装的美国人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把我们从不板上一推到泥泞的地上，然后就冲到木板房里，我们在没有穿任何避寒衣服的情况下，在冰冷的泥泞地里站两个半小时。由于我是病愈后第一次参加点名，所以赖宁格女士又把我送回了木板房。室内看上去像刚刚遭到炮击一样。阁楼阳台上堆的那些纸板、箱子和包裹统统被扯了下来，打开后将里面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被查抄的东西，其中有少量的咖啡豆，极少量的香烟，甚至还有过圣诞节分配给我们的油炸沙丁鱼罐头。我们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拿走了。被大家称之为德国人死敌的菲塞特下士，每当我走进木板房时，不仅用凶恶的目光看我，而且还将手枪威胁性地对着我。我害怕极了，不得不赶快再躲到外边去。通过欣斯特女士我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在寻找秘密电台。欣斯特女士当时在俘虏营的病房里当护士并且经常与美国医生在一起。
初期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清早即使我看到男人们在雾中列队沿着铁丝网走着，也不同他们打招呼。沉重的木鞋发出了低沉的格嗒格嗒声。他们由于缺乏营养、肮脏凌乱、衣衫褴褛，完全是一副惨相，这不禁使我联想起我曾经看过的描绘安德烈亚斯·霍费尔时代农民起义的一幅画。
夜里，我常常睡不着觉，呆呆地躺在床上。室内的空气不好，每当我感到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就轻轻地起来到外边的阳台上散步。这是唯一有可能独自流泪的地方，任何地方甚至连厕所都不行。就这样，我在这里熬过了艰难的半年。
1946年5月10日，12名女俘乘坐一辆用帆布罩着的卡车被转移到路德维希斯堡。我们坐在紧靠着卡车两侧挡板安放的没有扶手的板凳上，两排板凳中间坐着一位手持冲锋枪的年轻的美国哨兵。他不断地讲这讲那，以消磨时间。他很担心我们当中有人逃跑，所以他对几位年纪较大的女俘急于下去小便的请求根本不予理睬。于是就出现下述情况：要小便的人撩起裙子，屁股向板凳后面移了移，使汩汩地尿了起来，尿便顺着卡车板流了下去。后来我们还是停下来休息了一下，休息时他死死盯住我们，尽管大家谁都没有离开他，他总是无休止地讲着。
到达路德维希斯堡的一个兵营之后，我们被安排在D栋第6O号房间。在这里，取了我们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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