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约阿希姆斯塔勒 -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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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等贯彻鲍曼的意见，刑警们就把地下避弹室内所有房间里的东西都破坏了。我曾当场阻止他们不要毁坏爱娃·布劳恩房间里的那件珍贵的瓷器。瓷器上画有一株长有四片叶子的三心花瓣，边上还有爱娃的缩写签名。它是由卡尔·勃兰特教授设计，索菲·施托克绘制的。当我对刑警们的做法表示震惊时，他们对我说：“……凡是有可能表明爱娃·布劳恩存在的东西，都要统统毁掉！”爱娃·布劳恩留在这里的所有衣服如帽子、连衣裙、鞋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拿到平台上烧掉了。连爱娃·布劳恩与希特勒的像册也都毁掉了。这些警官们甚至对爱娃·布劳恩签过名的图书也不放过，也要把签名的这一页撕下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简直是癫疯之举，然而这显然是绍布奉希特勒的命令指使他们干的。本来，那些珍贵的银器也要统统打烂，但是人们后来还是没有这样做。1945年5月5日，这些东西连同地毯、织花壁毯和壁画一起被装在党卫军的一辆卡车上运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4日晚上，费格莱因的副官汉内斯·戈勒尔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对他讲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表示了我的不快。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这样做是不可原谅的，并且于第二天上午就派来一辆卡车把壁画等物品运到菲施霍恩去了。我在避弹室爱娃的房间里把珍贵的壁画、一切带有艺术性的贵重物品、爱娃的白银、银项链等物品都集中起来并且吩咐刑警队的人装上了卡车。在这些物品中有一些大幅壁画，如博尔多内的和丁托列托的，由于道路被毁这些壁画难以从冰雪覆盖的南山坡上运下来。党卫军的人毫不隐讳其不满情绪，此时再也没有纪律可言了。
之后，卡车把这些壁画拉到了萨尔茨堡郊区的阿尔特奥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过奥地利盐场场长，后来被指定负责抢救艺术珍品的埃梅里希·波希米勒先生几年后在与宇里埃特·冯·希拉赫聊天时提到：“在美国人到达前的最后一刻他们还给我送来了一部分希特勒的私人收藏品。”
自1944年以来存放在阿尔特奥塞的不可估量的艺术珍品中有一部分是希特勒指定将放在未来的林茨博物馆里的，这部分主要是19世纪德国画家作的壁画，也有荷兰、意大利和法国画家的名画以及家具、雕刻和工艺美术品等等。
希特勒认为希腊和罗马是文化的摇篮。宇宙、精神、自然和科学这些概念都源于那里。他常常满意地表示，他的罗马和佛罗伦萨之行使他得以欣赏那些以前只能在画册上看到的不朽杰作。
希特勒不喜欢意大利的现代画。他认为，这种面过于接近印象派和表现派艺术。他认为，这种蜕化了的艺术（希特勒语）是犹太人的作品。他们大肆宣传这种毫无意义的拙劣画，为的是多卖钱，然而他们自己却挖空心思只收藏古画。
德国现代画家中得到他承认的为数不多。但是他经常买画，尽管其中有些是他不喜欢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艺术家们的创作。他说：“我们的现代艺术家都缺乏过去伟大艺术时代的艺术家们所具有的细致和耐心。”只有两个时期的文化是他所崇敬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和浪漫派文化。他不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因为这个时期的文化与基督教迷信联系过于密切。
艺术商人们都知道希特勒对14世纪以前的艺术不感兴趣。他把购置早期和晚期哥特式艺术品的工作悄悄地交给了赫尔曼·戈林去干。希特勒通过艺术商购置的所有壁画都是照章付款的，资金来自由邮电部长奥内佐格发起成立的所谓“邮票基金”。每发行一种带希特勒头像的邮票，都要付给希特勒钱。为庆祝全国党代会召开、艺术展览会开幕、奥地利和苏台德与德国合并以及希特勒的生日等发行的带希特勒头像的特殊邮票尤其畅销。购买壁画的流水帐由绍布管着，登记是由我搞的。
希特勒关于建立画廊的计划是庞大的。每个城市都要有一个小画廊。最好的画廊将建在林茨。希特勒对林茨怀有极大的兴趣。希特勒还计划在这个城市里建一个大型博物馆，每个世纪都有一个展厅，而且画与画之间的距离不要像卢浮宫里那样挂得那么密，用他的话说：“不要一个影响一个”，而要与源于同一个世纪的家具一起产生效果等等。林茨博物馆也是他在与大家喝晚茶时最爱谈及的话题之一。
希特勒酷爱建筑设计。他阅读过许多这方面的专业文献，并对每个时代设计风格直到具体细节都了如指掌。对浪漫派的建筑风格他兴趣不大，对哥特式风格他不喜欢，因为他认为这种风格过多地渗透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他主要赞赏巴罗克风格，对德累斯顿和维尔茨堡的巴罗克艺术建筑赞不绝口。
这里没必要着重提及他所热衷的新德意志艺术风格。因为这是他本人所倡导的。这位受到希特勒鼓励的和具有强烈希腊古典风格的真正创造者是建筑师特罗斯特。希特勒非常崇拜他并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他逝世后，希特勒每年都让下属在他的墓前献上一个大花圈。
希特勒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知识确实是令人惊讶。他对世界上所有著名建筑的面积和平面结构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认为，从城建角度而言，巴黎和布达佩斯超过了其他所有的首都。战争期间，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能脱掉军装，只跟艺术打交道，那将最令人高兴不过了。”
为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城市和古迹，希特勒拟定了一项宏伟的规划。他炫耀他的命令要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都用彩色照片摄制下来：“我已让他们将每座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从里到外都照下来，而且工作要细致，以便将来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早期文化不可取代的见证必须恢复，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忠实原貌。通过彩色照片是可以办到的！”
由于他热衷于建筑，聊天时他把建筑师请来。他经常拿上一张纸，绘制宏伟的草图。我见过一些著名的设计师和建筑专家，他们对他的才能和意料不到的想象力简直惊讶极了。即使在战争期间，他还抽时间来讨论建筑设计和艺术问题。
他那项战后重建柏林和汉堡的计划庞大无比。他常说：“我要把柏林建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说这话时的声调和动作根本就不会使人产生任何怀疑。重建德国的思想始终在赋予希特勒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力量，每当他感到疲劳和紧张的时候更是如此。当他开完紧张的形势讨论会已疲惫不堪时，假如有哪位专家拿来一些新的设计方案或建筑模型请他看，他会令人惊奇地迅速振奋起精神。
例如1945年2月赫尔曼·吉斯勒教授也给他带来了林茨市的一个大型建筑模型，并把它放到总理府的地下室里，希特勒经常呆在这里向许多人（我记得其中有莱伊博士和卡尔滕布鲁纳）讲他如何建设林茨市。希特勒还计划在林茨建一个圆形的白黄两色的瓷器馆。
党卫军总部的两位领导人为我和约翰娜·沃尔夫送来了假身份证。我把可表明我真实姓名的所有证件和材料都毁掉了。这类东西我身边已所剩无几，因为我的文件连同箱子在伯恩纳多夫已全部丢失。甚至连带有我的缩写名字的皮首饰盒也丢掉了，当时我就是那样没头没脑。
我每天都在徒劳地等待着约翰娜·沃尔夫。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她不再回来了。后来在俘虏营里我才又见到了她。我们被关在一个俘虏营，但不住在一起。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元首护卫队想迁到林茨附近去，目的是想与据说还在那里战斗的泽普·迪特里希取得联系。他们拼命地努力为这次旅行准备军火和汽油。
当时我始终不知道我应该到何处去，他们就让我跟他们走。可我在作战部队有何用场？想与外边任何一个地方取得联系都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后湖的电话都打不进去。备用汽车也没有了，更糟糕的是最近刚下了一场雪，遭到严重破坏的道路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要是能通过被破坏的台阶到达外边的路上，简直就是一种技巧。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那些据说是属于刑警队的令人可怕的愣小子们，在地下避弹室里骂不绝口，不停地喝酒、抽烟，以往的纪律全没了。
美国坦克的先遣部队已抵达希姆湖畔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唯一的可能就是搭乘向奥地利运送贵重物品的卡车离开贝格霍夫。元首护卫队的奥古斯特·克伯斯再次建议我与他和党卫军的人去找作战部队，我拒绝了。怀着完全绝望的心情我又望了望贝格霍夫的废墟。一位名叫埃特尔的年长的警官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在我登上卡车时还设法安慰我。
在旅途中我在想，现在已来不及多考虑了，我必须拿定主意，是随车去奥地利还是在后湖下车。因为我想征求一下绍布和阿尔贝特·约曼的意见，而他们现在又都住在波斯特公寓里，最后我还是决定在后湖下车。
我到达公寓时，他们两位正在一边喝香槟酒，一边在商量逃离的问题。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希特勒的牙科医生布拉施克教授，他身材高大，是个一向持重、头脑冷静和受欢迎的人。他主张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说他还算不上一个禁酒
主义者的话，至少对饮酒是十分节制的。面对桌上摆着的一瓶香槟酒，他脸上充满厌恶的表情，说道：“许多事情都坏在这上边！”他同我一样感到惊慌失措，丝毫没有料到会有目前这样一种结局。
因为绍布和鲍曼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命运，琢磨着怎样借用假证件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后湖，我再也憋不住心头的火气，对他们说：“只顾自己的安全，而不管别人的死活，简直岂有此理！”我的指责深深地击中了阿尔贝特·鲍曼的要害，使他震动很大，他的确是一个性格软弱、敏感的人。他对我只说了一句话：“……他使用真实姓名是不能呆下去的。”然后他和绍布很快就离开了，而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在波斯特公寓里负责安排住处的职员名叫奥古斯特，来自阿尔贝特·鲍曼办公室，他过去一向十分友好、殷勤，现在对我的到来却表现出极为不快，他说：“现在你怎么还来，单人房间没有了，停止使用了！”他的举止和说话的声调与以往截然不同。除了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普特卡默的夫人、她的母亲和孩子们以外，海军上将邓尼茨的夫人和她的妹妹、希特勒的仆人林格的夫人和孩子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圈子。现在，绍布的女朋友、从柏林这个大城市里来的舞蹈演员也加入到这伙人中来。另外属于这个圈子的还有肯普卡的前妻，她与肯普卡的情况同布洛姆贝格部长的情况有些类似。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肯普卡虽然不得不与她离了婚，但却为她在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上租了一套房子，并且继续同她保持联系。所以后来他也把她安置在后湖畔的波斯特公寓里。肯普卡的夫人常常与人发生口角，使人感到极不愉快。
因此，在此居留越来越令人压抑。尽管公寓的主人同意把客人安排在他的公寓里，为此他得到了食品、酒和烟等物品，但是指定给我们的食品突然消失了。尽管他掌握着食品的分配权，但他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饭菜越来越少，在后湖什么都买不到，我们天天喝豌豆汤。
这期间美国人已进驻贝希特斯加登。人们不得不把主楼腾给一个连的美国士兵居住。我们被挤到厢房里去住。每当藏在周围小茅草房里的党卫军领袖一露面，都要引起一场混乱。这是最令公寓主人恼火的事。他每次都明确建议我们最好离开这里。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和危险。我们听说，贝希特斯加登地区的地痞和黑鬼们已开始抢劫。有一天，果真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地痞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他们环顾四周，不动声色地打开了所有的抽屉，最后把我从贝格霍夫带来挂在墙上的两幅小油画取下来拿走了。另外从我们的箱子里拿走了两个小收音机。我在贝格霍夫收拾好后放在床底下的箱子他们没有发现，这些箱子后来到了美国人手里。
第二天早上，即1945年5月22日约七点钟，有人敲我的门。一个美国反情报部队的人，要找阿尔贝特·鲍曼和富塞尔小姐。阿尔贝特·鲍曼此时化名罗特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隐蔽起来了。这点人们是知道的。另外还寻找一些农民。他问我：“你是谁？”他肯定已从公寓主人那里了解到了我的情况。此时我心里直犯嘀咕，表面上还是克制着自己。
当天下午，美国反情报部队的一位军官把我接了去。他的随行人员随随便便抓去我的手提包，打开后把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这种情景，使我非常恼火，然而这位军官却说：“你必须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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