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就是这么生猛04:袁氏称帝-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词严地警告朱尔典：朱尔典，我知道你们英国，处心积虑地想打听到“二十一条”的详细内容，但我是个有着高素养的外交人员，绝不可能告诉你第一条是中国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啊，也不可能告诉你第二条是山东省或沿海地带的所有土地岛屿，无论何种名目，概不得租让他国啊，更不可能告诉你第三条是……又一口气背了一遍。
朱尔典在顾维钧坚决不告诉的时候，拿起铅笔，埋头在桌子上狂写，写完后拿给顾维钧：小顾，这是不是日本人对你们提出来的“二十一条”？
顾维钧接过来一看，大惊：泄密，泄密，这是严重的泄密事件，你们英国佬搜集情报的能力，真是让人震惊啊。
【09。比“二十一条”更卖国】
事隔多年，顾维钧回忆“二十一条”事件时说：
日本此次所提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于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决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顾维钧在这里说，日本人提出来的“二十一条”，基本上等于没签。但人民群众基本上认为你就是签了，这让当事人极为郁闷。
那么，这个“二十一条”，到底都有哪些条款，竟然搞得这么扯皮？
夫“二十一条”者，总计五号二十一条。
第一号是有关山东问题的，共计四条：
1．中国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2．山东省内或沿海地带的所有土地岛屿，无论何种名目，概不得租让他国。
3．由日本建造从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线的铁路。
4．从速开放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供外国人居住贸易。
第二号是关于南满和东蒙（即当时的内蒙古）的事项，共计七条：
1．将旅顺、大连的租界期及南满和安奉两条铁路的期限，均展延为九十九年。
2．日本人在南满、东蒙可租赁土地用于工商业和耕作。
3．日本人在南满、东蒙可任意居住往来和经营工商业。
4．日本人在南满、东蒙各地获得矿产开采权。
5．在南满和东蒙地区，欲允许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款，并将南满、东蒙各项税课作为借款抵押时，中国政府须先经日本政府的同意方能办理。
6．中国政府如在南满、东蒙聘用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或教习时，必须尽先与日本政府商议。
7．将吉长（吉林——长春）铁路的管理经营权委托于日本政府，期限九十九年。
第三号是关于汉冶萍公司的，共计两条：
1．两国约定，将来将汉冶萍公司作为合办事业，不经日本政府同意，该公司所属一切权利、产业，中国及该公司均不得自行处分。
2．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附近矿山，不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许外人开采，无论直接间接影响到该公司的举动，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只有一条，也就是让袁世凯惊呼“小日本欲亡我中华”的那一条：
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更凶，是中国外交人员始终未曾让步的，共计七条：
1．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各方面的顾问。
2．日本在中国内地所设有的病院、寺院、学校等，中国一概允许其拥有土地所有权。
3．日中合办必要地方的警察，或在此等地方的警察官署中，聘用多数日本人，以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4．中国所需军械半数以上须由日本采办，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
5．将连接武昌与九江、南昌的铁路，及南昌到杭州，南昌到潮州的各线铁路建造权，让与日本。
6．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如需外国资本，先向日本协议。
7．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
以上就是“二十一条”的全文。这些条文无不杀气腾腾，苛刻至极，却硬是被袁世凯举重若轻，化解于无形。
可要是这么说，就会有人反对了，如果说袁世凯并没有在“二十一条”上签字，那为何国人皆指袁世凯卖国呢？
这个，这个……这个对于袁世凯的指责，是因为在东京，又有人提出了比“二十一条”更狠辣的“十一条”，提出“十一条”的人为了脱身，就拼了命地把屎盆子往袁世凯脑壳上扣，最终导致袁世凯无罪空负千载骂名。
是谁这么胡来啊？
【10。孙文先生的“十一条”】
为了解决“二十一条”危机，袁世凯一面命顾维钧易妆潜入英美大使馆，一面派蔡廷干于1915年2月11日将消息泄露给英国记者端纳。端纳和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里循，一块把“二十一条”的全文，给《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发了过去。
按说从泄露到披露，中间应该有个时间段。
但是没有。就在2月11日，在东京，中国留日学生千余人冒雨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
两个星期后，也就是2月25日，流亡日本的陈炯明、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钮永键发表通电，要求暂停革命，一致对外。
三天后，中华革命党领袖孙文发表讲话。略谓：
弟在南京首先除去会党之禁，悉使自由立党立会。及解职回粤，以粤为洪门最发达之省，故思从吾粤入手，使其立案，自由公开，为改良进步之办法。商之胡汉民，胡大赞成。弟遂授意黄三德上呈以请，其与黄联名者则外交司陈少白，税务处监理官史古愚，比胡之属僚也。而是时适陈炯明为军统，握兵权，锐意办匪，而彼并嫉会党，力阻其事，谓彼必俟土匪扫来之后，否则土匪窜入，会党更难收拾。胡不能强夺其意，而弟之目的，又不能达。此事应追怨陈炯明，其次胡汉民身为都督而不能制陈，致受阻挠，亦非无过。
孙文这个讲话，很有意思。简单说来，就是陈炯明明确提出反对“二十一条”，而孙文则指责说：陈炯明是个大坏蛋，他嫉妒江湖兄弟。你们不要跟他混，跟他混是没有出路的。
好像话没说到一块去。
很快就会说到一块去了。
话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冒雨抗议“二十一条”之后，日本报纸很不满意，纷纷指责孙文的中华革命党在幕后操纵。
对此，孙文明确否认。
最激烈的党人戴季陶，奉孙文命发表公开讲话，略谓：
……有人作为个人，只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参加活动……但不是作为革命党员参加这一活动的。公使馆散布如此流言，目的是败坏革命党名声，使革命党甚感难堪……
戴季陶的这个讲话，耐人寻味，他的意思是说：反对“二十一条”，是很丢人的事情，说中华革命党反对“二十一条”，让中华革命党真的很难堪。而戴季陶所称的“有人”则是指陈炯明、黄兴等，指责他们反对“二十一条”，是另有所图。
有什么所图呢？
不太清楚，戴季陶不解释，因为他认为你懂。就在他发表公开讲话两周后，孙文先生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提出中日盟约草案“十一条”。
那么，孙文先生的“十一条”，又是些什么内容呢？
此“十一条”者，系1915年2月5日，孙文并陈其美，与满铁株式会社方面所签订的《中日盟约》，史上简称“十一条”，内容如下：
1．中日两国互相提携，其他国家若对东亚有重要外交事务，两国应相互事先通知对方。
2．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国所用武器、弹药应与日本采取同样制式。
3．中国陆海军若聘用外国人，应首先聘用日本军人。
4．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若聘用外国人时，应首先聘用日本人。
5．为中日经济协同发展，设立中日银行，并在中国各地设立分行。
6．中国经营矿山、铁路、航运，若与外国合办，应首先考虑日本。
7．日本帮助中国改良弊政。
8．日本帮助中国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
9．日本赞助中国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销领事裁判权等。
10．上述内容未经两国外交当局及本盟约签字人同意，不得与他国缔结。
11．本盟约有效期为十年。
王忠和先生所著《袁世凯全传》第343页中说：
盟约签订后，满铁向孙（文）提供了三十多万的经费。孙的做法在革命党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有人称他为“中国的李完用”（李为要求与日本合并的朝鲜卖国贼，原作注）。
孙文担心袁世凯真的会接受“二十一条”，那样一来他在日本人眼中岂不失去了价值，于是迫不及待地于1915年3月14日，通过其老朋友犬养毅把他的“十一条”传达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在信中，孙文对他的“十一条”与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基本相同表示欣慰，又说袁世凯不会对中日提携有诚意，以向日本政府输诚效忠。如果日本帮助自己打倒袁世凯，而执掌中国最高政权的话，他应允将给予日本比“二十一条”更为优厚的利益。
【11。东京这边有点儿乱】
王忠和先生在他的《袁世凯全传》第342页中，还说道：
1914年5月11日，孙文就曾写信给大隈首相，做过类似“二十一条”的口头许诺，只是，大隈认为孙乃在野之人，因此不大重视他所开出的空头支票。孙的两封信的复印件，于1986年被日本人公之于世。
这些日本人，真是太不像话啦，居然把孙文先生这些糗事全都给倒腾了出来，他们想干什么？
日本人想干什么，那是日本人的事，我们就甭管了。继续说孙文先生。袁世凯并没有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却仍然背负千秋骂名，可见出卖国家利益这种事，真的不能干啊。既然如此，那孙先生这么个搞法，又是何苦呢？目的何在呢？
王忠和先生解释说：
孙的这一系列谋划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交易，想借重帝国主义扶植自己上台。此事或许知道的人极少，或许因为没有成为事实，遂慢慢为人所淡忘，以后的国民党当局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不再提这一段历史。不过，孙的这些举措很为当时的人们所诟病。
当时的人们怎么评价，我们先不管。先来说说我们自己，我们教育孩子，第一要义就是要认清是非，知道如何评判一个人。一个人做什么事，他就是什么人。当跌倒时，我们不能趁机抓住扶我们起来的人反咬一口，同样，我们也不能抱着劫匪叫亲爹，人家认不认你，还两说呢。
可这个基本的是非判断准则，搁在孙袁这里，就出了岔子。明明是袁世凯力挽狂澜，独撑危局，以巧妙的手段化解了“二十一条”危机，维护了国家利益，我们却非要骂他卖国，甚至昧着良心造谣说他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而孙先生弄出来个比“二十一条”更狠的“十一条”，我们反倒认为他有礼有节，爱国爱民，那么我们的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孙先生这么个搞法，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只要日本帝国主义扶持孙先生上了台，搞死老袁，革命就算成功了。要是照这么个说法，孙先生上台之后，也是不会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的，可现在袁世凯就不肯签，那为啥非要搞掉他呢？若说袁世凯不代表人民群众，你孙先生也只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啊，和袁世凯代的是同一个表，那这么恶搞又有何必要呢？
最要命的，是梁启超对此事的评价：
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不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
用现代的思想理念，重新解读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意思就是说：政治家的职责，不在于亲劳亲为做具体工作，而在于为社会制订一套良性规则，传布诚信正直的理念。政治家万不可施展骗子手段，你骗，大家也跟着骗，全社会一起来骗，最终把个美好人间，生生弄成了骗子横行的恶狱。所以骗子政客以骗局得逞，却让社会付出了规则沦丧的惨重代价。
总而言之，政治家必须要以正直诚实为准则，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你铁定遇到骗子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