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解读大明帝国沦亡:奈何江山唱晚-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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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帝国内部的混乱和努尔哈赤战场指挥的失误让袁崇焕获得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同时也把官做到了更大的辽东巡抚。但局部的胜利并不能决定整个辽东局势的变迁，从战略角度来讲，努尔哈赤的后金帝国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威慑力。面对边疆的严峻形势，宁远守将袁崇焕的心中依然不得片刻轻松，而与边疆局势一样让人挠头的还有大明帝国内部的腐败，身在官场之中，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从帝国中枢北京传来的称赞让袁崇焕的内心感到了些许的轻松，他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朝中高官的赞许。在他看来这种赞扬既是对他本人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对边官将士的回报。同时面对后金的强大军事压力，为了争取喘息的时间，在袁崇焕心中，一个大胆的策略也渐渐形成，那就是——议和！
（三）皇太极神奇即位
天启六年（金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天命汗努尔哈赤去世，皇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被诸贝勒议立为新汗，尊称“天聪汗”，改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虽然接下了父亲大汗的职位，但事实上他的实权却远逊于其父努尔哈赤。他老子的江山和大汗的名位是自己打下来的，是“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其汗位是“天任之为汗”，而皇太极的大汗则是贝勒们商量的结果，既不是他老子指派的，也不是上天任命的，因此从这一点来说，他这个大汗做得就不那么舒坦。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时，在他的子嗣之中以大贝勒代善最有希望、最有资格，也最有实力继位为君。代善系第一位后金国大福晋所生的皇子，军功累累，位列四位大贝勒之首，具体处理军政要务，还曾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太子，被指定为帝国的继承人。他本人身为正红、镶红两旗的旗主，他的亲侄子杜度掌镶白旗，儿子岳讬、萨哈廉、硕讬、瓦克达均是辖领牛录、带兵打仗的勇将，而这其中岳讬、萨哈廉、硕讬三人和杜度还是所谓的“执政贝勒”，在后金的政治结构中属于高层官员。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代善是被废的太子，但按照努尔哈赤宣布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新汗将由诸贝勒“任置”，因此以他的实力来说，还是极有可能继任新汗的。而相比之下皇太极的实力则非常有限，仅领有正白旗，位居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后，为第四位大贝勒，他的子嗣也没有大贝勒那么勇健，本人在军队的影响力也非常一般，甚至还不如十二弟阿济格、十五弟多铎、十四弟多尔衮三个小兄弟。
然而，就是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之下，皇太极居然就赶上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大贝勒代善居然带头让贤，提出立皇太极为君。最有实力的大贝勒这样说，其余人自然不愿当出头鸟，于是老爹死了没多久，皇太极便被诸贝勒“任置”为天聪汗。但皇帝虽然当上了，能管的东西却不多，皇太极登基之时便由他和其他贝勒书写五份誓词，祭告天地，规定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并尊，以他们四位为主，加上阿济格等十一位贝勒，共同治理后金帝国。即便是开朝会的时候，作为四大掌权者之一的皇太极也是与三大贝勒同坐于上，接受其他贝勒与八旗官将朝拜。
第四部分
第61节：奈何江山唱晚（61）
事实上有关皇太极登基的这段历史，并没有过多详细的记载，很多故事也都是后人的猜测，但如果冷静地看待这件事，我们就能发现这种做法确实是被迫而为。按照当时各个贝勒的实力来讲，当新汗，很多人都有资格，代善要当，别人肯定不干，别人要当还有更多的人不服。在这种情况下，代善领头把实力不济的皇太极推到汗位上，既可以平息纷争，让后金帝国免于分裂，同时自己和皇太极平起平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一旦力量结构发生大的变化，自己自然可以取而代之。而除了代善之外，其他实力强大的贝勒也都不愿意在父亲刚死的时候，就因为权力之争搞得大金国四分五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暂时的妥协来换取帝国的稳定对诸位贝勒来说算是唯一的办法。
与众多贝勒各打各的算盘不同，这种结果对于皇太极来说既算是一个机会，同样又危险重重。帝国内部派系林立，自己虽然牌子最大但是实力却不济。而与此同时，老爹努尔哈赤多年的倒行逆施也让国家经济羸弱不堪，更为可怕的是当时后金的周边形式极为严峻。
此时在后金帝国西边的大明帝国，虽然破烂不堪，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还有袁崇焕这样的将领虎视眈眈，时刻不忘收复失地。此时由于宁远一战大胜，官升辽东巡抚的袁崇焕获得了更大的权力，首先命令收复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接着又移商民，广屯田，竭力巩固关外四百里土地，进而遏制后金军队，伺机复辽。与西边的局势大体相同，在后金国的北边与西北的漠南蒙古部落，此时也大都与明军处在一个战壕，对实力强大的后金帝国保持着足够的警惕。这其中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在他的心中，早就定下了恢复祖业、统一蒙古、再建大元王朝的志向。因此一直以来都是招兵买马、积蓄力量。林丹汗每年接受明朝赏银上百万两，其任务就是不断地骚扰后金国的边境。在后金帝国的东南边是世代忠于明政府的朝鲜，在萨尔浒之战中，朝鲜甚至还派出了一万多兵将随征。在这之后他们又大量收容因努尔哈赤暴政而逃入境内的辽民，并且供应驻扎在皮岛上的明朝总兵毛文龙部给养。毛文龙本人也是悍将一员，有吃有喝自然也不闲着，以皮岛为据点，不断出击袭掠金国腹地，闹得金国鸡犬不宁。
面临内政外交极其恶劣的局面，皇太极并没有退缩，反而在此刻显示出如父亲般的果敢。在对内政策上他大刀阔斧一改父亲执政后期的弊政，极大地改善了汉族民众的地位，缓和了后金帝国内部愈演愈烈的民族矛盾。同时他还启用了一批汉族官员，并给予其一定的官爵权力。这样一来，一大批汉族官员都感恩于他，愿意死心塌地地为他效命。皇太极此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来极大地缓解了国内矛盾，使国内经济政治逐渐走上良性轨道；另一方面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增强了与代善等其他贝勒抗衡的本钱。
在稳定了内部局势之后，皇太极又开始着力于外交事宜。在努尔哈赤去世时，刚刚提升为辽东巡抚袁崇焕曾派遣使臣前往吊唁“以觇虚实”。皇太极心中虽然愤怒但表面上却以礼相待，并致书袁崇焕表示和好。天启七年（天聪元年），皇太极致函袁崇焕商讨议和条件。在信中，皇太极一反常态，以极低的姿态隐去“天聪”年号，曲意表达臣服之心。皇太极针对明政府的这种做法，对于袁崇焕来说也不是什么坏消息。他虽然明白这是对手的缓兵之计，但由于多年来边关废弛，以议和来争取时间抓紧修复山海关外锦州、中左、大凌河等城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至此明帝国与后金帝国正式进入了打打和和的胶着时期。
解决了与明政府的问题之后，皇太极开始把目光对准蒙古部落和朝鲜王国。皇太极深知，自己的老子是马上皇帝，现在自己当了大汗，虽然权力有限，但全国上下却都把目光对准了自己，想要获得族人的信任，战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明朝防守严密，打起仗来胜负难料。但收拾收拾蒙古和朝鲜相对来说还是有些把握的。
第62节：奈何江山唱晚（62）
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在即位一个多月之后，皇太极派遣大贝勒代善等九位贝勒，“率精锐万人”，出征蒙古扎鲁特部，另外又派副将冷格里领兵六百突袭巴林部，驱逐哨兵，火烧大草原，以助长声势。在这两场小规模战斗中，代善大破扎鲁特部，并活捉了他们十四个王子，“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冷格里也俘获巴林部人马牛骆羊四千余。
牛刀小试之后，皇太极初步建立了自信，于是开始着力对付蒙古部族的主要对手——林丹汗。在对付林丹汗的过程中，皇太极利用蒙古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有效地分化了对手的实力，并且和其中一些蒙古部落结成了军事同盟。
天启七年，蒙古族部落之间发生大规模内战，林丹汗击败了喀喇沁、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喀尔喀等部落组成的十万人联军。就在蒙古族发生内战之际，位于金国南边的朝鲜内部也发生了动乱，与蒙古人的勇悍相比，朝鲜军队的战斗力就有限了很多，于是皇太极立刻发兵远征朝鲜。
对于这次远征，皇太极在出发之前就打好了算盘：“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攻朝鲜，明毛文龙近彼海岛，依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得，则并取之。”由此可见这次远征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一是要降服朝鲜，二是要拔掉皮岛明将毛文龙这根眼中钉。按照皇太极的命令二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讬率领后金精锐三万余人，跨过鸭绿江，先下义州，接着遣兵直捣毛文龙部所居的铁山一带，由于提前没有准备，毛文龙部一接火便开始溃退，急忙返回皮岛。二贝勒阿敏随后挥军南下，连克定州、宣州、郭山，向朝鲜旧都平壤急进。正月二十六日，皇太极的部队进抵平壤，城中巡抚、总兵等官员及军队百姓四散而逃。此时，已经逃往江华岛避难的朝鲜国王李倧派使臣向后金军求和。和对明作战时的“七大恨”一样，后金军也给朝鲜人找出了不少不是，而且数量不多不少，也正是七个，二贝勒阿敏历数完朝鲜国“七大不是”之后，限期五日，速来签订合约，如果违约的话，后金大军将继续攻城略池。在后金帝国巨大的军事压力下，朝鲜国王选择了认输，和后金签订了“江都和约”。紧接着二贝勒阿敏下令让部队纵掠三日，满载而归。
解决了朝鲜战事之后，在蒙古部族内战战败的喀喇沁部遣使要求与金结盟，皇太极立即欣然允诺，并杀白马黑牛，向天盟誓，共同讨伐林丹汗。第二年二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大凌河上游，突袭林丹汗所属的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俘获一万余人。接着九月份他又率领八旗精兵与归附的蒙古部落联手，大举西征察哈尔，连续突袭席尔哈、席伯图、汤图等处，连战连捷，一直追杀到大兴安岭，这一战让林丹汗元气大伤，皇太极基本稳定西北局势。
皇太极对朝鲜发动的这一战有力地平定了东南方的局势，基本扫除了来自朝鲜方面的威胁，同时也有效地限制了明帝国皮岛驻军的活动范围，并对其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而对蒙古部族的分化和进攻，则彻底确立了女真民族在草原上的优势地位，而皇太极也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娴熟的军事指挥能力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自此，辽东大地，以女真为尊，草原上又一只雄鹰开始展翅翱翔！
四 袁崇焕的起落悲歌
千古之冤和辽东局面的最终形成
在明朝漫长的历史上，好官、清官、有本事的官很多都折戟沉沙、阴沟里翻了船，例如于谦、刘宗周、叶向高、熊廷弼、孙承宗等等。这些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浓重的士大夫情结和清高知识分子做派。在他们眼里，清就是清、浊就是浊，来不得半点含糊。这种想法如果放在一个文明、进步的时代可能还有些空间，但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却很难实现。
以明朝的历史来论，宰相做得最得劲，名声又不算差的可能就只有张居正一个人，但当我们翻翻张居正的老账就会发现，这位大人掌权之时还是蛮专权的，和魏忠贤相比他就是方向相反，力气用到了国家建设上，但针对于人的很多做法都是差不多的。但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问政方式才能让他在明朝繁冗的政治结构中，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施政通道，进而实现国家的振兴。而反观那些具有崇高理想，以刘宗周、叶向高为代表的官员们，虽然有文化、有思想，也忠心报国，但却缺乏一个封建官员所必需的灵活，一味的高标准高追求反而成为了他们的负担，在仕途上过于耿直、主观成了他们失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