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解读大明帝国沦亡:奈何江山唱晚-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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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为主将，官兵二万余人，叶赫兵二千随征；南路军从鸦鹘关出边，以李成梁之子、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官兵二万余人；东路军从亮马佃出边，以总兵刘铤为主将，官兵一万余人，朝鲜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总计四路军马一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和叶赫部落的军队，一共十万零三千余人，号称四十七万，火器数万，声势浩大。后金女真总共约六万人，即使全民皆兵，也只是这区区六万，在人数上占据绝对的劣势，而且使用弓箭刀枪，没有火器，双方力量对比，似乎明军是定胜无疑了。然而，战争结局却出乎明朝政府的意料，十万大军竟惨败于八旗劲旅手下。
由于之前早已收到明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因此努尔哈赤做好了充分的战略准备。这场战争对于明帝国的人民来说是大国宣威、平复边虏，但对于后金人来说却事关民族的存亡。尽管明朝大军压境，兵多、枪多、火炮多，但事实上后金的军民却毫不惊慌，面对强敌，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第52节：奈何江山唱晚（52）
一来，保家卫族，只有死战一条路。女真人长期遭受明朝政府压迫剥削，明帝及其文武百官“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对女真——满人“苦害欺凌，千态莫状”。因此这次明军来剿，不将其打败，努尔哈赤和他的亲信部族固然要被斩尽杀绝，八旗官将士兵也势必难逃一死，整个女真族必然要被弄得七零八落。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战争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少许的反压迫、求生存、图发展的性质，因此无限激励了女真人民拼死抗敌的强烈斗志。说白了就是，左右是个死，还不如力拼而死。
二来，由于女真人和新兴的政权“金”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其民族信心已然被再次唤醒，内在的血性喷薄而发，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贵族充分起到了领袖模范的作用，举国上下练兵习武，拼搏进取，一派兴旺的景象。而之前女真劲旅又取抚顺，下清河，斩杀明朝大将，所向无敌，因此此次交战虽然表面力量悬殊，但对于女真将士而言却是信心百倍，从一开始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经过仔细的侦查之后，努尔哈赤基本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也看清了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认为“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认为明军虽然枪炮众多，但也有其局限之处，那就是利远攻，不便近战。而相比之下八旗兵丁使用传统的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同时由于明朝军队多是远来，人地生疏，粮饷难继，而己方军队则生长于此，熟悉作战环境，行动便捷。因此努尔哈赤决定充分发挥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明军之短，设下埋伏，诱敌入围，然后以奇袭的手段破敌。
下定作战决心之后，努尔哈赤只派出五百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铤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准备埋伏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这就是所谓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表面上，努尔哈赤的这种战法，有些莽撞，一旦失利便会全军覆没，但正是这种拼死决战的勇气和信心让后金军队得以最大化了自己的力量。此时如果明军能够调整兵力部署，对后金军队迅速形成战略合围，那么这场战争还有取胜的希望。然而可惜的是，杨镐的如意算盘并没打好，由于明朝军队对作战地形不够熟悉，关外又多山多水，刘铤、马林和李如柏三路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目的地，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以六万人对付杜松的三万人，便能够在整个战役中取得局部优势，获得主动权。
仔细地进行了战役部署之后，努尔哈赤拔营起兵，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作为此次战役的主力部队，明军西路杜松部急于交战，一心取得头功，因此虽然明知其余各部动作缓慢，依然孤军深入，意图寻找努尔哈赤主力部队，并与之展开集团攻防。
作为西路军的统帅，杜松本人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将领，他出身于将门之家，兄长杜桐以军功升至大帅。杜松本人也是“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阵仗，屡建军功，最后升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同时与大多数明朝官员不同，杜松的为人也很正派，其人秉性清高，不贪财、不怕死，也不巴结上司笼络权贵，从这几点来说，杜松可谓明帝国的忠臣良将。然而抛开他具备的这些优点不谈，作为统兵作战的将军，杜松在性格上有着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性急“尚气”，也就是说是个不折不扣的急性子。
四月十三日，杜松率领三万明军，出抚顺，十四日抵达萨尔浒。此时杜松如果能够沉下气来，死守萨尔浒，拖住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那么一旦其余三路军队抵达赫图阿拉，明朝军队将形成巨大的优势，到时再利用武器装备的优势，剿灭努尔哈赤确实不是什么痴心妄想。然而在得知后金正派兵构筑不远处的界凡城，借以阻挡明军东进之后，杜松立刻决定带领一万精骑突击界凡城。他的这个选择，可以说是臭招中的臭招，本来三万人的部队，力量就很有限，如今又把这有限的部队再次分割，简直就是自寻死路，正中了努尔哈赤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打击的圈套。
第53节：奈何江山唱晚（53）
努尔哈赤在得知杜松孤军深入之后，大为开怀，认为：“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在这种准确的判断之下，他先是派两个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带领两旗人马截击杜松，而自己则亲率其余的六旗兵马猛打萨尔浒的明军。明军遭到优势兵力的突然攻击，立刻大乱阵脚，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和他所率领的一万精兵则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这一战，杜松丧生，全军覆没。
击溃了明军的主力部队之后，努尔哈赤军威大振，转而截击北路军——马林部。四月十四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岔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企图互为犄角，彼此声援，这样的排兵布阵无异于分散自己本来就不够强大的力量。而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在西线刚刚消灭明兵主力杜松部，乘胜挥戈北上，军队气势正是旺盛的时候。十五日，后金兵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军，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军大败，马林仓皇逃往开原，紧接着，努尔哈赤回军猛攻，又围歼了斐芬山的明军部队。
击垮了明军的两路部队之后，努尔哈赤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经过简单的休整之后，后金部队立刻回师南下，截击东路军——刘铤部。
四月十日，刘铤率领的明东路部队出宽甸。十六日，大部队进抵阿布达里岗，跟随配合的朝鲜将军姜弘立率部到达富察，距离赫图阿拉仅有五六十里。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得知东路军已经接近都城之后，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领军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线，很快就在东线集中了三万多人的集团部队，待机而动。
按照努尔哈赤的指挥，代善率领己部在距赫图阿拉五十里处的阿布达里岗“设伏于山谷”。为了能够诱敌深入，代善命令明朝的降官持前次战役中所得的杜松令箭求见刘铤，诈称杜松已抵达赫图阿拉，催促东路部队迅速增援。刘铤一听杜松已经到了赫图阿拉，立刻着急起来，觉得自己的功劳马上就要被人抢跑了。为了能分得胜利果实，既没深究消息的真假，也不等朝鲜将军，急忙率本部人马直奔赫图阿拉，并在阿布达里岗陷入重围。后金军“不意突出，冲断前后”，刘铤战死，全军覆没。
聚歼刘铤部之后，代善迅速集合八旗兵马，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团团围住，“孤阜狭隘，人马偪侧，屡日饥卒兼之焦渴，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皆股栗，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事无可为”，无奈之下姜弘立只好率全军投降。
面对东、西、北三路军队的全面失利，杨镐急令南路军李如柏撤回大本营。从四月十三日开始，努尔哈赤仅仅用了五天时间便打下了一系列漂亮的歼灭战。在此次战役中，明军文武官员死三百一十多人，士兵阵亡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丢失马骡驼两万余匹，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两万件，明军完全失败。
“萨尔浒战役”是关系到后金与明帝国兴亡的关键一仗，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在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顽强作风，在五天之内，在数个地点进行了数次大规模集团作战。战斗前部署周密可靠，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迅疾投入新的战斗，连战连捷。这一仗让明军丢了威风，却让后金部队打出了信心，当年六月，努尔哈赤又挥军打下开原。七月，攻占铁岭。从此，辽东军事彻底逆转，后金部队由防御转入了进攻，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进入了全面崩溃的阶段。
而此时面对东北局势的急转直下，坐镇北京的神宗皇帝朱翊钧依然忘我，虽然“东事危急，京师十分可虑”，却仍然不理朝政，甚至拒绝召见长跪门外的文武群臣，一心玩乐，丝毫不把边疆军务放在心上。
第54节：奈何江山唱晚（54）
（二）熊廷弼——传首九边的悲哀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明帝国辽东主将更迭，熊廷弼走马上任。这是一位有胆有识，才华横溢的名臣。虽然是文官出身，但因边患急遽，所以苦练骑射、钻研兵法，被誉为“善左右射”，有“盖世之才”。
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局势，知识分子出身的熊廷弼没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反而是毫不畏惧，逆流而进，担起了拯救国家于危亡的艰难重任。上任之初便亲巡边境城堡。当时，沈阳、辽阳军民四处躲避战火，帝国的官员们谁也不愿意去沈阳任职，熊廷弼却于七月只带数百疲弱士卒，连日兼程抵达沈阳，紧接着又乘雪夜亲赴毗邻后金的抚顺城。
经过巡视之后，熊廷弼基本掌握了辽东的布防情况，此时的沈阳虽有兵卒万名，但“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而一向号称兵强马壮的军事重镇辽阳，只有残兵二三万，“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没有军事行动的时候就地操练，如果有小规模的行动则各自为战，假如强敌来犯，则诸关口守军互相应援。紧接着又在重镇辽阳设兵二万，以策应周围的要塞军队。熊廷弼的这种做法正是发挥己之所长克敌之短。
在熊廷弼看来，明朝部队虽然在萨尔浒一败涂地，但却并不意味着自此便再无还手之力，努尔哈赤和他的后金军队虽然善于骑射，士气高昂，在战斗中猛冲猛打“铁骑冲突，如风如火”。但由于他们缺乏火器，不会使用枪炮，所以虽然长于野战，却短于攻坚。因此明朝军队虽然战败，但只要战略得当，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坚固的城地，据险扼守，便可稳定战局，再伺机进攻。因此，在熊廷弼的战略谋划中，防守是最为重要的策略，当然这种防守并非消极怠工，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恢复边境军队的战斗力和自信心，为其后的决战建立基础。为了尽快让军队进入良好的状态，熊廷弼还大力整顿军纪，斩杀了逃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以祭奠战死的官兵，又诛杀了贪官陈伦，弹劾掉庸懦怕死的辽东总兵李如桢，招抚流民，缮守器具，分置士马，“由是人心复固”。
军事上确定了防守策略的同时，熊廷弼也加紧征兵调将、齐备粮草，做好战争准备。面对恶劣的边境形式，他屡上奏疏，增造大炮数千、枪炮数万，又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装灭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