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痛史-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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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战役失败后，他与张名振一起护拥鲁监国进入郑成功辖境。
张名振死后，张煌言成为鲁监国残部的统军人物。
郑成功被永历帝封为延平王，张煌言当时也被封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郑成功长江之役时，张煌言引本部兵数千人，率师先行西上，为郑成功先开辟上游战场。
虽然当时孤军深入，由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张煌言所率明军迅速收复芜湖、沈州、宁国、太平等地。可惜的是，南京之役失败，郑成功不告自退，致使张煌言进退失据。
兵溃之时，张煌言仍旧镇定。他命人凿沉剩余战船，然后率残众登岸，在湖北、安徽交界处的英山、霍山一带艰辛辗转。清军围追堵截，从人星散，他一路经安庆、建德、祁门、淳安、义乌、天台等地，历尽万苦，步行二千多里，最终复归浙东滨海地区。
当地人民得知张煌言生还，悲喜交集。
张煌言重举义旗，召集人马，以台州临门岛为基地，继续从事反清复明的军事行动。清军势盛，在大肆推行“迁海”政策困窘反抗义军的同时，步步紧逼，四处逮人杀人，还逮捕了张煌言的妻儿，关入宁波狱中。
郑成功丧败之余，想入据台湾，远离大陆本土。张煌言心急如焚，派人送急信挽留，认为“军有进寸无退尺”，如果入台湾，则将来金门、厦门皆不可守，一定造成天下复明之士灰心失望的后果。
郑成功不听，扬帆而去。当时，张煌言已带兵行至福建北部的沙埕想与郑军会师。他扑空的失望，可想而知。
1661年，永历帝在云南被吴三桂俘虏。转年，永历帝被杀，郑成功病死。
张煌言恳请郑成功之子郑经重拥被郑氏家族软禁区的鲁监国朱以海为帝。但是，郑经冷酷似其父，连鲁监国平时的粮食供应都常常缺欠，更甭提拥之为帝了。
兵卫寥寥之下，张煌言处于浙江沿海穷荒僻岛，坚持抗清。清朝浙江巡抚张杰致书诱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复书表示，如果清朝割海边之地给明朝残余势力，双方保民息兵，明朝余部能等同朝鲜之地位，他本人可以挂帆远航而去，不再与清廷为敌。（《海东逸史》）
这种缓兵计，自然为汉奸张杰所识破，但他心中不得不深敬张煌言对明朝的忠贞不贰。
1662年底，郑成功死后半年，鲁监国朱以海因哮喘病发作病死于软禁之所。至此，张煌言心中的复明希望，全然破灭。
痛哭之余，他对身边人讲：“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因主上（鲁监国）尚存。今事如此，复有何望！”
有部众劝他率手下乘船去台湾往依郑氏，张煌言不从。“偷生延年，不如在此，以死立信！”
于是，他在悬岙岛尽散其军，自己只带随从十余人居于山上邻近峭壁的茅屋中。
不久，张煌言与众人商议，欲尽数落发为僧，前往普陀山，静待时变，再起复明。
荒岛之上，张煌言作《满江红·怀岳忠武》一词，表达复国报仇之念：
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
便几个孤忠大义，冰清玉烈。
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上胡笳月。
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
汉宫露，染园雪。双龙逝，一鸿灭。
剩逋臣怒击，唾壶皆缺。
豪杰气吞白凤髓，高怀眦饮黄羊血。
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
不料，张煌言部下其中一位小校叛变，逃走至清朝浙江总督赵廷臣处告密，引来大批清军搜山。
一腔忠愤血 飞溅于群虏（2）
猝不及防，张煌言被清军生擒。
他被押送至宁波，清朝总督赵廷臣从前到海上与张煌言谈判过，见到他非常礼敬，设宴举酒，问候到：“张老爷别来无恙。”
张煌言不入席，凛然曰：“我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何必多言！”
与张煌言一同被俘的罗伦见状高声说：“张公一死而已，何必与如此猪狗之辈絮语！”
清朝的赵提督识趣，以重兵护大轿，把张煌言礼送至省城杭州。临别故乡时，乡亲成千上万泣别送行，张煌言作《甲辰八月辞故里》诗：
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
桐江空悬严光钓，震泽难回范蠢船。
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
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春史传。
船行途中，夜半时分，张煌言忽听有人低声吟唱《苏武牧羊曲》，大英雄立刻起身和歌，慷慨激昂。仔细一看，唱曲人乃看守士兵之一的史丙。
张煌言知道对方“劝死”的心意，说：“你真是有心人！你放心，我作为大明兵部尚书，绝对会为国尽忠，含笑而死，不会给大明朝丢脸！”
入杭州后，张煌方赋《入武林诗》，更加坚定了以死报国之心：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字里行间，岳飞、于谦两位前辈先烈，成为张煌言的精神支柱。
清朝的浙江巡抚张杰亲自迎接，待以贵客之礼。张煌言不卑不亢，与清朝督抚官员分庭抗礼，岸然高坐，寒喧闲话。
汉奸张杰等人皆知，张煌言心坚为明不可劝转，所以，相见许久，皆略谈闲语海中之事，闭口不敢提招降的问题。
言谈之间，还有降清的不少从前张煌言部将来拜，均涕泣行礼。
对这些人，张煌言略微颔首示意。
叙谈许久，清朝巡抚张杰终于开劝：
“张老爷，您如果肯降大清，富贵功名，即可立致！”
张煌言脸色一变，起身斥责：“这等事岂可与我讲，我惟求速死而已！”言毕离席。
清官清将，皆离席恭送，沉默久之。
张杰下令，将张煌言与被俘诸人软禁于豪宅之中。
这些清朝的文官武将之所以不甚坚劝张煌言降清，在于他们学深知这位张先生的大义凛然。因为，早在先前相互往来的书信中，张煌言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了自己的坚定信念。
〃执事（指清朝总督赵廷臣等人）为新朝佐命，仆（张煌言自指）为明室孤臣，时地不同，志趣亦异。功名富贵既付之浮云，成败利钝亦听天之命。宁为文文山（即文天祥），决不为许仲平（即南宋末降元的许衡）；若为刘处士（即南宋末降元的刘秉忠），何不为陆丞相（即陆秀夫）乎！”
遭受软禁期间，张煌言欲绝食，其参军罗伦又劝：“大丈夫死忠，任其处置，死得分明即可。张公您该吃吃，该饮饮。”
这位罗伦，本是镇江书生，南京之役时，开始追随张煌言。郑成功败走之际，他曾驾一吐小舟追赶海舟，登船苦劝：“您兵势尚强，奈何因小小挫败即奔。清兵胜后必骄怠，如果您现在回帆反击，定破南京。”丧胆落魄之余，郑成功不听，令人把罗伦挟去。罗伦当时在船上顿足号恸，士众感动。有这样的忠贞之士陪伴，张煌言肯定心中更感安定。
被俘期间，张煌言终日方巾葛衣，南面而坐，以示不忘故君。
临到刑场前，他提笔欣然，作诗二首，表其忠贞之态：
其一
揶揄一息尚图存，吞炭吞毡可共论？复望臣靡兴夏祀，祗凭帝眷答商孙。衣冠犹带云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赢得孤臣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
其二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
这两首诗，诸书皆无，惟载于《明秀南略》一书中。
“螳臂挡车”，在文革以后的大批判语境中，皆比喻顽固不化者。但张煌言“姑留螳臂当轮”的悲壮，恰恰显示了百死愁绝之中我们那种勃勃不屈的民族精神。
浙江地方政府报告上达北京后，对张煌言的处置，清廷内部研究一个月之久。有人建议把张煌言押送北京处斩，有人建议对他优待释放以招降南明残众，有人建议暂先把他拘押在杭州，议来议去，日久不决。
最后，经清廷部议，得出如下裁决：“解北恐途中不测，拘留惧祸根不除，不如杀之。”
清廷既怕张煌言押送北京途中有人劫囚车，又怕把他押在杭州给明朝遗民心中留希望，最终只能想出杀人一招。
古人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于张煌言来讲，身死天下事，且死而有真成，造就大汉民族士气刚风，求仁得仁，为义赴义，殉节死国，成就了中华烈士又一个千古流传的佳话。
张煌言死后，由于其妻子已经三天前早于他死于清军之手，他的尸体由其宁波同乡出资收敛，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的荔枝峰下。
一腔忠愤血 飞溅于群虏（3）
乾隆四十一年，虏君“赐”谥张煌言为“忠烈”。所以，张煌言的墓碑是“皇清赐谥忠烈明兵部尚书苍水张公之墓”。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张煌言的坟墓和碑石皆被捣毁，直至1983年才得以修复。虏君赐修墓，汉人复砸碑。其间辗转，发人深思。
一代完人张煌言，时至今日，知者寥寥无几。在他的家乡宁波，旅游者只知有天一阁、保国寺，从不知有“张苍水故居”。即使有人看见这个指示牌，想必也不知“张苍水”为何人也，说不定误认为是哪位红顶商人的大宅院。当然，有人爱看改编自鸳鸯蝴蝶派的影视剧，也可能把张苍水误认为张恨水。
在今日中国，言及南明，连妓女李香君、顾横波、柳如是等人，都比张煌言、张名振、夏完淳等人“有名”，毕竟她们是《桃花扇》等剧目的艳丽主角啊。香艳秦淮，妓女红杉，撩动世人遐思心肠。至于张煌言吗，我们伟大祖国的舞台荧屏，皆是大清皇帝的文功武治，我从未看见哪怕有一个单本戏或单本电视剧出现他的身影。
可悲！可叹！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波谲云诡、地动山摇的大动荡时期，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却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明末遗民杜撰，而是乾隆清政府《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官方统计数字（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
大汉忠烈，真是不绝如缕。所有这些人，或为封疆大臣，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皆临危不惧，挺身赴难，百屈不挠，杀身成仁。
痛呼天地痛，山川草不悲。通过他们的人生轨迹，我们确确实实能更加坚定中华民族精神本质的信仰。
相较之下，李永芳、孔有德、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许定国、郑芝龙、孙可望、骆养性、冯铨、孙之獬这样的贰臣贼子，屈膝虏夷，同流合污，残杀同胞。他们的低下人格，在张煌言等忠臣义士的名字前，尤显卑污。
如今，历史翻案风大起。对于贰臣们贪求富贵荣华偷活苟生的行为，近来不少小文人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角度，大讲特讲他们的行为是“弃暗投明”，是个人生存权的选择权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如此美化贰臣，如此解析“人性”，真真令人齿冷心寒。
历史，是用来提高价值认识的，绝不是拿来“超越”的。
国家、疆域、民族的概念因时而易，王朝更迭与政权对峙前因后继，但正义价值和道德标准，纲常伦理，应该是千年不变，历久弥新。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凛然大义的民族呼声，连同“虏”、“胡”、“鞑子”等等词语，在今天可能也成为敏感的东西。
有人会说，“历史上的女真、契丹、匈奴等等少数民族，都已经是中国人了啊。岳飞、文天祥、张煌言吗，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大谬特谬！
作为今日的中华民族统一体，满蒙回汉各族同胞，相濡以沫，携手共进。但是，中国历史上，汉族，作为主体民族，我们那些民族英雄在特定历史时期有感而发、保家为国的振聋发聩之声，当然不能被故意忘记或者歪曲。
历史上的忠奸、善恶、是非，绝不能因为民族大融炉的烈火而完全消融殆尽。这不是民族偏见问题，而是民族大义和道德价值观问题。
如果我们回避历史问题不谈，不分青红皂白，虚幻陶醉于今日的“大一统”，把历史发生过的民族抗争当成民族“内斗”，就一定会堕入忠奸不分、是非颠倒的谬误之中。
如果是非不分、不恰当地进行历史类比，我们历史上一切反抗强暴和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都将成为“阻挡历史潮流”的无谓反抗。民族虚无主义的无形恶臭，将会污染我们一代又一代年青人的心灵。
南明的历史，是一部民族的心灵痛史。南明小朝廷的腐败与内哄，丝毫不能反衬清朝的“伟大”与“光荣”。南明朝野中的志士仁人，他们为民族为国家的拼死抗争，代表了我们民族勃勃不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