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散文集之混乱年代的复杂人性-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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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士囊无使鬼钱，笔峰落处绕云烟。承明独对天人策，斗大黄金信手悬。（《贫士吟之一》）
贫士衣无柳絮棉，胸中天适尽鱼鸢。宫袍着处君恩渥，遥上青云到木天。（《贫士吟之二》）
贫士灯无继晷油，常明欲把月轮收。九重忽诏谈经济，御彻金莲拥夜游。（《贫士吟之五》）
尤其是奉寄老友孙思和的八首绝句，把当时诗人自己一家的贫赛窘涩描述得细致淋漓：
十朝风雨苦错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之一）
书画诗文总不工，偶然生计寓其中；肯嫌斗栗囊钱少，也济先生一日穷。（之二）
抱膝腾腾一卷书，衣无重褚食无鱼，旁人笑我谋生拙，拙在谋生乐有余。（之三）
白板长扉红槿篱，比邻鹅鸭对妻儿；天然兴趣难摹写，三日无烟不觉饥。（之四）
邻解皇都第一名，猖披归卧旧茅衡；立锥莫笑无余地，万里江山笔下生。（之五）
青衫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之六）
荒村风雨杂鸣鸡，燎釜朝厨愧老妻；谋定一枝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之七）
儒生作计太痴呆，业在毛锥与砚台；问字昔人皆载酒，写诗亦望买鱼来。（之八）
偶随流水到花边便觉心情似昔年
知命之年，年华老去的唐才子大半辈子风霜雨雪，愁情寒意，经历过后，胸臆又峰回路转，渐趋开阔，反而变得旷达、闲适：
偶随流水到花边，便觉心情似昔年。春色自来皆梦里，人生何必尽尊前？平原席上三千客，金谷园中百万钱。俯仰繁华是陈迹，野花啼鸟谩留连。（《寻花》）
不结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万场快乐千场醉，世上闲人地上仙。（《感怀》）
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伯虎自赞》）
谢却尘劳上野居，一囊一葛一餐鱼。早眠晏起无些事，十里秋林映读书。（《题画》）
人为多愁少年老，花为无愁老少年。年老少年都不管，且将诗酒醉花前。（《老少年》）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防？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伯虎绝笔》）
胸中无数才华，平生万般磨难，最终皆为怡然的达观所稀释，再不见激越愤慨，再不见书生意气，只有清新淡远，真正到了“明月松风天然调，抱得琴来不用弹”的境界。自傲、自欺、自负，都消隐一空，吟咏之中，胸襟开朗，笑傲江湖，竟也超越了儒释道，浮云富贵，粪土王侯，连地府也无所危惧，把死后大事当成又一次不经意的放浪漂流，如此高超的人生玄思，是何等的哲学超悟和精神解脱啊。
一日兼作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
有关唐伯虎轶事，以冯梦龙《唐解元一笑姻缘》篇幅最长，后来不知怎么就成了“三笑”点秋香。此外还见诸明朝一些非常不出名的文人笔记，如《蕉窗杂录》、《皇明世说新语》、《戒庵老人漫笔》、《风流逸响》、《诗话解颐》等，篇幅极少，往往只有几十字一个段落。据清朝学者考证，唐伯虎从未自刻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图章，存世之印确系伪造。
至于他其妻妾成群的传说，很可能因其续娶的夫人名叫沈九娘，后世无聊小道文人望文遐想，把“九娘”附会成“九个美娇娘”。最早对唐伯虎才能做出评价的最著名人物，当属明朝“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1568—1610），他这样写道：“吴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贴子者矣。余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诗文，不足以尽子畏，而可以见子畏；故余之评骘，亦不为子畏掩其短，政以子畏不专以诗文重也。子畏有知，其不以我为欲吏乎？
“子畏之文，以六朝为宗，故不甚慊作者之意。
“子畏之诗，有佳句，亦有累句，妙在不沾沾以此为事，遂加人数等。
“子畏小词，直入画境，人谓子畏诗词中有几十轴也，特少徐吴辈鉴赏之耳。”
袁宠道还为唐伯虎诗文专门进行评点，有《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共大约四卷刊印（似乎今已不存？）。
此外，唐伯虎的书画在当时已经备受推崇，与他同时代而又稍晚些的大画家徐渭也非常叹服这位前辈的绘画功画（徐渭，1521…1593，浙江绍兴人，字文长，唐伯虎死时这位狂放的大画家才两岁。徐大画家一生屡遭厄运，以至于精神失常，还因误杀妻子几乎被处死。徐渭一生放荡不羁，以共罹“奇祸”被后人把他与唐伯虎并列，称为“唐徐”），在他的《唐伯虎古松水壁阁中人待客过画》诗中也对唐寅前辈赏叹道：“南京解元唐伯虎，小涂大抹俱高古”。但无论怎样，诗、书、文、画这样的“雕虫小技”其实均非唐寅自傲之资，封建时代读书人最大的梦想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考取功名，封妻荫子，流名万世。因此，他死前不久的《梦》和《夜读》两首诗中，才使这位才子的心事暴露无遗：
二十年余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郸景，仍旧残灯照半床。（《梦》）
夜来欹枕细思量，独对残灯漏转长。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夜读》）
五百余年后，日光灯下，笔者细读唐解元留存下来的几篇八股制义，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等，佶屈聱牙，不忍卒读，文中虽然经意娴熟，八股运转自如，结构搭配巧妙，切题恰到好处，但终究读之令人感觉索然无味。即使是众多中举高官的明代文人，虽生前显赫，过后都无比落寞，其声名连唐伯虎一根毫毛也不如。
如以“与其身后万世名，不如手中一杯酒”论，两者相较，不知假使唐伯虎九泉有知，该做如何感想？
一生事业论定难，也肯冲冠为红颜 文 / 梅毅
——明清易世之际“刽子手”枭雄李成栋的反反复复
每每读明末历史，总为史可法、张煌言、陈子壮、夏完淳、瞿式耜、何腾蛟、李定国等等这些明王朝的忠臣赤子扼腕叹息，也常常因马士英、阮大铖、马吉翔、孙可望、刘承胤、陈邦傅等等奸臣佞贼而切齿欲碎。至于吴三桂、耿精忠、尚可信这样一直食明朝俸禄最终而又因个人私利反复多端的“贰臣”，无论生前死后，都为人们所不齿。上述诸人，黑白忠奸分明，一生事业易辩，就连曾为明朝浴血苦战，最后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降附清廷并“竭尽忠心”的祖大寿、洪承畴等人，也早在乾隆帝年间被明白无误地列入“贰臣传”，棺盖而论定。毋须多言，恭事二主再诚心，道德上的污点无论如何难以拭揩干净。因此，忠心耿耿与首鼠两端，气宇轩昂与猬琐低贱，刚毅伟岸与懦弱虚伪，坚贞爽直与狡诈奸滑，皆淋漓尽致，一眼望穿。
在波澜壮阔、血肉横飞的明、清交替之际，惟独有一个人的一生历程难以用“忠”或“奸”加以定夺，更难以用“好”或“坏”来对他个人加以形容——“扬州十日”大屠杀中有他为清兵卖力杀戮的前驱身影，“嘉定三屠”则完全是由他一人屠刀上举发号施令而造成的惨剧，他是击灭南明诸帝之一隆武帝朱聿键的“首功”之将，还是生擒绍武帝朱聿粤的“不替”功臣，又是满清攻灭南明江浙，福建、两广等广大地区的第一功臣；不可思议的是，也恰恰是忽然之间，这个人良心发现，摇身一变，又成为南明永历帝的不贰忠臣，与金声恒、王得仁一起在南中国“反正”，重新成为明朝的“忠臣义士”，而且蹈死不顾，死而后已。为报答一位红颜之死，这位曾经杀人不扎眼的三心二意的将军最后竟能置安危于不顾，乱流趋敌，赴水而亡，被南明天子亲口谥“忠烈”二字，赠太傅、宁夏王——这个人，就是臭名昭著、大名鼎鼎、难以定论的明末大人物李成栋！
“诸贼”出身乱世沉浮——李成栋“出山”的时局
据明末大儒王夫之《永历实录》记载，李成栋是“陕西宁夏人”，字廷玉，“起群盗，就淮镇降，屡官至总兵官，都督同知”。显然，这位好汉也是明末大起义中的佼佼者，是李自成勇将、绰号“翻山鹞”高杰的属下。李成栋自己也有个外号，名“李诃子”。虽是盗贼出身，李成栋在“义军”中干活时间应该不长。何者，从他的顶头上司高杰就可以推断得出。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10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所有这一切让本来善疑的李自成疑窦顿起。同时，高杰一表人材，资貌瑰伟。这位美男子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掠地，很少有时间亲热。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家乡乡音，很快就勾搭成奸。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看来高杰这条米脂的汉子也不错。
妇人本性多疑。邢氏给李自成戴顶大绿帽，自己反而先着慌，就窜掇高杰向明朝官军投降。当时的李自成还不成气候，占山为寇的一只毛贼武装而已。高杰本来又与明将贺人龙关系不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趁机带着李大嫂（邢氏）及一帮兵士归降明朝，一变而成为受招安的“官军”。这些摇身一变的军士当中，就肯定有日后大名鼎鼎的李成栋。
高杰由“贼”变成“官军”后，非常能干，数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即使后来他的老上司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为朝廷诛死或为贼兵所害，惟独高杰能独善其身不败，一直保存“有生力量”。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朝廷授高杰为总兵，命其驰救山西。天下纷乱之际，高杰盗贼本性重犯，面对势若山来的李自成军连战连北，但在败退途中仍“纵兵大掠”，一丁点儿没有“官军”气象（相反，当时的李自成倒一改昔日凶残面貌，爱民如子，加上李岩等知识分子出身的书生帮忙，宣传搞得不错，老百姓乐呵呵地瞎唱：“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高杰率兵南遁。南明的弘光帝（福王朱由崧）封他为兴平伯，以扬州为驻地。由于高杰部队抢掠的恶名远扬，扬州士民把四城紧闭，防贼一样紧守，不让高杰部队入城。高杰震怒，勒兵攻城。同进，他还派兵于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使得“民益恶之”。如果在平日，不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其时也，内忧外困，朝廷正倚重武将，而且弘光帝又深感其“推戴之功”。无奈之余，史可法也从中“和稀泥”，把瓜州让给高杰部队进驻。高杰知道扬州城他也攻不下，就顺势收下史可法的“人情”，不久，奉弘光朝廷命令，移镇徐州。
高杰本性强横，与“兄弟部队”如黄得功、刘泽清等明领关系恶劣，不能协同作战。但是高杰最后也深为史可法的忠义所感动，真的与之商议“恢复”之业，并自告奋勇，领兵奔赴归德，直逼荆、襄之地。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2月，高杰抵达归德，命令驻守睢州的明朝总兵许定国来拜见自己。乱世之际，武人都想拥兵自重，最怕的是被人调离原先的守地，如此，则恐羽翼尽失，任人宰割。因此，高杰的到来让许定国非常担心。此外，高杰还在李自成手下当“贼头”时，有一次他率兵袭取许定国的老家太康，当时曾杀光了这位明将的一家老小妇孺。如此深仇大恨，许定国自然不会忘却。
许定国先卑辞下意装孙子，推诿睢州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同时，他又派人送信要高杰到睢州来“视察”他自己的工作。高杰欣然接受，按时赴约。其属下李成栋等人都劝他不要这么轻信许定国，“（高）杰心轻定国，不听，遂入城”。酒席宴间，高杰喝得高兴，又觉得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