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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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官员手中。5 山西大学的教学课程1902年9月，我们与山西政府就修建合适的教学、办公用房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合同。涉及到的建设项目包括：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招待所以及机械工程、绘画、化学和物理、试验、医学、数学、法律和文学等学科的教室。学校设立了为期三年的预科课程，向学生教授通过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所必须的一些课程；预科之后是另一个为期三年的毕业课程，期间学生将学习以下专业科目：法律、科学、医药学、机械工程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学生修完学业并通过毕业考试，将由政府授予学位；获得学位的学生将享受同中文部的毕业生——不论是秀才还是举人——同样的待遇，由省巡抚或学政简拔使用。每个学生根据各自费用不同，每月可以得到二到八两银子的助学金，但这笔费用由省财政出，而不是从西学部的基金里支付。我强调所有的教学都用汉语，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大的成效。6 在上海成立的翻译部关于课本问题，我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翻译部，包括十名中国翻译人员和作者以及一名日籍翻译人员，由一名外国人即窦乐安（）牧师任总监，负责管理。它为山西大学准备的教材有：从周朝开始的《中国历史年表》；罗素·华莱士所著的《神奇的世纪》，配有图表；梅耶的《通史》，附有大量地图和图表；文学博士吉本（）所著《欧洲商业史》，日本东京学校的系列标准教材，两册算术，两册代数；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物理学、教学法等方面的书籍，都附有图表；《二十世纪普通天文图集》，附有彩色卷头插画以及二十二幅巨大而漂亮的钢版印刷的插图；配有二十四张漂亮的大型彩色地图的《物理地理》；从剑桥的《名人辞典》中选取的一千个名人的传记；辛之（）所著《世界的故事》。翻译部存在了六年。后来由于经费短缺而关闭，但它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7 袁世凯承诺资助课本的翻译学校成立后，东下途中，我去保定府我访问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我告诉他，在办学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难题是缺少合适的中文课本。我打算从山西大学的基金里每年拿出10，000两用于为学生准备课本。他回答说，这主意不错，他愿意资助10，000两，并且动员北京的教育大臣常宝希资助同样的数目。他还保证，山东和河南的巡抚也会每人资助10，000两。这样，学生很快就会有课本用了。但这种高尚的承诺一直没有变成现实。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朝廷诏令每个省建一所大学
8 朝廷诏令每个省建一所大学 我关于建立一所实施现代教育的大学、以彻底平息中西之间的纠纷的观点，得到了全权大臣的赞同。不出三个月，朝廷颁布诏令，要求在每个省会城市都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有趣得很，为这些大学拨出的启动资金的平均数与我为山西大学要求的一样多。这个计划使中国一时间充满了希望。一种学习西学的热潮迅速漫延了整个帝国，许多寺庙被改成了学校。然而，要求一个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轻而易举地迅速改变她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教育体系，而代之以一套舶来的外国制度，只不过是异想天开而已。尽管有数百名政府官员去日本作过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尽管有三万名学生被派往海外以短期课程的形式探讨统治和教育的艺术，但还没有一位朝廷高官出国研究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9 张之洞的教育计划，1902年然而，要找到一个人，既拥有把握新情况的足够的知识，也能有效地处理这样的问题，是不容易的。中国政府能够想到的最优秀的人选是张之洞。他被指派用一年的时间设计一套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他的方案体现在一部鸿篇巨制的报告里，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奠定了一个权威的基础。他设计的教育制度有两个错误。第一，他没有把旧学校的学生作为新式学校的生源，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帝国内最好的资源；第二，他竟然打算将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在这样的学制基础上：学生要受到充分训练，至少要用去十六年时间。我在北京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909年，离他去世只有几个月。他为中国设计的教育制度完全是从日本照搬来的。我劝他通过提供适合各省通用的教材，为他的教育方案增添些光彩。他回答说，那太难了。我建议他，既然已有那么多留学生学成归国，那些在他们的专业上最优秀的学生应当被安排去编写教材，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全国教育工作的一致而高效。听到这里，他摇摇头说，尽管那些学生在外语方面可能很有长进，但他们的中文并不好，难以用恰到好处的中文来写书。于是，他要求我准备一些教材，所有费用由他支付。告别时，看到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我请他不要出来送我，但他坚持陪我走过一座又一座院子。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是：“我确实很希望能够早日看到教材，你多费心，钱我会给的。”我指了指自己灰白的头发，回答说：“这工作应由年轻人来做了。”说完，我们就分手了。10 总教习敦崇礼山西大学西学部的第一位总教习是敦崇礼牧师。他是文学硕士，来于格拉斯哥。山西大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非凡的工作热情、永不疲倦的精力、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字的广博知识，以及他的聪明睿智和处理事务的实际工作能力。作为一个无畏的、诚实的和能干的管理者，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1905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1906年8月，他这在久病之后去世，年仅四十五岁。所有知道他的人都哀悼他的辞世，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清政府追授他一品光禄大夫，赏红宝石顶戴。在合适的继任者出现之前，文学硕士、法学士路易斯·R·O·毕万（）教授被任命为代理总教习。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即1906－07年间，学校招生人数达到了历年来最多的339人。也是在同一年，山西大学的25名学生被送往英国学习铁路和矿业机械工程。其中有23人是由山西省政府资助的。这一步是最富希望的一个标志，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山西未来的福利取决于她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运输手段的改进。11 重访太原，1907年1907年秋，原来在温州传教的苏慧廉牧师被任命为山西大学西学部的总教习。当地一位士绅，也是一位翰林，对我们非常友好，对山西大学所做的工作也给予了真诚的赞许。在我1908年访问山西时，他是山西省咨议局的议长。一天，他把所有院系的学生都召集到了省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学生们穿着不同校服，在乐队伴奏下列队走进广场。他和其他一些官员把我带到博物馆的二楼上，从那儿可以居高临下地将各个院系一览无余。学生们穿着五颜六色的制服，那场面十分壮观。议长发表了讲话，其中提到聚集到广场上的学生将近两千人，有军事专业的，有农学专业的，也有的来自不属于山西大学的师范学校——因为它们的骨干教师都曾在大学里接受过教育。并且不仅在太原，就是在山西的所有其它城市，赖于山西大学的带动作用，也都开办了类似的学校。同一年，我还很高兴地看到，1902年我呼吁兴建的铁路竣工了，在太原和北京之间开通了定期列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辞去名义校长的职务
12 辞去名义校长的职务1910年11月，我收到了陕西省政府和省议会的邀请函，一再邀请我从欧洲回来后在去上海之前来山西大学访问。到达太原后，省政府要员和议会议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举行了欢迎酒会。其间，他们高度评价了山西大学对整个山西省做出的巨大贡献。考虑到现代教育已在山西深深扎下了根，永远不会被人拔除了，我想向政府官员和学生们表明，我不打算将学校的控制权掌握到最后一分钟——十年合同期到1911年春天结束。于是我决定立即将学校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政府。11月13日，举行了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承诺继承与教授们签的工作合同，并继续扩大学校规模。当时山西大学共有八名外籍教授，另有十四名中国教授和教师协助工作。13 巡抚岑春煊在我管理山西大学期间的第一位巡抚是岑春煊。岑是江苏人。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出北京、流亡西安时，他曾陪侍左右。作为对他忠心耿耿的服务的奖赏，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后来，他凭着自己的行政能力、廉正的操守和勇气，而成为帝国中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据说，在把他提升到种种困难的职位上时，他的敌人从不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希望他因为失败而垮台。他曾成功地避免了联军对太原的讨伐。不久，四川省陷于混乱，一场反叛势所难免。在他被升任四川总督后三个月内，全省彻底恢复了安定局面。接着，他又被调往广州。当时广东和广西两省局势复杂，多年以来就处在叛乱的边缘。历任督抚都未能恢复秩序。即使岑春煊到任后，也无法轻易使局面改观。于是他上奏皇帝，说明如果北京在广西任命一位只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巡抚，他不可能在安定秩序方面有所作为。在中央政府授予他全权后，两广秩序的秩序很快就得到了恢复。他的手段与中国那些有作为的军事将领所采取的没有两样。不论在什么地方，一旦发生轻微的暴乱，他都下令立即处死领头的人。没有哪个官员敢于延误执行他的命令，因为那样的话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因而，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中国当今最有能力的绥靖者。后来进京面圣时，他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勇气：他毫不犹豫地、随时随地地揭发贪污腐败的高级官员。在中国的所有高官大吏中，他是唯一一个敢于弹劾北京的最高权威——庆亲王——的人，迫使庆亲王在慈禧太后面前认罪服输。然而，当北京的高官们联合起来，搁置他的弹劾折子时，他拒绝继续为政府服务，一度回到上海安享天伦之乐。1913年，孙中山和黄兴发动叛乱，反对袁世凯总统。岑春煊在他人撺掇下，站在叛党一边，反对共和政府。叛乱被平定后，他同叛乱分子一起消失，从此默默无闻。14 其他几位山西巡抚接替岑春煊担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是汉军正蓝旗人。山西大学西学部的总教习敦崇礼先生发现，赵尔丰对有关大学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后来，在他担任武昌总督 时，我拜访了他，那正是他转赴四川任四川总督的前一天晚上。谈话中间，我表示很遗憾中国当前没有真正的总督，也没有真正的巡抚，这使得中国处于极为危险的无政府状态。我表达看法的这种方式使他十分吃惊，要求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于是，我指出，总督和巡抚的调任过于频繁，经常几个月就换人，不论一个人的才能多么突出，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弄清他所管辖的省里的情况，也没有时间采取改革措施，因而总的效果就是各个省里都没有管理者。山西的另一位巡抚是个满洲人，叫恩寿。他对山西大学的态度不错，曾授意山西布政使拨出1万两银子，为大学增购器材。我任山大名义校长期间的最后一任巡抚是丁宝铨。他是历任巡抚中对山西大学最友好的。除了对山大的悉心关照外，他还费了很大的力气建设师范学校，为整个山西省培养师资。如果把我与那些跟山西大学有关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概括，那可以这么说：对我的管理工作，他们从来不加干涉。在每年5万两银子的办学专款到期之日，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予以支付。当我把办学合同交还给山西政府时，那种普遍的快乐和感激之情超乎我的预料。还有，为了表达对敦崇礼先生卓越的奉献的感激，他们在山西大学校园里边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颂扬他的诗句。
15 革命对大学的影响 在1911年爆发的革命运动中，丁宝铨的继任者被刺杀，城区大部分遭到破坏。但革命派却没有触动学校的建筑。学校的财物总监，一位姓高的基督徒，以前曾是我妻子的写作助手，在每不同教室的所有门上、在学校的所有建筑物的门上，都贴上了外籍教授的名片。叛乱者不敢触动外国人的任何财产。在革命运动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局势一直非常混乱，经费也接济不上，教授和学生们零落四方。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改革诏令
1 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改革诏令就如同败于日本的屈辱导致了1895－1898年的改革运动，1900年中国遭受的耻辱也唤起了改革派全新的激情。上海的学生成立了自己的协会；北京和其它一些城市成立了各种教育和文学社团。一种新的动力被灌注到了上海的教育当中——在广州人和宁波�
